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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北平:城市化与移民带来了什么?

马静
2016-11-30 20:17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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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是中国一座特殊的城市,作为中国最后两个封建帝国——明、清的首都,北平成为中华民族皇帝权力和封建等级制度的最大象征,在国人的心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到了20世纪,随着封建帝制的解体和中华民国的建立,北平又迎来了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历程,开始向现代化转变。即便在北平失去首都地位后,北平的变革仍然在持续,可以说民国时期是北平现代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北平的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城市面貌的发展变化相一致的是北平的社会问题日益突出。

一、进城与出城

城市的主体是人,北平作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内陆城市之一,容纳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五方杂处”是北平市政府对北平居民的认知。民国时期是北平人口增长的重要时期,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当时正值中国广大的农村遭遇了频发的灾荒和军阀混战的祸害,农村破产人口增加,大量的农村人口流离失所。北平作为华北地区最大的城市之一,“成为容纳谋求职业和生计的各地流民的首选城市”。大批外省人口为就业、乞食涌入北平,也体现出农村人口和外省人口向大城市聚集,是城市近代化的重要特征。

大量的外地人口向北平的涌入,也加剧了城市原有的就业危机。1928年6月北平各行业雇佣人数:饮食业27 127人,衣服业21 121人,金属业4 238人,日用业9 677人,燃料业4 945人,染料业12 318人,其他10 698人。到1928年12月失业职工数:饮食业4 650人,衣服业5 257人,金属业464人,日用业849人,燃料业459人,染料业737人,其他1 940人。1929年6月失业职工数:饮食业5 118人,衣服业5 202人,金属业561人,日用业1 161人,燃料业738人,染料业1 130人,其他1 940人。可见北平的失业情况是相当严峻的。

外地人口进入北平后,都期望在这个城市中开始新的生活,然而就业形势的严峻,迫使许多人只能在长期小店中暂居,就业的无望,经济的窘困使得这些人成为北平治安的不安定分子。魏国璋,原籍河北大兴,在来到北平后,在狗尾巴胡同永成小店暂住,1932年先在西四牌楼大街积生大皮鞋庄门窃取冯泽的一辆自行车,之后在西长安街一球房门首窃取崔大保一辆人力车。谢德胜,山东东阿人,在保府当兵被裁后,来到北平讨生活, 1932年3月27日到韩秀林铺内以买弹弓为名,乘隙窃一把弹弓,后又在李全铺内,见屋内无人,又窃得弹弓一把。魏国璋和谢德胜的共同点就是没有工作,当身上的钱花干净后,二人只得铤而走险。 魏国璋和谢德胜并不是期望在北平就业的外地人口犯罪的个案,实际上他们代表了当时北平外地人口在面对不能就业时做出不得已选择的普遍现象。“城市贫民们几乎毫不例外的农村背景反映出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深层现象:对于千千万万个农民来说,城市生活哪怕千辛万苦,也已经是一种提高”。农村人口来到北平后,即便是找不到工作,也不愿回到农村,很多人逐渐沦为城市流民,有些人终于承受不了生存的压力,最终成为犯罪者。

对于北平人来讲,这些移民抢走了原来属于他们的工作机会,大量的外地人口与北平原有的城市居民一起竞争有限的职业岗位,就业的艰辛使得许多人开始另辟蹊径,前往外地寻找工作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北平出现了新的就业流动趋向,一方面大量人口流入北平,而另一方面部分北平居民前往外地寻找工作机会。如李文林原在平作铜铁工匠,失业后离平外出谋生。又如,原在北平当佣工的杨李氏欲前往东北谋生。这种反向的人口就业流动,只是面对就业压力的一种无奈选择。

不仅如此,大量的外地人口涌入的另一个后果是北平市的男女性别比例失衡。外地来平者绝大多数是孤身青年男性,父母妻子留在家乡原籍。外地人口迁入北平使北平人口在民国时期经历了一个高速增长的过程,但客观上也造成北平人口结构的失衡,男性远远多于女性。年龄结构也不合理,青壮年人数最多,少年和老年的人数比重低。

人口结构的失衡给北平带来了重要影响。大量的农村人口来北平谋生,加剧了北平的恶劣就业形势,即使可以找到工作,大多不过是勉强糊口而已,更不要说养家带口了。有些人找不到工作,无以为生,最后沦为城市贫民,这也是城市贫民过多的原因之一。适婚的男性也因为经济的原因,往往不能结婚,性别比例的不合理与大量适龄的青壮年男性,使得北平性犯罪的比例较大。这些人劳苦终天不得一饱,在这样的情形下,“更谈不上性生活的满足了,生存与繁殖,既是人的本性,而现在既得不到满足,被这两种迫切的要求所驱使,当然不得不铤而走险了”。

二、隐匿的犯罪者

民国时期可是说是一个匪祸频作的时期,当时有很多闻名全国的巨匪:河南的白狼,制造“临城劫车案”的山东匪首孙美瑶,本名张庆的河南票匪老洋人,山东的范明新和刘黑七,湖南的姚大膀等人。除这些巨匪外,骚扰地方,烧杀抢掠,掠人勒赎的匪徒不在少数,给当地的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华北地区的匪祸也很严重,北平的周边各县和四郊都是匪徒活动的主要地点。

北平的西郊号称匪区,匪徒充斥,这些匪徒多以盗墓和抢劫为生,周边各县的情况也是如此。特别是正值全国各地发生水旱灾情的1934年,因灾情影响,人畜死亡,禾稼枯槁,不计其数,荒年的影响加剧了社会矛盾,华北各县可以说是匪徒遍地。唐山益善里三号住户张翠言,家境颇丰,1934年7月16日上午7时,有四名身着旧军服的匪徒,皆手持手枪,闯入张翠言的卧室,从被内将张翠言绑走,而街上还有30多名匪徒巡风,第二日张家就收到匪徒索款45000元的信函。面对嚣张的匪徒活动,当地政府屡次围剿,然而匪徒屡剿不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匪徒的机动性很强,一待政府开始围剿,匪徒往往向周边城镇隐匿,待风头一过,又回到当地,其中北平是周边省市犯罪者藏匿的首选目标,如南郊边界永定河北岸。永定河北岸辛安庄、十里铺、胡林三村,距北平20里许,与南郊毗邻,属固安县管辖,为往来平津之必经汽车道。固安产柳条包,收成之期,北平、天津、大连、唐山等地的中外商人,前往订货者甚多。1934年8月,有匪徒60余人,持红地白字旗,各佩手枪,还有小钢炮、机关枪等,绑去30余人。案件发生后,固安警察及地方保卫团对匪徒进行追缴,不料因追缴甚严,匪徒逃窜到永清、通县(今北京通州区)等地,逃匿无踪。

作为华北地区首屈一指的大城市,北平有利于犯罪者隐匿的天然条件。北平的传统建筑是四合院,因此混居是北平城市生活的一个特点,不大的四合院居住着好几户人家,有的是父母几代人世代在此居住,而相当一部分居民是由别处租住到此或由外地迁来。人们相互毗邻而居,但大多数居民之间彼此没有深入的了解,邻里之间虽有接触,但与农村生活相比,这种接触只是短暂而片面的。城市居住者的日常生活是比较丰富的,他们会往来于各种不同的区域,往来最多的是居住和工作的区域。城市居民还需要在各类不同的店铺购买自己的日常所需,以及游玩和娱乐,这些社会活动要求人们在城市各个角落的大街小巷来回穿梭,城市的这种特点决定了城市居民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城市居民活动区域的扩大,反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纽带比较薄弱,人与人之间在情感上彼此相隔。随着城市的发展人与人之间多是点头之交,相互之间的联系反不如农村地区,这种人际往来之间的隔膜,对于从乡村迁移到城市的居民来说,是不得不克服的情感障碍。虽然有这种城市居民的冷漠和世故,城市丝毫没有降低它对农村人口的吸引力,因此,对于犯罪者来说,这样的城市是适合他们藏匿的天堂。

犯罪者选择北平隐匿的原因,在于北平人口众多,便于藏匿。北平市每天有很多怀揣着梦想的人们来到这里期望新的生活, 这里容纳了有着不同口音、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犯罪者进出北平不会受到任何的怀疑。他们或三五成群,或孤身一人,这些小偷大盗或可选择在北平长期租住,或可选择在北平稍作停留,阔绰者可以在八埠居住,手头拮据者可以选择在小店住宿,无论选择哪种住宿方式,在人口众多的外来者中,这些人都是不起眼的。如温同章曾在绥远当杆匪,手下有兄弟七八百人,杀人无数,因当地官兵剿捕,温同章只得逃回北平匿居。

犯罪者选择在北平隐匿的第二个重要的原因是,北平能提供给他们更加舒适的生活。作为华北地区最大的城市,北平为居住者提供了多样的娱乐方式,妓院、赌场和鸦片馆是犯罪者最常流连的场所。这些人的钱财得来容易,因而在这些场所也花得痛快,往往有人一掷千金,如几名怀来匪徒,秘密来平后,终日花天酒地。正阳门外朱矛胡同兴顺院下处妓女高桂兰结识一客,自称耿处长,名耿福林,举动粗野,但极富有,时而西服革履,时而缎袍缎褂,有时穿灰布制服,配上校衔,住十来天,更为桂兰还押账500余元,添置新衣首饰数十件,挥霍异常,引人注目。被驻扎天桥之侦缉队第一分队队长南宝祥探悉,认为现役军人绝不可能有此闲暇每日宿娼,且耿福林身为处长,配上校衔而举止粗野更属可疑,派探警随时侦查。5月26日将耿福林捕获,经审讯,据耿福林交代,他的年龄是24岁,籍贯为辽宁人,并非是现役军人,而是赋闲在家的无业人员。耿福林还交代尚有多名友人在各娼寮游玩。由此侦缉队连获多人,分别是:方清玉,25岁,冒充上校团长;张文达28岁,冒充上校秘书长;马德山,25岁,冒充中校副官;时进修,26岁,冒充中校副官。五人都承认私刻关防印信,滥发委任状,制假护照符号。这五人迭次在昌平、顺义、三河、蓟县及近郊各处,以军用粮草车辆为名,强索财物,从1933年秋天到1934年5月,先后作案数十起,所得财物在万余元之间,五人平均分用,来平宿娼。

杨世海、苑万森在平北一带以盗墓为生,来平购买盗墓器材,在娼寮连日宿娼,挥霍无度。另外,城市生活较乡村生活更加便利,琳琅满目的商品、便利的公共设施使得一些犯罪者将北平视为“金盆洗手”后的归处。李成德为山东票匪,来平后与妻妾过着阔绰的生活。

犯罪者在北平的聚集,给北平市的治安带来了严重的隐患,习惯了用暴力来解决问题,这些犯罪者很难在北平过平常人的生活,即便是逼祸来平的匪徒,在面对钱财花销殆尽的情况时,通常的选择就是做回老本行,如温同章在钱财用尽的情况下,多次在平行抢。

三、杀熟现象

对于民国时期的下层群体来说,他们的生活是单一的,除去在外做工的时间,能选择的娱乐活动也不外那么几种。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社会网络是单调的,围绕在周边的人多数是同一个阶层的群体,尤其是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后,“熟人社会”更是成为他们社会交往的中心。

“杀熟”指的是针对熟人的犯罪。很多犯罪案件显示,犯罪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关系不是毫不相识的陌生人,有邻居、朋友甚至亲人,也就是说,犯罪者与受害者之间属于熟人的范畴。

以略诱案为例,略诱案件多为熟人作案,一旦有妇女或儿童不见,家人的第一反应是被熟人诱拐,与失踪者关系较密切的邻人会立刻受到怀疑。1935年,大杜社村的住民闵学醸来公安局报称女儿纪闵氏来家归宁,突于3月24日失踪,与纪闵氏相熟的村民于得祥、于李氏及东石村村民高世华涉有嫌疑。经过对于得祥、高世华详加询问,高世华供认,纪闵氏逃来他家确有其事,但出自纪闵氏的本意,纪闵氏因家庭环境的不良,要求高世华的姨母于李氏将她送往北平佣工,寄居在北平菜市口车子营十九号高世华亲戚姚姓家中。通县(今北京通州区)第五区公安局局长亲自率领两名警士带高世华赴北平调查,原来纪闵氏的丈夫在北平协和医院做事,她因与婆母发生口角回娘家归宁,屡次提出要来平找丈夫均被拒绝,所以央求于李氏带她来平。于李氏先将她带到高世华家,后居住在于李氏的外甥姚姓家中。二人到平后,已到协和医院打听纪闵氏丈夫的消息,但尚未找到人,警察已经赶到。纪闵氏在供中称于李氏“实是好心,别无他意”。

之所以邻居会成为怀疑的主要对象,是因为在北平邻居蓄意拐卖的案件层出不穷,下面是一个恶劣的拐卖人口的案件。犯罪者许立仁,时年30岁,北平人,家住西便门内营房三条,本无正式职业。许立仁有50岁的母亲许宋氏,在前门外一带做女工,租住在天坛北坛根二十八号,与子分居。许宋氏的院邻张汪氏时年31岁,涿县(今河北涿州)人。张汪氏本与丈夫一起来平生活,谁知1935年丈夫病故,男性家长的失去使得张汪氏的一家的生计立刻艰难起来,张汪氏只能带着一子一女艰苦过度,并欠下许多债务。许宋氏见张汪氏生活困苦,暗中让张汪氏携带子女悄悄搬到儿子许立仁的院中,以逃避无法支付的债务,并嘱咐儿子立仁随时对张汪氏一家关照。张汪氏搬到营房后,仍然无以为生,许立仁见张汪氏年轻,且无人依靠,萌发了将她诱卖生财的念头。经过筹谋,许立仁向张汪氏谎称在天津有友人可以帮助张汪氏找到一份女工的工作,每月可以赚10元左右,足够张汪氏母子三人衣食支出。张汪氏因陷于绝境,在听闻许立仁的巧言后,欣然拜求许立仁介绍。张汪氏将家中粗重家具全部变卖,母子三人与许立仁在1935年11月9日乘火车到天津,寄居在客店中。许立仁假称要外出访友,回店后向张汪氏说友人现在山东开工厂,可往山东就事。张汪氏变卖家具的钱已经用光,无钱前往山东。许立仁哄骗张汪氏说可以先向许立仁的素识人借50元,将子女二人留下作抵押,待二人到山东后,由工厂借款后再赎回子女。张汪氏本无主张,只得听从许立仁安排。之后许立仁将子女带走,换回50元钱,又带张汪氏赴山东济南,将张汪氏卖给赵雨登为妻,得身价银160元整。直到许立仁将张汪氏送到赵家离去后,张汪氏才醒悟一家三口俱被许立仁所卖。在这个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张汪氏对许立仁的了解主要基于许宋氏,作为许立仁母亲的许宋氏给予了张汪氏很大的帮助,于是张汪氏结识了本不熟悉的许立仁,许立仁用蹩脚的谎言将张汪氏一家三口全部拐卖,直到最后一刻张汪氏才恍然大悟。许立仁的骗术并不高明,他抓住了张汪氏生计困难的弱点,以帮张汪氏找工作为由,先是将张汪氏一家三口骗至天津,后又将其骗到山东。张汪氏因生计艰难,急需找到一份工作谋生,她可能将许立仁允诺帮忙找的女工的工作,视为摆脱困境的唯一机会,因急于抓住机会,而过于轻信许立仁,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在这个案例中,张汪氏并没有如同人口买卖中的受害者那般被许立仁控制住,她以及子女在人身上是自由的,换句话,只要张汪氏对许立仁有一丝的怀疑,就可以改变最后悲惨的命运。遗憾的是张汪氏明显缺乏与社会交流的能力,从北平到山东的路程中,安于接受许立仁的安排。张汪氏对许立仁的盲目信任,不能简单地归于张汪氏对许宋氏信任的转嫁,很可能是传统社会中“熟人社会”导致的。

在其他案件中,“杀熟”也是北平犯罪中比较常见的。如窃盗案中的“杀熟”,曹奎光曾任巡警,后因事被革。1931年7月29日,曹奎光向素识人吕振杰,诈称借用自行车,将自行车骑走后变卖得12元。8月3日以同样的手法从素识人白松山处借得自行车,变卖得洋6元。强奸案中“杀熟”现象更是屡见不鲜。例如,樊祖氏为樊玉的儿媳,其夫已故,樊祖氏守节抚孤。樊玉的同事王惠英与樊祖氏认识,1929年6月9日后夜,王惠英携带尖刀奔赴樊家,将尖刀插在桌上,用强暴胁迫手段将樊祖氏揪到屋内强行奸污。

杀熟现象表明受害者对于周遭的人的信任度是很高的,北平的新闻报道中屡屡刊登的针对熟人的犯罪案件,似乎并没有引起民众的重视。我们在报纸的报道中可以看到,被诱拐的女性的家人并没有对她与邻居的交往进行干涉,然而有意思的是一旦女性失踪,与其有来往的邻居就成为家人的首要怀疑对象。这种类似的报道是相当多的,即使是警察在案件的调查中,熟人也是首要的嫌疑者。例如,刘素云在天津中学毕业后,由天津搭平津车来平打算投考大学,同行者有协和医院工程师张承平的妹妹张承寿,待到北平下火车时,刘素云竟凭空失踪。此事一出,张承平及其妹张承寿成为警方的怀疑对象。警方经过几天的调查,查知刘素云在下火车后,跑到女友田琇瑛家,张承平兄妹二人才洗脱诱拐的嫌疑。

杀熟现象是北平近代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它表明在这一时期,北平的近代化程度还不是很高,随着城市近代化的发展,熟人犯罪的比例会逐渐降低。犯罪中的“杀熟”的出现与人们的社会交往有关,“人们与社会接触越多,犯罪的圈子也越广,形成犯罪的过程也越复杂”,杀熟现象说明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北平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覆盖范围是有限的。

本文节选自马静《民国北京犯罪问题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8月。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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