万达给“潘金莲”坐“板凳”：到底谁在搞垄断？

最近，笔者一直很喜欢的导演冯小刚遇到了不顺心的事。他在顶住各种压力下拍摄的现实题材电影《我不是潘金莲》遭遇了万达院线的冷落。11月18日，冯导通过微博发表《潘金莲致王健林的信》提到：“目前，该片在全国其他院线排片平均值为40%以上，在贵集团的排片率仅10.9%。”此外，信中以“早日成就垄断大业”，暗讽万达排挤电影制作与院线领域的竞争对手华谊兄弟，难免给公众留下万达要垄断电影业的印象。

对此，同样快人快语的王思聪随即在微博中抖出华谊曾挖走万达院线管理层，当事人违反竞业禁止条款，涉嫌不正当竞争的问题公之于众，并反呛：“只准你们排片挤走别人，不允许我们对你片的不看好而降低排片？”

对于“排片挤走别人”的话茬，冯导并没有在后续的微博中接，只是表示：“……我认为，尊重市场规律，也是一种敬业，还是那句话，消消气儿，我一直关注你，最喜欢的就是你的襟怀坦白，耿直！”

抛开华谊从万达挖角人才是否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不谈，两人隔空喊话引发的广泛关注，客观上有利于可能在商业回报上并不被王思聪看好的电影《我不是潘金莲》扩大宣传。但这随之也抛给襟怀坦白、耿直的旁观者们一个问题：到底谁在搞垄断？到底谁可能涉嫌违反《反垄断法》？

首先，万达院线拥有因循市场规律，自主安排播放影片的自由。如果万达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那么其单方面地冷落竞争对手投资的电影，甚至完全不上映这样的电影都是不违反《反垄断法》的。

而依据《反垄断法》第十九条，只有市场份额超过50%的经营者，才有可能被推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并由其提出反驳的理由与证据。例如像“3Q大战”引发奇虎诉腾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时，腾讯QQ就因市场份额高于50%被推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但根据公开数据，如按全国范围的票房收入计算万达院线市场份额，2016年前三季度万达院线票房收入57.6亿元，占同期全国票房收入354亿元的16.27%，离推定市场支配地位的门槛还很远。即便是按城市来界定相关地域市场，由于电影院线行业参与竞争的企业并不少，万达院线的市场份额在各一二线城市也很难超过50%。而且由于近年来影院数量增加，一二线城市观众在同一城市选择非万达影院的转换成本低，可以用脚投票。

相比之下，真正可能涉嫌违反《反垄断法》的，反而是为了保证自己投资的电影能够在档期内获得最好的上座率、兑现盈利承诺，而组织各院线统一排片率的行为。这种做法本质上限制了各电影院线根据市场需求，以及自身对不同影片商业前景的预判，通过不同的排片安排开展竞争。而万达院线给电影《我不是潘金莲》的排片率显然严重地背离了其他院线的“共识”。

至于，一致给《我不是潘金莲》很高排片率的院线是否存在共谋，是否违反《反垄断法》，仍有待负责查处非价格类垄断协议的工商总局依据职权或举报来调查。而就在不久前，安徽省工商局才刚刚处罚了信雅达、北京兆日科技、上海海基业，在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组织下，实施划分市场的垄断协议。这与国家发改委查处云南电信监管机构组织电信运营商限制补贴竞争的案件遥相呼应。可见无论是上下游企业，还是行政机关促成垄断协议，都应依据《反垄断法》处罚。因此，电影业亦不能豁免。甚至早在2012年2月，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向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发出的《关于进一步规范电影市场票务管理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也因存在涉嫌限制院线价格竞争的条款，引起了国家发改委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关注……

“你垄断！”“我不是垄断，你才垄断！”之类的相互指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竞争对手之间，对公众而言是件好事。因为这至少说明竞争对手之间形成了共识：存在市场竞争是好的，而垄断是坏的。

只不过，相比可以通过执法来惩罚和叫停的垄断行为而言，能否改变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独揽外国影片进口权这样的政策性、结构性的独家垄断，对我国电影业的影响才更大。当实施了两千年的盐业专营即将放开之际，当民营企业也可从海外进口油气资源时，放松对外国电影的进口，让更多非美国产地的外国影片可以在更多中国电影院线放映，受益的不仅会是观众、院线、越来越重视中国观众的外国电影业工作者，以及从中受到更多启发与更多竞争压力的中国电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