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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虚就实︱瞿骏、周月峰:近代史研究如何成为“攻玉之石”

瞿骏 周月峰
2016-12-03 10:58
来源:澎湃新闻
私家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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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研究中心教授杨国强先生的召集下,11月26、27日,“多样的变局——中国近三百年之转型”学术研讨会在沪举行。同去年的会议一样,报告人均为青年学者,地域上则不限于上海,而是扩展到北京、武汉、成都、台中。这次讨论会分作四场,主题分别为“明清传统的再认识”、“清末民初之变与不变”、“20世纪中国史研究的贯通”、“文史互通与近代中国研究的新境”。王家范、程念祺、周武、张剑、杨国强等先生担任点评人。虽然会议不用提交论文,但报告人主旨明确,阐述明晰,讨论踊跃而热烈,与会者表示很受启发。应编辑之约,报告人整理了自己的发言稿,由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发布。

瞿骏:近代史研究如何成为“攻玉之石”

去年的会议发言发表在澎湃新闻的时候,起了一个很惹眼的标题叫《近代史研究怎样走出麻木的状态》,很有点大言不惭的味道。今年思考的问题于此有些延续,因此是大言不惭的2.0版,但必须说明文章仍是针对自家困惑的一些提问,下面将要提到的研究困境和虚悬目标体现得也是提高自身研究水准的私愿。近代史学界早多有学者走出了此种困境,并达到了那些目标。

先从一位我很钦佩的同辈学者谈起。这些年我一直在做的课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地方特别是在江浙地区的展开和地方读书人对此如何回应。在研究过程中,我常常兴奋于在图书馆、档案馆找到了新材料,也常沾沾自喜于这个课题前人尚无太多研究,找到了一个经常能挖到富矿的领域。那位朋友在相关问题上成绩显著,所以对此有些兴趣,遂向我索看一篇新写的文章。看完后她当然有一些谬赞,但重要的是最后一句话:“你的研究确实丰富了五四的历史图景,但对于既有的那些五四大叙述,她的意义是什么?”

这个问题可谓“一击中的”,让我真切地感到目前研究的困境所在。当然对她所提问题的直接回应,有待我进一步深入思考。这里要说的是一些更大范围的问题。所谓“研究的意义”大概每个学者都在思考。在我看来“研究的意义”很大程度上不是自己去述说的,而是取决于你的作品真正对读者(这里基本指从事专业研究的读者)能造成多大的刺激,再通俗一点说就是“请给我一个阅读你研究的理由”!这个理由当然可以是新史料,也可以是前人无太多研究,但这样说出来似乎轻了一点点,若要让它坚实一点,大概要问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坐标图中,你作品的位置在哪里?在中国历史的研究坐标图中,你作品的位置在哪里?在历史和文学(也可以是其它人文社会学科)共同关心的问题上,你的贡献是什么?而未到百年的中国近代史学科好像仍未产生足够的,有前述“沉甸甸之意义”的作品。这样说并不是苛责前贤为何写出的经典不够多,因为学科毕竟年轻,同时也并不是对在座同仁喊话,要写出经典,这实在是一桩需要综合资质、运气和其它各种条件的事业,而是想说在如此状态下,中国近代史表现出了一些看似合理,其实却颇有反思余地的现象。第一即在史料。

对于历史学来说行规是以史料为基础,以叙事为方式来作文著书,正如杜维运所言:“无叙事即无史学。曾经波澜壮阔的往事,翔实而生动的叙述了,史家责任便已经尽到大半。所谓综合、诠释是叙事以后的事。有叙事而无诠释、综合,仍不失其为史;有综合、诠释而无叙事,则将流于玄学家之言,难以跻身于历史之林。”因此大概无人会反对史料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性,但具体到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这个问题要复杂一些。

在去年的文章里我曾说过目前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状态是史料“多而犹嫌其不足”。此种状态引发的困局还不在生命有限,史料无限(学者生命俱有限,但一生均当以读书为要务,若将书看作广义的史料,则此问题自然消解)。困局真正在于第一,这或会造成作文以炫博猎奇为旨规,而围绕此等文章亦难有公论形成。这种状况与1920年代诸学人好开国学书目的风气有相似亦有不同。相似之处是胡适、梁启超所开书目中也多被人如钱穆认为是当时“不经见书”。不同的是钱穆谓其案头“时有未备”之书,“察诸各校图书馆,亦每有所阙”的情形随着数据电子化的发展已大大改善。但吊诡的是,目前书(史料)看似前所未有的“大备”和“足备”,但不读易“经见”书,而求自己得见,旁人未见的状况却更蔚然成风。诸多近代史文章所用史料常为“独有”或“小范围有”,往往难得复核,重读,更不用说任人观玩。因此其所引之史料究竟是否读对或是否读懂,实莫衷一是。其所论经常不得谓之是,亦不得谓之非,常令其他学者处于一个尴尬而最后竟至于不读的状态。而目前史料之“独有”或“小范围有”却俨然已成近代史学界治学段数评价的当然理据,基本浑然不觉此种流风所及造成的影响。

第二,不读全书之流弊愈演愈烈,金毓黻曾说:“天下无便宜事,读书想占便宜尤不可能。读书不窥全录,善阅节本,或不阅本书,先读通论,忘本逐末,徒驰口说,凡朴学之士,必不出此也。”金氏大致针对的是如何读经典,尤对梁启超的说法不以为然。不管梁氏等如何提倡经典之易读、快读和“节读”,他们自己读完的“全书”无疑相当多。即使在当下,中国古代史同仁也基本重视读十三经、四史、通鉴等“全书”来打基础,在此基础上再来扩充史料。返观近代史研究,读全书之要求经常被吾等以史料浩瀚,考核紧迫等为由搪塞过去,殊不知所谓近代史不过是为了研究便利的分期,四史、通鉴等一样是吾等可窥的“全书”,且已多有近代史大家示范过读此等“全书”的事半功倍和后劲无穷。同时如落实到具体题目,或也当以有无此人物、此事件之“全书”作为重要的选择标准(“全书”兼新出是最好,但“全书”当为首要,新出则未必)。做一题目若无相当数量之“全书”为基础,而只凭零散史料,或需围绕数据库打转,大概是一流高手所为之事,对于初入行者尤为不宜。

史料说完再谈一谈眼光。做历史无时无刻不脱各种看历史之眼光的影响。1921年顾颉刚曾向夏士桢写信索要各种祠规、谱目、祭仪与谱序。若看这些大概只能感受到新史学所倡导的“史料扩充”,但“史料扩充”后要做什么可能更加有趣。果然顾氏紧接着问了一串问题:“你们族里的规律严极了,有死刑(同宗相奸),有笞刑(骂尊长等),不知道有没有实行过?在实行的时候,如死刑等,要不要受官厅的牵制?你们那边别家的祖规,也有这样的严否?”

这些问题背后都展示着顾颉刚的五四眼光。我们会发现此种眼光帮助顾氏发现了不少以往少获关注的历史面相,但遮蔽也甚深。从信中不难看出,夏氏族规或已属各地各种族规中之严苛“异类”,其中关于死刑、笞刑的规定则属于“异类”中的“极端状态”,若一旦实行则属于“极端中的变态”,但顾颉刚最关注的恰是这“极端中的变态”,而似对家族运行之常态毫无兴趣,这正和他两年前所写的《对于旧家庭的感想》相契合。由此提醒我们在受看近代史常用眼光(比如共和眼光、党国眼光、1949年眼光)之惠的同时,或也经常要反思这些眼光的不到之处与限制之处。限于时间,此问题实需要几篇专文来论述,这里仅举一个例子。

党国眼光是我们目前观察1928年后之中国历史的绝佳武器,它有效弥合了1949年前后的裂隙,同时也能帮助我们部分摆脱共和眼光,而更多去考虑清与北京政府时期的变与不变。但需注意党国形成时和形成后新的面相太多,而导致我们经常去观察如何从旧入新。而较少考虑到即使是断裂,由猴子变成人式的绝对之变极其稀有,大多是新的东西加进来,有时是旧的东西加进去,有时甚至是什么都不加,不过是排列组合的方式换一下,但呈现出来可能都是新的面相。吕思勉就曾拿农民银行与宋代青苗法作对比说:“又如农民,大都缺乏资本,不能无藉于借贷。王安石的青苗法,现在大家都知道其立意之善了,然其办法不甚合宜,也是不能为讳的。其最大的病根,即在以州县主其事。人民与官不亲,本金遂借不出去,而官吏又欲以多放为功,遂致弊窦丛生。现在的农贷,主其事者为农民银行,与其人民隔绝,自不致如地方官之甚,然其于地方情形的不熟悉,亦与官吏相去无几,至少在他初办时是如此,然亦欲以多放为功,就有土豪劣绅,蒙蔽银行,伪组合作社,以低利借进,以高利转借给农民等的弊窦了。”

这段话说明在党国眼光下,或能见地方党部在农村各项事业中扮演的角色,或主义力量之推行对乡村建设的影响,但未必能体察到官吏“以多放为功”的心态,政府和人民的隔绝程度与中间层如何利用此种落差来渔利的手法,这些当然可以借助东西洋的理论来阐释,但若能有吕氏般读过二十四史“全书”的统摄之巨眼,或更能见历史之妙谛吧。

周月峰:历史学习中的“中段意识”

章开沅先生曾说,要从真正意义上理解辛亥革命,必须要看“三个一百年”,也就是辛亥革命之前的一百年,辛亥革命以来的一百年,以及放眼今后的一百年。如此才能梳理历史,认识现在,展望未来。

章先生立于史学彰往察来之大义,有着以过去展望未来的现实关怀,不过,这同样也是一种认识历史的方法,以一前一后各一百年来加深对辛亥百年的认知。其实,此是章先生一以贯之的治学思路。早在2001年,他便明确指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出路,在于“走出中国近代史”,需要上下延伸。或是受章先生影响,王奇生老师也反复强调,“民国史的出路在走出民国史”。两位先生都是在学科整体发展的层面立论,同时也显示了他们个人治史时贯通的眼光。

贯通与专精,是古今无数学人治学时都曾反复思索的一对关系。史学大家严耕望甚至将其列为治史“原则性的基本方法”第一条,提出“要‘专精’,也要相当‘博通’”,“为要专精,就必须有相当博通”。严先生谈史学方法注重“实际有用”,他谈“博通”也是如此。具体而言,研究一个时代,或一个朝代,“要对于上一个朝代有极深刻的认识,对于下一个朝代也要有相当的认识;所以研究一个时代或朝代,最少要懂三个时代或朝代,研究两个相连贯的朝代,就要懂得四个朝代”。

对于初学者而言,如果是学习古代史尤其是唐宋以前的历史,通读三四个朝代的最基本史料(即正史加通鉴),仍有可操作性。然而,近代史的材料实在太多,又几乎没有所谓“基本史料”,所以,“懂三个时代或朝代”在古代史研究中除了显示通贯的治史眼光之外,同样是具体的操作方法,然而,看“三百年”或“走出民国史”在近代史学习中又变成了虚悬的目标,让初学者遥不可及。

不过,如果将章先生的“上下延伸”,王奇生老师的“走出民国史”和严耕望的“三个时代或朝代”看成并非实指而是虚指,则他们的眼光,仍能使初学者“实际有用”且可操作,即将任何研究对象都当成前后之间的中间一段,也就是史学学习中的“中段意识”:辛亥革命后的一百年,是前一百年与未来一百年之间的中段;民国史是晚清史和当代史之间的中段,任何一个时代或朝代也均是前一个与后一个之间的中段。龚自珍所谓“古人之世,倏而为今之世;今人之世,倏而为后之世”,也是在三世之中观察古今之变。

并且,“中段意识”其实并不限于时间上,时空常常可以转换,章开沅先生在注意“上下延伸”之外,还提倡从空间上“横向会通”,真正置于古今中外之间理解。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在时间上或空间上“走出去”,其目的又都是为了回归到研究的对象——“中段”,“只有把中国近代史置于更为绵长的多层次多向度的时间里和更为广阔的多层次多维度的空间里,我们的研究才有可能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

事实上,确实只有将研究对象当成时间和空间上“中段”,意识到“中段”以外的前一段与后一段的存在,才能给“中段”以定位。就时间上而言,研究五四运动,或许只有了解清末以来及五四之后思想界的状态,才能看出五四时期的独特情状;也有人注意到五四时期许多观念、主张在晚清时就已存在,所以有“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论断。孟子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蒙文通借此阐释史学方法,认为“观史亦然,须从波澜壮阔处着眼。浩浩长江,波涛万里,须能把握住它的几个大转折处,就能把长江说个大概;读史也须能把握历史的变化处,才能把历史发展说个大概”。无论观水或读史,重要的在于把握“变化处”,若将某波澜壮阔的一段当成中段,连其前后水波不惊的两段一并观察,更能显其波澜壮阔。

就空间而言,朱维铮先生曾对加拿大学者卜正民做了一个比喻,说:“你想象中国是一个仅有一扇窗户的房间。我坐在房间里面,屋里的一切都在我的目光之中,而你在房间外头,只能透过窗户看见屋里的景象。我可以告诉你屋内的每一个细节,但无法告诉你房间所处的位置。这一点只有你才能告诉我。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研究需要外国学者。”这便是古人所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历史上之人、事、制度,深入其中,或皆是泰山沧海,只有将其视为“中段”,“置于更为绵长的多层次多向度的时间里和更为广阔的多层次多维度的空间里”,远而望之,则又能见其一丘一壑的一面。

“中段”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定位”历史中的人、事、物,同时也有助于了解历史的“源流”。胡适称“中段意识”为“历史的态度”,他说:“凡对于每一种事物、制度,总想寻出他的前因与后果,不把他当作一种来无踪去无影的孤立东西,这种态度就是历史的态度。”又说:“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总把他看成一个中段:一头是他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他自己发生的效果,上头有他的祖父,下面有他的子孙。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胡适是在因果关系中去理解“中段”,抓住了“中段”的祖父与子孙,也就理解了一个制度或学说的来龙去脉。其实,这同时也是一种源流观。正如刘咸炘所说,“风,有源有流。源也者,吹之者也,有所为而然者也;流也者,受吹者也,不知其然而然者也。”历史上的风气(思潮),既有造风气者,也有受风气影响者,风气正是两者之间的中段。胡适所说“祖父与子孙”的关系,也主要指“主义”的来源与去向,一种学说的提出,一方面要受“当日的时势”、“论主的才性”、“古代学说”、“同时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要影响政治、社会、思想等方面。

譬如写人物,胡适曾批评中国的传记只“传其人之人格”,“但写其人为谁某,而不写其人之何以得成谁某”,并强调其缺点在“静而不动”。与之相对的,胡适倡导的则是一种“动”的传记,即传主在成长境遇中变动,终“得成谁某”。“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将所研究的对象放在本末、终始之间,才能知所先后。大到时代、思潮,小到人物、事件,均是在前后、左右、上下、内外之中,甚至是一句话,既是前言与后语的中段,也是“论主”与听众之间的中段。在一横一纵中执两端而用中,更能观察到历史的变迁。

不过,这样的“中段意识”也有其危险。朱熹曾将通贯比之于用一条绳索串钱,能把散钱串起来的,便是一以贯之。这样说来,每一个钱都是这串钱中的中段。不过,钱和钱并不一样,有的钱特别大,辛亥、五四、大革命等等,大钱与大钱之间,还有无数小钱,但我们实际所研究的,常常是其中某一个小钱。不把小钱当成是孤立的、自足的存在,而视其为一贯钱的“中段”,可以推动我们对这枚小钱的定位与理解。不过,如果实际研究小钱,却又常常盯着不远处的大钱,会不会小钱只成为通往大钱的“原因”(或是前一个大钱的余绪),而陷入简单化的因果论中?事先知道了“中段”的祖父与子孙之后,一方面能帮助我们了解“中段”,但另一方面可能也会误导对“中段”的观察。比如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将其当成“中段”,因为知道了后面有苏俄道路兴起的一段,会不会有意无意间去寻找苏俄道路兴起的一面,而忽视了当时纷繁复杂、多种可能性的存在。

这警醒我们,史学学习中的“中段意识”,与其说是因果的“中段”,不如说是过程的“中段”,每一段都在历史(时间与空间)的长河之中,段与段之间的关联是实际存在的过程,而非抽象的因果。如果研究一枚小钱,它不必是通往大钱的一个原因,但无疑是通往大钱过程中的一段,并且,这枚小钱最先关联的,是它相邻的其它小钱,正所谓“凡小事皆有联”。一枚关联着一枚(或多枚),每一枚及其间的每一个关联都不可或缺,“惟联而后骨理相凑,脉络相通,而合天下为一家之气象可见”(柳诒徵语),直至关联到大钱。并且,此串钱之索,不必是直线,任其随小钱蜿蜒。只有如此,方能真正了解到历史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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