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孤独的陈映真

陈映真走了。这位与中风搏斗了十年的台湾作家，终于还是在他七十九岁的时候，病逝于北京。他的去世引发悼文无数，尊敬、喜爱他的读者们纷纷以各种形式纪念他，但这种身后的热闹，却与他生前的落寞形成对比与反差。借用陈映真悼念戏剧家姚一苇的文章标题，他生前一直经历着的，是“汹涌的孤独”。

孤独的原因有很多。时代、社会的变化，理想主义的退潮，严肃文学的边缘化，年轻人对消费主义的沉溺等，都让执著于一己信念的他，显得有些“落伍”甚至“过时”。而在这些原因之外，作为“台湾最大的‘统派’知识分子”，陈映真最感孤独的，莫过于两岸分离导致的“中国认同”撕裂的潜在危险。

这种撕裂，直接反映在了他的作品之中，如1960年的小说《乡村的教师》。小说男主角吴锦翔出生于殖民时代的台湾，尽管他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尽管他认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然而他却不知道如何成为一个“中国人”，虽然他内心深处认为自己的确是一个中国人。对他来说，“中国人”的意义与内涵是不确定的，这让他感到痛苦与不安。

某种程度上，这可以说是陈映真本人的自况，就像福楼拜说过“包法利夫人就是我”一样，陈映真也可以说，吴锦翔乃至他笔下为数众多满怀爱国热忱、忧心中国命运的知识分子，都是他自己。

陈映真之所以形成这样强烈的国家认同，和他自身的遭遇是分不开的。他出生于日本殖民时代的台湾，经历过国民党专制统治，小学无意中翻出父亲收藏的鲁迅小说集《呐喊》，一读之下，从此“成为一个充满信心的、理解的，并不激越的爱国者”，工作之后偷偷阅读毛泽东和马克思的书籍，导致他被捕入狱。身为虔诚基督徒的父亲前去探望身陷囹圄的他的时候，曾经对他说过：“孩子，此后你要好好记得：首先，你是上帝的孩子；其次，你是中国的孩子；然后，啊，你是我的孩子。” 陈映真毕生所寻求的，正是“上帝”所代表的真理和爱，再加上中国人的意识。

而这也是让陈映真感到无比孤独的所在。日本殖民时代给台湾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创伤，而在抗战结束后，随之而来的国共内战与冷战造成的两岸分离，又导致这一精神创伤长久无法愈合。形形色色的台独运动，便是这种创伤发作导致的恶果。对此，陈映真以“死不改悔的统派”自傲，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一直与台独分子展开较量，从未退却，哪怕外部形势有时不利于他。最终，他选择回到大陆寻根追源，并安息在了这片他念兹在兹的土地之上。

陈映真小说研究者赵刚曾经说过，陈映真的小说其实是一部台湾的当代史，而陈映真一再强调，“台湾的历史（尤其是近当代史）是中国历史的一有机部分”。在这部台湾当代史乃至中国当代史之中，我们能够读出的，是时代的血泪和伤痕。陈映真已逝，如何让后来的“陈映真们”不再孤独，这是需要我们去思考和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