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七十年：被遮蔽和被曲解的

1947年爆发的“二·二八事件”到今天快过去近七十年，作为对中国现代史上有重大影响力的事件，“二·二八”对海峡两岸的不同个体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其背后有着怎样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

11月28日，清华大学学生海峡两岸交流协会邀请台湾记者、报告文学作家蓝博洲先生，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汪晖教授在清华大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并邀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震副教授为特约主持。

在蓝博洲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他以一个讲述者的身份，从自己的经历切入台湾的“二·二八”和之后的七十年。对他这一代人来说，“二·二八”曾是个陌生的名词。在事件发生很久之后他才知道台湾曾有“二·二八”，才知道除“二·二八”外，台湾还曾发生过许多不为人所知的事件。而这些曾被湮没的历史事件与今天的台湾和未来的两岸发展都有密切的关系。

之所以从自己的经历切入是因为，作为一个在台湾占少数的“统左派”，他一直在反思自己是怎样走向这样条少数派的道路。经过思考后他依然认为，他的选择是正确的，因而在这里为大家分享他认识台湾历史的过程。作为汪晖老师的同龄人，二人不同的人生经历可以折射出两岸在同一时段的历史发展有怎样的不同，从而形成对话。

蓝博洲的父亲出身无产阶级，母亲则是不识字的农民，他在家中九个孩子里排行老八。1960年代末他进入小学，之前从不知道有“二·二八”这样的事情。当然与海峡对岸如火如荼的政治运动相对应的，台湾时代政治的变迁同样给他留下了深刻记忆。在学校主楼两边还有蒋介石语录：“做一个活活泼泼的好学生，当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这是深入他们一代人记忆的标语，但随着李登辉上台后的“去中国化”，今天这两句标语只有在偏远地区的小学还有残留。

蓝博洲小学时每天8点集合到操场去升旗，每隔两个月会有在全台学校巡回的图片展，展览一些同时期大陆的照片。到了小学三年级需要写作文，当时作文课却是他最深恶痛绝的。当时的作文写法死板教条，无论写什么都离不开政治内容。所以当时他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后来他会投身文学，以写作作为职业。除了学校的宣传，当时反复播放的电视剧《寒流》，也给他这一代台湾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当时整个台湾学校教育与社会气氛都是如此。

到国中时开始出现了新口号“庄敬自强，处变不惊”，这时他才知道原来台湾被“赶出”联合国了。时值蒋经国上台进行“十大建设”的时期，台湾社会也发生了大变动，西方的哲学和现代主义文学被引入，特别是尼采和叔本华。这种风气也影响到乡下的初中，让他看到了著名的《大学》杂志等书籍。

高中时他因为种种原因休学，因为找不到人生的方向，处在一种“彷徨少年时”的状态。直到有一天无意中读到无名氏的《北极风情画》，并迅速的开启了他阅读的兴趣。他开始大量阅读文学作品，从《蓝与黑》、《风萧萧》以及琼瑶小说等作品读起。后来他读到王尚义的《野鸽子的黄昏》，受到当时台湾存在主义思潮的影响，开始思考人生意义等问题，陷入到台湾文坛的西化风潮不能自拔。

一天蓝博洲在镇上书店里翻到了《夏潮》杂志，其中提到台湾日据时期的历史、文学以及对第三世界的文学的介绍，这些观点深深地吸引了他，《夏潮》成为他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他后来才知道于1976年创刊的《夏潮》，是陈映真先生创办的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思想性杂志。在1976年陈映真一代所开启的第三期台湾左翼运动，直到1989年都是引领台湾思潮与社会运动的重要力量，《夏潮》杂志也在蓝博洲的心里埋下了左翼的种子。同时，他读到由日文转译来的赫尔曼·黑塞小说《彷徨少年时》，感到作品所描写的正是当时自己的处境。由此他立志要写小说，希望自己的小说能为后来遇到挫折的年轻人提供活下去的勇气。

1979年他考入辅仁大学外文系，是年冬天发生了“美丽岛事件”，学校处在一片紧张与肃杀的氛围中。面对这种境况，他回到书斋，开始系统阅读日据以来的台湾文学，特别研究了台湾“乡土文学”论战的相关内容，慢慢形成了自己的认识。大三时他担任了学校文学社社长，由此认识了老作家杨逵，并由此接触到了一些台湾的左翼政治犯。直到1985年杨逵去世，在告别式上他见到了两三百名从火烧岛回来的政治犯参加悼念，这给他带来巨大的冲击。他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他们为什么会坐牢，而且在台湾完全看不到他们的故事。作为一个文学青年，在那一刻他萌发了要用笔将他们的故事彰显于世的决心。

纪念大会后不久，蓝博洲从军中退役，想要办一本杂志以推行学生运动，于是开始在台湾南部的大学校园串联，并创办《南方》杂志。但在创刊号出版后，由于理念不合，他离开杂志社，到中南部为当时的党外“立委”助选。在1986年助选过程中民进党成立，由于看到了民进党有分离主义的倾向，他并未加入民进党，而是在助选成功后留在高雄准备从事工人运动。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此事并未实现。最终他决心投身文学创作，于1987年春节后加入了陈映真创办的《人间》杂志。

1987年是“二·二八”事件四十周年，台湾各种运动风起云涌。为了帮助统左派争夺二·二八事件历史解释权，《人间》杂志策划了“二·二八”四十周年的专题。由于特殊的经历和长期以来对政治犯的好奇，蓝博洲主动加入制作小组，开始进行采访并寻找材料。当时有关“二·二八”的话题依然充满了禁忌，他从身边人问起，想方设法寻找亲历者。但由于没有触及事件的核心，第一篇稿子被陈映真退稿，但依然鼓励他继续写下去。

面对困境蓝博洲一度想要放弃，直到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读到一本由台湾军方印行的关于“二·二八”事件的小册子，发现当时一名被枪决的学生领袖是台共地下党成员，他决定从此人切入，试图通过人物用报告文学的形式讲述“二·二八”的历史。为了追寻线索，他找到台湾坐牢最久的政治犯林书扬先生，了解到此人名叫郭琇琮，是台北“帝大”医学院的学生，当时学生运动领袖。但郭琇琮并非死于“二·二八”而是死于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到那时他才真正了解到，“二·二八”后台湾并不像独派所讲述的那样陷入一片死寂，1947年到1949年之间还有许多跟大陆同步的文化运动与学生运动，直到1950年白色恐怖后才被终结。他开始思考1950年对于台湾意味着什么。

经过一番曲折，蓝博洲采访到隐名四十年的郭琇琮遗孀。在采访中他了解到郭琇琮32年的生命，了解到郭琇琮最后的遗言是：“把我的尸身用火烧了，洒在我所热爱的这片土地上，也许可以对人们种空心菜有些帮助呢！”并叮嘱妻子将他们的故事讲给后人，题目就叫《美好的世纪》。当年七月，台湾戒严令解除，他所写的关于郭琇琮事迹的报告文学也以《美好的世纪》为题发表在《人间》杂志上。

这次写作历程让蓝博洲受到极大的冲击和震撼，让他明确了自己的理想，并投身于左翼社会活动之中。由于种种原因左翼的进展并不顺利，而1989年后世界政治局势的剧变也让台湾统左派活动逐渐消沉一直到现在。而大陆的变化也给他们以冲击。1984年他第一次看到朦胧诗，既感惊讶又遭受了挫折。他们努力将台湾文学从朦胧推向现实，没想到祖国大陆的文学又从现实走到朦胧，台湾早已不流行的存在主义却在大陆风靡开来，这些变化让他们这些左派感到失落。虽然如此，他仍对两岸的未来抱有希望。

蓝博洲先生演讲完后，汪晖教授也结合自身的经历发表了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他指出台湾经历了五十年的殖民史、冷战以及几十年的分割，两岸之间的隔绝和相似性及联系都比我们想象的大。他和蓝先生年龄基本相当，他们的阅读都从小资情调开始，并在从另一种浪潮中发生巨大的变化，两人之间有非常多的相似性。接着，汪晖从几个小故事入手，讲述他如何接近并理解台湾。

虽然从小就接受了“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理想，但他真正开始理解台湾则是从1970年代起。当时他曾见到过从台湾返回的诗人学者，也是他的亲戚，雷时余先生。1990年代遇到陈映真先生后他第一次了解到《人间》杂志，并在该刊“三四十年代台湾文学理论论战专号”上读到雷先生的文章，方知青年时结实的雷先生在台湾文坛的地位。

真正震撼他的是1989年后的经历。1992年他在美国哈佛大学第一次见到吕秀莲，让他受到极大冲击。之后在洛杉矶参加一场关于亚洲民族主义的讨论，坐在他身边的台湾朋友起身向发言者表达了自己的愤怒：为什么讨论亚洲民族主义不谈论台湾？这让他第一次认识到，他与非常熟悉的朋友之间有如此大的隔阂和完全不一样的认同。1990年代他第一次去台湾，既感到与大陆有着诸多相似之处，非常亲切，也意识到两岸之间有着深刻的鸿沟。所以理解两岸问题需要不断交换身份，理解台湾必须要结合大陆的变化，反之亦然。大家如何理解大陆和台湾的未来都会对历史产生影响。

关于“二·二八”事件，汪晖过去并不了解，直到1989年秋天看到侯孝贤的《悲情城市》。侯孝贤电影散文式的叙述方式，从日常生活进入历史的调子也给了他深刻的印象。到美国后读到一些批判侯孝贤的文章，他开始意识到这种论述背后的政治性，独派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叙述台湾的历史而大陆知识分子却对此一无所知。对“二·二八”的历史叙述是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斩断后重新建立起来的历史叙述，并产生了强大的蛊惑力。历史在当下的新变化使得历史叙述产生了分岔，这种分岔是由陈映真先生所谓的“双战构造”（东西冷战与国共内战）模式所结构起来的。

在读到蓝博洲的《台共党人的悲歌》一书后，汪晖感动于他努力挖掘出那段被埋葬的历史时所展示出的勇气、激情与信念。无论是蓝博洲还是陈映真，他们都拥有在大陆难得一见的具有强烈信念的特殊人格。他们被社会大潮所孤立，但每个人身又上都洋溢着乐观的气息，他们用如此长的时间坚守理想并持续思考的状态令他感到敬佩。

就蓝博洲的工作而言，汪晖认为他提出的问题不仅仅是文学问题，亦是历史和政治的问题。首先，他将“二·二八”和1950年代白色恐怖作为两个不同的时期在叙述中加以区分。在他讲述的故事里，郭琇琮们是白色恐怖而非“二·二八”事件的受难者。那么，在台湾的历史叙述中，1947年的“二·二八”和1950年的白色恐怖二者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模糊和区分二者关系的不同叙述蕴含了何种不同的意义，这些问题都非常重要。

另一个问题是今天两岸之间的关系已经与1949年有了极大的不同，但是军事和地缘政治的格局依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依然处在后冷战的状态中。但近年来蓝博洲提出，1945年到1949年的中国是一个统一的时期。在此期间大陆虽然处于内战的状态，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于统一的中国。这四年的历史叙述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应该如何表述，怎样在二战后的背景下理解这一历史时期（“二·二八”事件就是在此期间爆发的）。对这一时间段的强调对理解二十世纪中国有何种意义？这些都值得研究和探讨。

第三，经过1990年代后几次政党轮替，台湾统派处在一种低潮的状态。大陆的年轻一代与台湾的关系应该怎么建立，他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学者把台湾研究置于更大的中国研究的范畴里，无论是文学历史还是其他学科，当讨论中国时，台湾问题理应成为常规研究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