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陈映真｜“历史面前，他选择了理想主义者应走的路”

过去几天，台湾作家蓝博洲通过微信分享的所有内容都只与一个人有关，就是陈映真。

11月22日，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台湾著名文学家陈映真先生在北京与世长辞。消息传出，海峡两岸各界同感悲戚，纷纷表达哀悼与追思。正在北京讲学的蓝博洲作为青年时代就深受映真先生影响、得到映真先生栽培及帮助的后辈，接受了新华社记者专访，深情追忆与映真先生的交往，礼赞映真先生勇敢捍卫真理、热爱国家人民、追求两岸统一的光辉一生。

他是一位敢担当的启蒙者

陈映真之于蓝博洲的影响，与许多人一样，始于文学。三十多年前，蓝博洲还在念大学，当时的台湾还处在戒严时期，社会氛围肃杀，人人噤若寒蝉。身为学生的蓝博洲内心十分苦闷，只好回到文学世界中去寻求心灵的慰藉和思想的出路。在系统阅读台湾现实主义文学的过程中，他被陈映真的小说深深吸引住了。

蓝博洲第一次见到陈映真是在1981年。“有一次《中国时报》副刊主编高信疆先生举办文学周活动，请陈先生演讲，几百人的大厅爆满，我也慕名而去。”蓝博洲说，在当时的台湾，高举左翼统一旗帜、肯定大陆社会主义道路的陈映真无疑是极为“另类”的，更何况他为此曾遭受七年牢狱之灾，是当局“黑名单”上的人物。

后来，身为学校文学社社长的蓝博洲又邀请陈映真到校演讲。陈映真当时讲的题目是“大众消费社会的文学家和文学”。“陈先生大声疾呼，作家应该有意识地抵抗人在消费社会中被商品所异化的危险。”蓝博洲说，在经济刚起飞的台湾，很多人沾沾自喜于物质生活的丰裕，但陈映真看得更为深刻，直指资本主义体制和帝国主义经济霸权对人性的扭曲和对弱者的压榨。他的呼喊超前于时代，之后看来不啻先见之明，发人深省。

1983年，蓝博洲发表了第一篇小说，从此走上写作之路。稍后，他看到了陈映真不畏当时岛内的政治禁忌，发表了《铃铛花》《山路》等勇敢揭露1950年代白色恐怖历史的系列小说。“通过他的小说与报告，我第一次具体地触及到那段历史。我也因为这样的启蒙，有了想进一步认识台湾历史的渴望。”蓝博洲说。

他是一位充满爱的领路人

1987年，蓝博洲加入了陈映真主持的《人间》杂志，成为报告文学工作队伍的一员。他的第一个任务，是陈映真策划的“纪念‘二·二八’四十周年台湾民众史”专题。在当时岛内的政治社会背景下，这是一项极为不易的报道工作，对于年轻的蓝博洲而言自然更加困难。他写的报道被陈映真退了稿。

“因为禁忌犹存，采访困难，我感到这个主题无法进行下去，想要放弃。但陈先生鼓励我说，写得很好，继续做下去吧。”于是，年轻的蓝博洲重新又一头扎入历史的迷雾，在各种材料中寻找蛛丝马迹。终于，他在一本军方的小册子里发现了线索，进而“发掘”出了牺牲在1950年代白色恐怖下的台籍中共地下党人郭琇琮的事迹。

以郭琇琮为主人公的报告文学《美好的世纪》在《人间》杂志刊出后，获得超乎意料的反响。“这一次，陈先生给了我真正的肯定，又说杂志虽然不能每期都登这样的文章，但要我一定继续写下去。后来，我侧面听说，因为刊登《美好的世纪》，陈先生曾被当局约谈，杂志也面对某种程度的压力，但陈先生都一肩顶了下来。”回忆往事，蓝博洲十分感念陈映真的担当与鼓励。

由此，蓝博洲真正走入了长期被湮灭的历史现场，其后数十年来不断将那些为了国家、民族前途而英年牺牲的台湾进步人士的热血事迹公之于众。陈映真先生的情怀、栽培和支持，无疑对青年蓝博洲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在杂志社，陈先生并不以老师自居。他说，你们的老师是采访现场，是受访民众。题目都是我们自己去找，他从不命令我们。每次编辑会议讨论选题，他都让大家脑力激荡，让年轻人能说话、敢表达。”蓝博洲说，这就是陈映真培养青年的方式。而最令他难忘的，是陈映真告诉他们的采访准则：作者决不能利用受访者的不幸和悲伤，来成就自己的名声，更不能高高在上，应该站在底层民众的立场上，帮助不能发声的人们发声，解决问题。

“被白色恐怖迫害几十年的老先生、老太太眼眶里噙着热泪，把一辈子都没有告诉别人的故事讲给我听。在《人间》杂志，我学到最珍贵的东西就是对人的尊重，这也是陈先生文学和政治思想的核心理念。”蓝博洲说。

“陈先生每次见到我，总要问没有固定收入的我生活有没有困难。他赴大陆讲学前几天，我开车载他回家。当时，他的住处因为替亲人作保已被银行查封。没想到，他却反而关心地询问正在搬家的我缺不缺家具。那是我最后一次在台湾见到他。”谈起离别，蓝博洲有些伤感。

两人再相逢已是2005年台湾光复60年之际，在中国作协宴请台湾作家参访团的餐会上。“心脏动过大手术的陈先生告诉我，一定要设法把自己的文章发表在主流媒体上，要扩大影响力。我钦佩他的战斗力。”蓝博洲说，“他读了我的小说《藤缠树》，说欠我一篇评论，要好好写。当时人很多，没法多说话，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他是一位有思想的爱国者

蓝博洲记忆中的陈映真，器宇不凡，性格温和，没有架子，很少疾言厉色，但在思想上却是十分敏锐和严肃的。“陈先生的作品是十分迷人的，《我的弟弟康雄》曾是年轻时候三毛的床头书，他的影响力可见一斑。但他有着更宏大的视野和关怀，他不是为文学而文学的人。”

陈映真先生一生发起、参与了多场文学和思想讨论，他为真理而战，为民族而战，为追求国家统一、反对“台独”而战。蓝博洲认为，陈映真在思想上给两岸留下了深厚的遗产，他关于战后台湾历史的理论思考对台湾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陈先生是一个很注重理论思考的人，对于各种面目的‘台独’言论，他往往在初露端倪时就能一眼看穿，并且毫不留情予以批判，这是很多人做不到的。”蓝博洲说。

李登辉上台之后，岛内外政治局势发生巨大变化，看到海外“台独”组织在李登辉当局默许下回台发展的恶势，陈映真暂时停下了他小说创作的如椽大笔，义无反顾地投入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参与筹组“中国统一联盟”，并于1988年4月被选为创盟主席。其后多年，他往来海峡两岸，为推动两岸交流和国家统一奔走呼号，殚精竭虑，矢志不移。

“陈先生是一个善于寻找同志、团结同道的人。早年，他从报纸上读到钟理和的小说《草坡上》，惊讶于在‘反共文学’甚嚣尘上的年代竟有如此充满乡土气息的作品，就给作者写了一张明信片表示肯定和支持，这张明信片现在还在钟理和纪念馆里展出。”蓝博洲说，这是陈映真一以贯之的做法，而他对大陆作家也是充满热情的。

一次，陈映真与蓝博洲应邀赴韩国出席会议。蓝博洲回忆说，午饭时，陈映真先生带着他主动和与会的几位大陆作家坐到了一起。“他对我说，不要让外国人以为两岸作家坐不到一起。陈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总是以国家、民族为重。”

1979年，陈映真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自知我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微不足道的。驮负着与我的才能不称的关爱，我决心不论今后的生活多么艰难，我要把这只笔献给我所爱的中国和她的人民。”蓝博洲说，当历史走到陈映真面前时，他选择了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应该走的路，这段话是陈映真用一生去实践的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