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虚就实︱李文杰、张晓川：近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编者按】在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研究中心教授杨国强先生的召集下，11月26、27日，“多样的变局——中国近三百年之转型”学术研讨会在沪举行。同去年的会议一样，报告人均为青年学者，地域上则不限于上海，而是扩展到北京、武汉、成都、台中。这次讨论会分作四场，主题分别为“明清传统的再认识”、“清末民初之变与不变”、“20世纪中国史研究的贯通”、“文史互通与近代中国研究的新境”。王家范、程念祺、周武、张剑、杨国强等先生担任点评人。虽然会议不用提交论文，但报告人主旨明确，阐述明晰，讨论踊跃而热烈，与会者表示很受启发。应编辑之约，报告人整理了自己的发言稿，由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发布。

李文杰：近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一、政治制度不是纸上空文

上次我讲了近代制度史研究的一点浅见，主要是说，在原有的学术史脉络下，中国近代史侧重以事件、人物作为讨论的核心，这其中可能隐含一些成见，即明文的典章制度在近代不那么重要，大家倾向于认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大人物可以不受明文制度的约束。在这个认识框架里，典章制度有可能被当作纸上空文而忽略掉。

而我较长时间研习晚清政治制度的一个体会是，一切似乎有法可依。所有的政治行为，正常的不必说，反常的，也正是因为偏离既有制度（包括有形的规章与无形的习惯）较远，给人以负面观感，才会造成政局的变动。例如，清代军机处自嘉庆十年（1805）开始形成固定的考试制度，明文规定，从正途出身的京官中考选军机章京，且回避内外高官的子弟。1898年，光绪帝自行任命大员保举的四名官员出任军机章京，其中包括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捐纳出身的谭嗣同；与此同时，四章京的主要任务也不再是拟旨及记录档案，而是对司员士民的上书条陈进行“票拟”。又如，在同一时期，光绪帝求治心切，因礼部堂官拒绝代递司官的条陈，而将六位尚书、侍郎全班罢免，这些都给人以偏离常规制度的印象，尽管有些制度属于并未诉诸明文的习惯。而很可能也正是类似事件及给外界印象的叠加，加速了政变的发生。之后，军机四章京迅速被杀，也有违背司法制度的地方。有一则史料说，在四章京被捕后，曾任刑部司官的刘光第根据自己的制度常识，认为朝廷不太可能在未提审、未定罪时直接处死包括自己在内的人犯。这似乎都提示，在人们印象中，成文制度及不成文的习惯在大多数时候还是必须依循的，而不能单纯视其为纸上空文。这当然不是说制度不能被突破、不应被改变，但突破者却要因此承担相应的后果；或者它会促使人们对后果进行仔细掂量，进而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政治抉择，这本身也显示出制度的力量。

二、制度史研究的第一步

我认为近代制度史的研究，似可分几个步骤来进行，首要的，是重视和熟悉成文的显性制度，依据档案、政书，考证其源流，总结其大概，检讨其得失。而现在，我们离这个层次似尚有距离，由此造成的含混和疏漏也十分常见。

第一个我认为可以商榷的，是“奏摺”两个字。奏摺，俗称“摺子”，是清代重要的政务文书，由奏事处直递御前，皇帝拆阅后形成意见，交军机处做后续处理。现在人们习惯把“奏摺”简写成“奏折”，这似乎不合适。我们知道，清代还有一种政务文书，叫做题本。题本先经内阁票拟签条，然后呈皇帝钦定。这里面有一部分题本，皇帝阅后对票签未表示意见，他会“折本发下”，供御门听政时讨论。这就形成了一类独特的文书——折本。（从字面上看，应该是将该题本折角）。在奏摺一词中，摺是名词；在折本一词中，折是动词。奏摺、折本是两种性质迥异的政务文书，所以，“摺”不宜简化，“折”也不宜繁化。“奏摺”、“摺子”如果简写成“奏折”、“折子”，就与折本混淆；而点校本的《清史稿》在御门听政卷，将“折本”繁化成“摺本”，一般读者就会误以为这是指奏摺。摺、折都是现代汉语中仍然存在的字，“奏摺”（包括“摺子”）、“折本”仍用本字比较好，不然就可能出现讹误。

又如，关于“中丞”称呼，一些近代史学者会自然地将它等同为清代的巡抚。我们知道，中丞最初是指御史中丞，就是御史大夫的副手。明清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副都御史也就俗称“中丞”。在清代，右副都御史为巡抚坐衔，可“考核群吏”；还有一部分是在京的左副都御史，辅助左都御史领袖科道言官，他们也可以称为中丞。所以，中丞有本意、引申义，从引申义讲是巡抚，本意则是在京的左副都御史。

再如，有些近代史论著出现“刺史”这个词。我们知道，清代州长官称“知州”，刺史是宋以前的名称。宋代为防前代之弊，派文官“权知州事”，有意造成一种名实不副、任职不久的印象。所以，刺史变知州，体现出内外关系（或者中央、地方权力关系）的制度变革。知州当然可以俗称“刺史”，但如果希望展现制度的变化，在称谓问题上就有必要较真。

还有一例：现在部分学术论著在叙述1868年蒲安臣使团时，仍然会讲到“记名海关道志刚、礼部郎中孙家榖”随同出使。这种照抄史料的说法当然无误，因为记名海关道、礼部郎中的确是他二人的正式官衔，但他们之所以获派出使，是因为志刚、孙家榖二人的兼差（实际工作中更为重要）是总理衙门总办章京、帮办章京。负责外交的总理衙门派本部的总办和帮办出差，顺理成章。因此在叙述时，必须将这个兼差讲出来，否则，大家看了就摸不着头脑，还以为清朝的记名海关道、礼部郎中肩负有某种特殊使命。

我在这里无意专挑毛病，只是想借此说明，近代制度史研究的第一步，即对制度予以应有的重视，据档案、政书以考证制度源流这一点，似尚待继续努力。

三、显性制度和隐性制度的关系

上面所说的是近代制度史研究的第一步，在这之上，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上周我在浙大高研院做过一个报告，讲的是垂帘听政及其后同治帝、光绪帝亲政条款的制度设计与造成的后果。在场的老师来自各个专业，给我提出很有启发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显性制度与隐性制度的关系。垂帘听政、皇帝成年后亲政，怎么去办事，是有成文条款规定的。那么，参与制度设计以及与制度运作相关的人，包括皇太后、皇帝以及恭亲王奕䜣、醇亲王奕譞乃至在朝在野的官民，他们的个性偏好、个人及群体的价值观念，由此形成的风俗、文化等，就属于隐性制度。这就涉及到显性制度、隐性制度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涉及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互为因果的关系，也涉及到制度产生之后对政治运作的约束以及后者对前者的突破，这些都是可以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四、史料的层次与选择

关于史料的选择问题。中国古代史尤其是宋以前文献相对少一些，学者们会较多地精读重要文献，进而检讨史料本身的问题；近代史史料浩如烟海，大概很难一一仔细追寻史料的来龙去脉。所以在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中，存在一种拿来就用的倾向。

比如，大家使用较多的《光绪朝东华录》。同样叫做《东华录》，《光绪朝东华录》的问题比蒋良骐、王先谦所编的两种就大一些，因为它很多来源于京报邸抄这样一些内容，而京报邸抄，是一些奏摺及朱批的抄件。这些奏摺经过皇帝指示，发给军机处处理，它们已经被几次选择，甚至在发钞时经过了剪辑。那么，没有经过军机处之手的京内衙门奏摺、秘不发钞的奏摺，京报就无从得知；一些经过剪辑的奏摺的原文，京报邸抄也无从得知。从这个角度来讲，取材于各种档案和档册的《德宗实录》就要比东华录全面、准确一些。就“通性真实”而言，各种史料当然有其自身的价值和体系在，不宜武断地给出高下之分；但是，就“个性真实”而言，如果要区分制度史史料的可靠性与优先度，那么首先是军机处档案、宫中档案、内阁部院档案，其次是《清实录》、《清会典》系列，再次才是《光绪朝东华录》、《申报》一类的史料。涉及具体运用时，不能大而化之、等量齐观，而应细查其中的细节和层次。

之前常常开玩笑称，要学习研究一个时代，理想的目标是如果穿越到那个时代，起码能够不太有障碍地活下去。这个听起来容易，实际上就以晚清为例，光是复杂的货币体系就足以难倒绝大多数穿越者，毫不夸张地说，大多数人穿越回去，手里有银子都不一定能顺利用出去。由此延伸开去，要学习研究一个时代的政治史，大概应该具备的能力，就是穿越到当时的官场，不要出太大的洋相，乃至于做出出格的举动。

要具备这样的能力，不得不对当日的各种制度、规矩以及惯例有一大体的了解。其中载于会典等政书的制度，自然不难考究，而不见于典章的规矩和惯例，甚至一些潜规则，却殊难钩沉。这自然与不少惯例，往往为时人日用而不记载的因素有关，具体到本人比较关注的晚清时期，因为清代政治本身的轨迹和晚清“大变局”的特殊时代性，情况则更加复杂难考。

清代政治颇尊崇“兴一利必生一弊”的信念，并不相信“能使立法之无弊”，故在戊戌以前鲜有大规模的正式创制。可是旧制终于架不住世事变幻，只得“因时而补救之”。以司法为例，《大清律》几乎因袭《大明律》，但在律之外，又辅之以例，进行调整。清代律例以今日法学视野观之，大抵囿于刑法的范围，若同样以今日行政法观清代政治运作，也存在类似以例辅律的情况。且不论各部篇幅不小的则例，在各种公文中，大量出现的则是依某某例、某某式，或者据前某某事的表述。故而简单依照正式集中公布的规章，推断官场运作，书写所谓制度史鸿篇，不仅难窥全豹，甚至可称挂一漏万。

进入晚清，“大变局”这种提法已被时人及后世的研究者通用，并视为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为了对付太平天国等一系列危机，从中央到地方政治生态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学界已有各种研究讨论，勿庸赘言。因为其“临事张皇”的性质，这些变化往往不是深思熟虑的产物，其制度规例时时处在不确定的状态下，有些旋生旋灭，颇难考校。

同时，面对“非匈奴、金、辽比”的西方列强，外事上的制度变革和调整同样如此。在被勒令成立外务部之前，处理对外交涉等事务四十年的总理衙门，其大臣基本都是兼差，而在其建立之初，清廷原本的打算还是等“外国事务较简，即行裁撤”。外事上的变化一旦成为常态，则必将与朝廷仪节、夷夏观念产生纠葛。由此派生出许多细枝末节的规矩，简直是中朝西人一相逢，便生出新规无数。观念绝不属守旧，很长一段时间内作为中西交往孔道的李鸿章，在滇案交涉中，第一次举办了国庆（万寿节）宴会，邀请各国驻华使节参加。为此，李鸿章制订了详细的《邀请各国公使宴会仪节》和《宴会酬应说话》，连上菜顺序（西式）和酬答西使颂扬的区别，细节上都一一敲定。足见其在中西两方的压力下，既要体谅西人外交礼俗，又要注意“天朝体制”的心理。

更要命的是，今日的研究者，或许要比当日的官场中人更加辛苦，因为不少规矩连时人自己都不甚摸得着头脑。入值南书房一年的郭嵩焘（尽管这一年中大多时间出差在外），仍然弄不太清楚自己有无上奏折的资格，听从了旁人“须一问之老手”的建议，而去专门请教以大学士在军机处行走的彭蕴章，得到了“内廷例得递折”的肯定回答后，方才具折入奏。

还有一个事例也很有意思，丁戊奇荒中，吴大澂作为翰林院编修，经李鸿章奏调，参与赈灾，活人无数，因此受到山西巡抚曾国荃的保举而加衔。吴大澂出于种种考虑决定上奏推辞，但他并无直达天听的资格，请求李鸿章帮忙代递。李鸿章的回信称：

惟加衔虽逾定章，旁人保无疑议。旨有嗣后不得援例之说，则反汗决其必无。查编修在京奏事，可由掌院代进，必系条陈公事，无以私事上渎者。至出差在外，除学政任内可以具折，此外并未有具疏言事体例，况为吁辞保案，似觉花样过新，敝处实不便据情代奏。

这段回信大体可以看出三层意思，首先保举已经不合旧章，这对亲率军攻下金陵的曾国荃来说，显非什么大事。“逾定章”之保，却又为朝廷允准，亦见经历了咸同年间的军功大跃进，名器斯滥。其次是清制原禁止地方督抚奏调翰林院人员，但咸丰以降，军兴傍午，需才孔亟，违制之事渐成常态。（李鸿章本人亦经此走上康庄仕途。）虽算常态，制度却没有跟上，非任学政而出差的翰林院人员，既然不在京，不能由掌院大学士代奏，又没有奏调者代奏的规矩，真是“老革命碰到新问题”。（当然这也有李鸿章借此推脱代奏的意思，便又涉及另一个问题，即官员如何利用制度的符与不符，做出利己行为。）况且，清廷在光绪八年又重申禁令，故而这一“常态”持续时间不长，也增加了考论的难度。第三则是如吴大澂这样喜欢新“花样”者，又在不断冲击着已有的制度，原本保案已不合定章，被保举者推辞加衔，可谓新上加新。

这些规则、惯例虽无典章明确记载之，并非正式政治框架中之物，却未必能因此而被视为无关紧要，此事古今中外皆然，比如一些议会制国家的院外活动或“走廊议员”，显然是制度框架外的东西，但却对于政治走向起着重要的作用。研究晚清大变局中的这些小变化、新规则，或许也并非仅仅从“细枝末节”层面上增进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等闲视之，而更应去思索变化背后的内容，以及通过对于一些细小制度、惯例的史实重建，以“见之于行事”的方式，进一步加深对于历史人物和人物关系的理解。

比如，本人最近在考究一些关于出使仪节的小问题，其中涉及到驻外使节的冠服，尤其是官帽佩戴情况。这些情况在《总署奏定出使章程》中，鲜有明确规定，现暂时只能根据张荫桓的出使日记和蔡钧的《出使须知》，了解到出使人员无论冬夏，均如“行营式”戴暖帽，不随国内官员一起换戴凉帽。这就很好地解释了1896年夏（国内已在一个月多前换凉帽），“东洋俾斯麦”李鸿章在德国见俾斯麦那几张著名的合影上，李为何头戴暖帽的问题。当然不仅于此，这一规定到底是如何出台的，其背后究竟是怎么样的考虑，为何强调例同“行营”，由此能看出朝廷对于出使一事怎样的认识等等，仍然需要去进一步探究和思考。

另外，仍以李鸿章与吴大澂的交往为例，同治十一年初，吴大澂连写两信催促李鸿章向吏部报送生日日期，此前倪文蔚也作书表达同样意思。如果没有制度及制度变革方面的认识，则会以为只是寻常通报事务，或因李鸿章连连回信自谦及推辞，感到莫名其妙。实际上，上报生日日期一事，一来涉及到清廷的一个惯例，即每年正月初，发布《王大臣年岁生日单》。更重要的是，按经制，年届六旬及以上的官员，朝廷会择其中作出重大贡献者行“赐寿”之举，此亦为官员所能获得的殊荣之一。不过到了同治年间，六十赐寿的定例也被打破，出现了文祥等五十赐寿的情况。明晰了这样的变化，也就能理解何以吴、倪等人如此积极地劝李鸿章上报生日了，这正是为当年正月，恰好五十岁的李氏谋求赐寿之荣。由此也可以对吴、李关系，吴氏在仕途上靠山的选择，以及此前往往被视为水火不容的清流、洋务人物关系，有进一层的认识。

如此种种，晚清大变局中一些制度变化和惯例，或日后上升为正式制度，布在方策，亦有暂时湮没于历史的车轮之下，不见于典章。这就需要今日的历史研究者通过各种手段发覆之。据浅见，时人的日记和书信，乃至相关人员的笔记，以及奏折、咨文、批牍等公文所流露出的信息，相较会典等书，更接近当日官场政治运作的实际。当然，巨变中的制度调整和惯例流变，一方面就其史实重建工作而言，本属“细枝末节”，需要犹如以考古刷细细爬梳的工夫，另一方面也需研究者胸中存有大变局的意识，大问题的思考，方能脱出就事论事的藩篱。以上就是本人结合近期的研究工作，以及本场主题“清末民初之变与不变”，所汇报的小小心得，希望方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