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关门弟子俞潞谈小泽征尔近况

有一个日本老人一直牵引着中国乐迷的视线。他就是小泽征尔。

今年10月初的东京三得利音乐厅，小泽征尔与祖宾·梅塔同台指挥了维也纳爱乐乐团。81岁的小泽颤巍巍上台，时而席地而坐，时而齐跺双脚，时而俏皮地吐一吐舌头，因为健康状况不佳，他的手臂无法抬高，甚至拿不起指挥棒，但就在他舞动双手的瞬间，《雷鸣电闪波尔卡》的音符激烈昂扬地流淌了出来。灰白乱发随着音乐起舞，瘦削的背影里载满激情，太多人被小泽对舞台和音乐的渴望感动到泪奔。

中国弟子眼中的老师

中国青年指挥家俞潞是小泽的关门弟子。2009年，小泽征尔来中央音乐学院上大师班，因为天赋好，19岁的俞潞被小泽征尔挑中做助理指挥，一跟就是七年。

俞潞向澎湃新闻回忆，早年他每个月都会飞一次日本，在那呆十天左右，他和小泽之间的关系就像匠人和学徒，“他会教你怎么呈现作品，他要是哪天身体不好，你就要顶替上阵，一些前期排练工作你也要替他做了，有时候他也需要你给意见，因为他不可能面面俱到。”

最开始到日本时，俞潞英语不太好，有一次，小泽让他自我介绍，俞潞想说“大家好，我是俞潞，我来自中国”，原本应该说“I come from China”，脱口而出却变成“I made in China”，在场所有人都笑喷了，小泽打趣他说，“Me too，I also made in China（我也是中国生的）。”

小泽有一个助理，沈阳人，俞潞最开始都是通过助理和老师交流。后来，小泽自掏腰包，在东京找了一个伦敦人教他英语，学费很贵，现在，他终于可以用英语和小泽交流了。

俞潞人生第一次登台是在京都音乐厅。那一年他19岁，并不知道自己有演出机会，但小泽觉得他挥得太好，当即说我今晚不演了，把节目单改掉，让你演。

俞潞当时就懵了。他身高1.89米，身材魁梧，支支吾吾对老师说，“我在日本买不到演出服，国内的也没带过来呀。”小泽笑说，“没关系，你挥得那么好，穿泳装都可以。”当时，小泽还专门把好友村上春树请来听弟子的第一场音乐会。

在俞潞的印象里，小泽和善，可爱，特别不拘一格，“穿衣服永远都是那一件，老花镜永远都是那一副，生活中非常不拘小节，特别大条，但音乐上特别严谨。”

“只要是有演出计划，有排练，有和音乐相关的工作，他很早就起床学习了。”连他太太都忍不住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学习？”

不仅是交响乐，小泽对歌剧也有着浓烈的兴趣。去年，他登台指挥了拉威尔歌剧《孩子与魔法》，俞潞眼看着他把一个多小时的乐谱全背了下来，“一个老人驼着背，手也抬不起，指挥这么高难度的歌剧，太让人感慨了。”

在俞潞观察看来，像小泽这样热衷于学习的音乐家委实不多，“他是最严谨、最用功的一个，很多人到了他那个年龄，身体已经不允许了，他的身体更不允许，还是照样坚持。”

今年4月，小泽去了一趟欧洲，先后造访柏林爱乐乐团、小泽征尔瑞士国际音乐学院，举行多场演出，舟车劳顿致使他突发高烧、体重下降。5月底，因为健康状况恶化，他不得不取消今夏在坦格伍德音乐节的演出计划。

“那对他来说就是冒险，家人和医生都阻止，但他还是去了，回来就病倒了。但他很开心。”俞潞说，小泽如今的状况并不乐观。他已经不带团了，主要在家休养，原本就瘦，现在更瘦了，手臂也不太灵活，不能做大幅度的动作。

与中国的不解之缘

1976年至今，小泽征尔是来访中国次数最多、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外国指挥家。

他与中国的缘分，早在出生那一刻就结下了。

1935年，小泽征尔出生于中国沈阳，后随家人迁居北京，在那里度过了6年童年时光。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父亲带全家人匆忙回到了日本，上小学之前，小泽大脑中的所有记忆都是对北京的印象，包括自己被人力车弄破鼻子，哥哥们用手枪在门柱上留下弹眼，还有门前的两个大门墩儿。

直到1976年，他才找到机会回到北京。那是一次私人寻根之旅，小泽带回了父亲的遗像，完成了父亲想回中国看一看的夙愿。接待方带着小泽参观了北京和上海的音乐学校，这一看，他看到了中国人对古典音乐的渴望，也开启了自己与中国音乐界的合作之门。

几个月之后，小泽应邀第二次到访中国，成功指挥了中央乐团。演出盛况空前，中央音乐学院学生姜建华的二胡演奏《二泉映月》更让他震撼，小泽当时从椅子上滑下，跪了下去，校方以为出了意外，过去看时，才发现他已经泪流满面。他说：“这首曲子是应该跪着听完的。” 

有人统计，1976年至今，小泽来华10余次，大大超越了任何一位世界级指挥家。

有一回在北京呆了一周，他早中晚都吃中国菜，“从早上就喝粥，吃那种炸面包圈似的东西(油条)。我在纽约的经纪人就说我和普通日本人不一样。” 

“仍是那头银发，仍是灰色圆领衫，指挥大师小泽征尔的招牌打扮让人一眼就认出了他。”2007年9月，小泽率领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登台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出演《费加罗的婚礼》，《东方早报》曾这样记述。

“排练从早上十点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午两点，中间小泽没有任何休息，也没有吃饭。两点之后，仅仅休息了几个小时，六点他又与乐队、合唱团和演员们准时出现在排练场，一直联排到晚上九点半，状态一直非常饱满。”一位工作人员说。

这位在台上魅力四射的指挥家，在台下被工作人员称作“像小孩一样可爱的老先生”。他总是在脖子里挂着三副眼镜；喜欢喝中国茶和巴黎水；对媒体并不热情，却热衷于儿童音乐教育。他总是说：“不需要曝光，但培养孩子很重要。”

熟悉小泽的人都知道，他很少用指挥棒，而是用灵活的手指代替。常年与之合作的小提琴家沃纳·海克毫不吝惜溢美之词：“小泽一指挥，马上就能让曲子‘活’起来，变得有头有脚。”

“现在有很多优秀的人才，各国的技巧也都很好，人数也很多。但今后的问题是，有多少人能真正懂音乐，这才是关键。我想把在日本所教的东西，让中国人也能掌握起来。”2008年接受国际在线采访时，小泽曾这样说。

音乐就是他的生命燃料

除了天分，小泽拥有更多的是勤奋。

日本作曲家武满彻曾在小泽寓所住过一段时间，目睹过他的勤奋，“每天清晨四点钟，小泽屋里就亮起了灯，他开始读总谱。真没想到，他是如此用功。”

从青年时代，小泽就养成了晨读的习惯，一直坚持到今天，连他自己都说，“我是世界上起床最早的人之一，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常常已经读了至少两个小时的总谱或书。”

作家村上春树也常常惊讶于小泽的勤奋。两人联手出过一本对谈集《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2014年出了中文版，最近刚出了英文版。

因为小泽的女儿征良，村上认识了小泽，才有了与他对话的机会。

2009年12月，小泽征尔被诊断出食道癌，接受切除手术后，音乐活动受到大幅限制。疗养和痛苦的康复训练取代了音乐，成为他生活的重心。村上说，也不知是否出于这个原因，他俩竟然开始一点点聊起了音乐。

聊天始于2010年11月，止于2011年7月，从东京、檀香山到瑞士，村上抓住各种机会与小泽进行了一连串访谈。

“他身体欠安，可一谈起音乐，神情却豁然开朗。就算和我这个门外汉交流，只要能帮他以某种形式重新接触音乐，或许就能帮他转换一下心情。”

经历数次对谈，村上发现自己与小泽似乎有某些共通点，在人生态度上的倾向比较一致。

首先，两人都能从工作中获得一种纯粹的喜悦，比起从事其他活动，埋首于工作更能让他们感受到至高无上的幸福和满足。

再者，两人至今依然拥有少年时期的求知欲。“不，这还不够，得追求的更深入，得朝前多跨一步”，这种心态是他们在工作上，甚至人生中至关重要的驱动力。

从小泽的言行举止中，村上总能感觉到这股积极的（或者说是贪婪的）渴望，“他对迄今为止的成就感到满意和自豪，但并不因此满足，仍然时时期望自己做得更好，专研得更深入。还有一股虽然要同时间和体力上的局限对抗，但非达到更高境界不可的决心。”

再就是，有耐心，有毅力，而且顽固。一旦下了决心，不论大家怎么说，都得做到符合自己的要求才甘心。即使最终会遭受严厉的批判，甚至憎恨和嫌恶，也愿意无怨无悔地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在人生的旅程中，村上结识了许多人，但就这三点而言，能让他产生共鸣的人物，还是第一次遇见。

当然也有差异，比如，“我并不具备小泽那种和善的天性。我对世界也有一定的好奇心，只是表现得不明显。小泽身为交响乐团指挥，平时要与许多人接触及合作，即使再才华横溢，若成天绷着脸拒人于千里之外，只怕也很难被人追随。人际关系对他十分重要。他既需要志同道合的音乐伙伴，也需要长袖善舞的社交与业务能力。身为音乐家，他还要细心指导后辈。”

不研读乐谱，音乐对小泽来说就不成立。

对他而言，细心研究印刷在纸张上的复杂记号，从中勾勒自己的想象，将它转化为立体的乐章，就是音乐生活的基础。因此，他总是一早起床，独自在清静的空间里花几个小时研读乐谱，从复杂的暗号中精心解读来自过去的讯息。

“对小泽而言，音乐就是人生不可缺少的燃料。换个极端的说法，如果不定期将现场演奏的音乐注入体内，他恐怕就无法维持生命。只有用自己的双手编织音乐，赋予其鲜活的生命，再呈现于众人眼前，他才能感觉到自己真正活着。”村上说。

这几年吃的苦和回到舞台的喜悦

早在2005年，小泽征尔接受杨澜采访时就表示，“不敢想象80岁”。

2006年，小泽患上肺炎和带状疱疹，其所在的维也纳国家歌剧院不得不取消他当年的所有演出。2009年底的一次定期体检中，小泽又被诊断出患有早期食道癌。

2010年1月，小泽紧急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自己的病况，“得病是很糟糕，不过绝对要不了半年，我会尽早出院继续指挥。”

而后，小泽做了一场摘除全部食道的大手术，在鬼门关走了一次。

“说真的，当时觉得没救了，得病的时候就觉得不太妙。”小泽的手术成功了，复出却是在八个月之后。

2010年9月，小泽重回排练场，但身体大不如前，轻了15公斤之多。他的宿病腰痛也在疗养期间恶化，连站着都很痛苦，饮食也不能随心所欲。

摘除食道后，他的胃上移了，每次只能吃少量食物，一天进餐的数量增加到四五次，以尽量回复体力。他的手臂也开始不听指唤，笨拙，慢，常常动不了。

“一直有想吐的感觉。用了抗生素，我身体里都是那些东西，满肚子的药，但能重归舞台还是幸福的。”

小泽曾反复表述回到舞台的喜悦，“这就是我的生命啊，在听到音乐的时候，在挥动手臂和大家一同演奏的时候，我感到我又能指挥了，有种音乐与生命相连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