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曾推荐谁担任中古史所所长？

关于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邀陈寅恪回北京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事，习见的表述是：1953年9月中共中央议定建立历史委员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上古史所、中古史所、近代史所，即一、二、三所）。中国科学院拟延聘陈寅恪主持二所（中古史所）。不久（12月），中国科学院派遣陈氏弟子、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汪篯携院长郭沫若、副院长李四光之信去广州，动员陈氏受聘，而后者谢绝了邀约，并明确重申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主张，推举陈垣当二所所长。

陈寅恪

这种描述，最早发端于陆键东的力作《陈寅恪最后的二十年》【作者注：陆键东《陈寅恪最后的二十年》，第101—121页。陆氏的说法在最近《南方周末》刊出的另一资料得到支持。该文录出了香港大学陈君葆所记日记的一段话：“于寅恪自己事，他把十月七日郭沫若拍给他的电报，并他的覆电给我看，科学院是要聘他担任历史研究所中古史一分部的领导，并约他为明年春出版的历史学一类期刊的头一期撰文；他覆电坚决地推辞主任，理由是病，但推陈援庵（垣）继。”（转引自周佳荣《国学大师陈寅恪的港穗因缘——〈陈君葆的日记全集〉史料大披露》，2005年3月10日《南方周末》，第22页《往事》栏。）然陈君葆所记“分部”“主任”名称有误，他不清楚当时中国科学院在历史学研究上设立了三个研究所，误认中古史所（二所）为一分部，分部当然只能设“主任”了】，对此，迄今尚未有新的说法。本人在搜集整理家父的来往函件时，发现了一些新的材料，据此可以推定：中国科学院起码早在1952年（可能还更早）已议定并邀请陈氏北上主持历史学研究，而他推荐以代其位的人选最早并非陈垣。

这次发现的家父有关陈寅恪北上问题的信函，共有3封。第一函乃陶孟和致家父之函，函云：

从5月22日函之前部分内容来看，陶氏仍在做先父思想工作，希望我父办好离职（中大）的手续，尽早回北京中国科学院社会经济所工作；而从信后部分内容来看，可知陶氏当时是以中国科学院领导人的身份，请先父转达该院邀请陈寅恪北上主持历史学研究之意。

此函未署年份。然而函中有“一俟思想学习结束”（按：即1951—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和“离岭南有无问题”（按：此处岭南乃指岭南大学，1952底该校于院系调整后并入中山大学）等字眼，由此可断定陶函写于1952年。

还应注意的是，从陶氏所述可知，早在中国科学院刚建立不久的1950年（即函中所说的“前年”），该院已有筹建历史研究所邀陈寅恪北上（可能仅一个所而非1953年所定的三个研究所）的想法，因为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已于1949年搬去台湾。从1950年到陶氏1952年5月22日函这段时期，中国科学院是否已派人正式询问过陈氏意愿，目前尚无资料可确定。

在1952年5月22日陶孟和致先父函后第二天，中国科学院社会经济研究所的严中平于5月23日也给先父写过一函：

函中的“岭南”，显然指岭南大学。从要求家父“早复”，颇可看出中科院方面的迫切之情。

先父是否转达了陶氏之嘱？陈寅恪的反应又如何呢？陈寅恪之女陈美延提供了一封先父致徐中舒的信（复印件）。现照录如下：

上函清楚地表明，先父已遵陶孟和之嘱，向陈寅恪转达了中国科学院的邀请，陈氏又托先父回复陶氏，言明无意北上，并推荐徐中舒“以自代”。徐中舒，1926年清华大学国学院研究生毕业，属陈寅恪弟子辈。抗战时期陈寅恪执教于内迁的燕京大学，与徐中舒同在成都，战后两人虽分在异地，但徐氏却被聘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通讯研究员，其业务范围列入由陈氏任组长的历史组内。

陈氏荐徐的意见后来显然未得到认同。1953年底，中国科学院正式再次动员陈寅恪时，陈氏乃推荐（或表示赞同）陈垣当二所所长。

此函亦未署年份，但从内容来推测，必为1955年所写无疑，依据为：1.“三年前中国科学院邀请寅恪先生北上”；2.“弟近拟对两晋南北朝之田制及赋役制有所论列”，现已查到“论列”的题目为《户调制与均田制的社会经济背景》，该文于1955年底由中山大学印出铅印本，内中参考资料已列出缪钺的4篇论著（见《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集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1—22页），显然致徐函之日期应早于1955年底，而先父铅印论文是在收到缪氏著作后而印出的。

（本文摘自梁承邺《无悔是书生》，中华书局，2016年3月。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