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知识人是如何“拥抱战败”的？

“玉音放送”及战后初期日本知识人之动向

1945年8月15日的“玉音放送”标志着日本“无条件投降”，但《终战诏书》中却蕴含着否定甚至美化战争的倾向：“……往年，帝国之所以向美、英宣战，实为希冀帝国之自存，谋求东亚之安定，以至于排斥他国主权、侵犯他国领土，固非朕之本意矣……朕对始终与帝国同为东亚解放而努力之诸盟国……”。这一方面将日本发动的针对英美的战争视作“图谋自存”的“自卫战争”，另一方面又将其对亚洲各国的侵略美化为“协同亚洲”的“解放战争”。

此后，随着美国占领与战后改造的逐步展开，日本社会的思潮亦不断嬗变。1945年10月11日，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1880—1964）会晤日本首相币原喜重郎（1872—1951），要求其“通过诸项实现《波兹坦公告》的要求，使日本传统社会的秩序得以改变”，并要求币原进行包括赋予妇女选举权、鼓励建立工会、推动教育自由化、废除秘密警察等恐怖制度、改变大企业产业垄断等在内的“五项改革”。1946年1月1日，《官报》号外刊登《国运振兴之诏书》，即所谓《人格宣言》——曾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1878—1967）指出，“天皇的《人格宣言》，举国一致开始努力建立体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与国民的改造”这一论题在日本流行开来，正如时任东京大学总长的南原繁（1889—1974）在《人间革命》一文中指出：“祖国目前处于一种怎样的政治、经济的苦难之中，我们都了然于心……若是不能对这种国民精神进行彻头彻尾的自我批判与自我变革，那么任何目的的政治或是社会变革都必将以失败告终。”

南原繁的观点，基本上代表了当时日本知识人的文化主张，而在战后改造的大业中，日本政治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1914—1996）与西方经济史学者大塚久雄（1907—1996）可谓是最具代表性的知识人。他们如何面对战败？他们描绘了怎样的改革蓝图？

丸山真男：“自由主义”与“国家改造”

作为“日本战后最重要的知识分子”和“日本最有创造性的政治思想家之一”，丸山真男的影响早已远远超出一国之范围而及国际学界，正所谓“倘若不谈丸山真男及其思想，则无法论述战后日本思想史”。

丸山真男青年时代便对西学抱有浓厚的兴趣，他曾回忆道：“我在高中时，可谓是文学青年、哲学青年……因此我阅读了大量哲学书……所读的书，主要是新康德主义的文德尔斑、李凯尔特的。”关于丸山战前的人生经历，日本学者平石直昭进行了详细梳理：“1934年4月，丸山真男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学习……1937年4月，丸山留校任法学部助教，在指导教师南原繁的劝导下专攻日本政治思想史。”“时值中日战争激化，右翼与军部势力抬头……丸山改变了原先对资本主义性质的蔑视，重新审视起基本人权的理念。”丸山自己亦在《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一书中指出：“构成这部书（《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之三章，原来均为独立之论文，分别发表于1940至1944年之间《国家学会杂志》上。”这部作品，正是丸山与以“近代的超克”为代表的当时日本思想界进行斗争的产物，他写道：“写作这些论文时，在知识界，正是‘近代的超克’大行其道之时代……对于这种‘近代的超克’论及在背后支持它的全体主义思潮感到强烈不满的知识分子与研究人士，都觉得有责任在各自领域内为被作为‘替罪羊’的‘近代’作出辩护。”

因此，当丸山看到载有“言论、出版、集会自由”与“尊重基本人权”字样的《波兹坦公告》时，他回忆当时的感受竟是“全身猛地一下子热了起来”。针对“战败”，他在《福泽“实学”的流变》一文中写道：“然后，因为这次凄惨的战败，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所选择的‘近代化’道路被歪曲到了何种程度，终于彻底地暴露了出来。人们开始痛切地思考从头学习近代自由主义的必要性。”而在《近代的思维》一文中，丸山亦指出：“我认为，近代人格确立的大业，必须要以针对判断的批判为起始，并要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构造与理论进行更为深刻的研究。”基于此，丸山真男将战败视作战后民主主义的原点，“战败初期……‘学问’并不是情报和信息的问题，而是主体的问题。这就是饥饿中的民主主义的‘原点’”。1946年，丸山在《超国家主义的逻辑和心理》一文中明确批判了日本军国主义、指明了这场反法西战争的胜利是对日本人民的解放：“为日本军国主义打上句号的八·一五日，同时也是超国家主义所赖以维持的国体基础丧失其绝对地位、开始转由作为自由主体的日本国民掌握自己命运的日子。”换言之，要对以天皇制为基础的超国家主义进行彻底地改造，使得民众成为新的国家体制的基石。

大塚久雄：“近代精神”与“人的改造”

那么，新的国家体制又需要什么样子的民众呢？——针对这一问题，大塚久雄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对于大塚久雄的学术事业，复旦大学学者张翔有过详细的梳理与评价：“大塚久雄生于1907年，1927年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学习，1930年毕业后任职于他校，1939年回到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任教。主要出版了《株式会社发生史论》（1938）、《近代欧洲经济史序说》（1944）、《近代资本主义的谱系》（1947）、《共同体的基础理论》（1955）、《社会科学的方法——韦伯与马克思》（1966），主编了《欧洲经济史讲座》（5卷，1960、1962）等学术著作，在从事本专业近代西方经济史的学术研究的同时，也对国民经济体制、共同体理论、经济和宗教·伦理、社会科学方法论等问题作了广泛研究。尤其是大塚培养了一大批学者，并在经济史学界形成了影响久远的‘大塚史学派’。”

1968年，大塚久雄《近代化的人的基础》一书出版，并迅速在学界传播开来（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本书出版于1968年，但是作为一部集大塚久雄思想之大成的作品，其写作过程要远远早于出版时间）。对于使用“近代化”这个词汇，大塚回忆道：“‘近代化’这个词，是我在战争结束后初期开始频繁使用（若仅仅是‘近代’或‘近代的’，则是很早便出现了）。”这一词汇的使用，恰恰反映出大塚对于改造日本人精神的思考，他在全书的第一章中写道：“为了避免民主主义画虎不成反类犬，首先，必须要实现作为主体的人的近代化、民主化，也就是把民众教育成为具有近代的、民主的、具备近代精神类型的人——当然也含有其物质基础的形成——比任何事情都更加重要。”

与此同时，“如果说丸山真男更为关注‘国家’层面的问题，那么便可以说大塚久雄更为关注‘市民社会’层面的问题。”这种区别，体现在大塚将近代精神的建立与社会生产力问题联系到了一起，他指出：“（近代生产力）其决定性的条件便是所谓‘近代人的精神类型……当然，我们并不是主张它是近代生产力形成和扩充的唯一条件——准确地说，是在一定结构性的关联下——必须相互作用’。”正是基于种思维模式下，大塚强调工人与企业家一定要主动地实现自身的近代化，这样才可能促使日本社会生产力乃至整个日本社会的转型与发展，他写道：“我们并不是认为近代经营（生产力）的形成过程中‘企业家’阶层的近代人的精神类型毫无意义。实际上，我们坚决主张：为了让近代产业经营（生产力）自律的成长起来，仅仅只是‘工人’阶层还是远远不够的，‘企业家’（经营主导者）阶层必须作为本质上同样的‘资本主义’的人的精神类型——即‘资本主义精神’的载体——而预先建立起来。”

针对战后初期的日本改革，日本学者松本三之介的《日本近代化与战后思想》一文中有着精辟的论述：“战后日本的民主主义并不是通过民众的自觉和自主运动高涨，而是利用了占领军的权威和权力作为杠杆而被引进，并通过对权威忠顺的民众的传统性态度而被普及。这对以单个个人的自由意志与自主判断为本质要素的民主主义而言，这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自我矛盾。”

而战后日本知识人所面临的恰恰是这一矛盾。一方面，战败的现实，迫使他们不得不采取新的修辞方式，推动美国的形象由“敌国”向“解放者”转变；另一方面，他们又表现出一种对于美国占领当局主导下的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近代化”的担忧。针对这种情形，以丸山真男的“自由主义”理论与大冢久雄的“近代精神”理论为代表，日本知识人提出要自发地对国家与民众进行改造，这为之后日本的改革与腾飞提供了一幅宏大而又步骤清晰的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