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全国外国哲学“两会”珠海召开，研讨政治哲学与现实

2016年12月3－4日，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和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2016年年会在珠海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社科院、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近200名学者与会，人数为“外哲两会”历年之最。本次年会以“政治哲学：理论与历史”为主题，围绕当代政治哲学、古典政治哲学、宗教学、美学和艺术、分析哲学、俄罗斯、后现代、生活世界等专题，展开为期两天的分组研讨。此次年会由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主办，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中国高校社会科学》编辑部联合承办。

开幕式上，中山大学副校长马骏代表学校致欢迎辞。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长张志伟、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理事长江怡、中山大学哲学系主任鞠实儿、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哲学系主任陈建洪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由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哲学系直属党支部副书记林平主持。

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理事长江怡在致辞中指出，今年年会以“政治哲学：理论与历史”为主题，既充分体现了学科特色，从哲学史维度去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及现状；也体现了时代特色，政治哲学以及与政治相关的现实问题，越来越成为当下的重要议题，我们生活中面临的许多困难和问题，或多或少、或近或远都与政治哲学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对政治哲学的讨论，也会在很大意义上推动我们对现实政治问题的考量。

进行大会致词的依次为：马骏（左上），张志伟（右上），江怡（左下），鞠实儿（右下），陈建洪（下图）。

在接下来的大会主旨报告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名誉理事长王树人，以“门外‘政’谈——学术随笔”为题作大会发言。他指出，古有亚里士多德“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之定义，今人也能切身感受到时时生活在政治的包围中，即使不专事学术研究，每个正常生活条件下的人或多或少会对政治有所思考。

王树人表示，来到中山大学自然会想起陈寅恪，陈先生提出的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和1949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密切相关：要坚持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就要经历种种苦难甚至牺牲。而王树人强调，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事实上并不只是对知识分子的要求，而应该推及全民，也就是启蒙。他还向大家推荐了两位他最欣赏的学者，一位是周有光，一位是资中筠，建议大家阅读他们的作品。

发言中，王树人提到了近年国内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研究。整个二十世纪人类最大的灾难，公认是由德国法西斯和日本法西斯造成的。而事实上，形形色色的极权主义造成的苦难不止前两者。对权力实现了最极端的掌控，就是极权主义。极权思想在中国近现代很普遍，是最值得中国学者研究的主题之一。

王树人总结指出：归根结底，制度革新才是真正的改革。只有制度改变了，才会有新的文化、文明、艺术乃至思想、观念、人格。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王树人在作大会主旨报告“门外‘政’谈——学术随笔”。

会议开幕式现场。

第二位进行大会主旨报告的，是吉林大学哲学系教授姚大志，他长期研究政治哲学和正义理论，发言主题是“制度正义的理念”。姚大志注意到，尤其2000年以来，中国社会无论是民间还是学界，特别是最近几年的政府文件中也出现了“公平”、“正义”这样的词汇，作为执政想要实现的目标之一。

他认为，“正义”一词本质上是个程序性的观念，缺乏内容，不同时代可以赋予其不同内容。由什么来决定“正义”的实质性内容呢？由每个时代认为最重要的政治价值决定。而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政治价值是自由和平等。前现代的社会制度都是等级制的，除了少数享有特权的贵族之外，大多数人既没有自由，也没有平等。

姚大志分析，社会正义的实质是自由和平等的制度化。换言之，只有变成可以操作的法律、政策、规章，自由和平等的价值才可能实现。具体来说，自由的制度化体现为权利，平等的制度化体现为民主。而为了保障权利和民主，为了保持一种程序正义，还需要一个前提，即法治。

姚大志理解的制度正义，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也是最重要的，是实质正义，由自由和平等这两大价值构成；第二个层面是程序正义，是通过民主的过程来保证的；第三个层面是形式正义，意味着对规则的遵守，即法治。他认为在中国的政治制度建设中，法治是第一位的，保护个人权利处于第二位，最后是各级政府的民主。

北京大学靳希平在作大会主旨报告“Heidegger's Conception of Being-with (Mitsein) and his Simple Designation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Reality in the Black Notebooks”。

随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靳希平作了英文报告“Heidegger's Conception of Being-with (Mitsein) and his Simple Designation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Reality in the Black Notebooks”，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哲学系教授郭峻赫（Jun-Hyeok KWAK）的主旨发言主题为“Reconsidering Classical Republicanism: Reciprocal Nondomination as a Regulative Principle”。

在提问环节，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黄裕生向王树人提问：“您刚才提到制度改革之后才有新思想、新文化，但进行政治改革恰恰需要新思想和新文化。当前全国各地都有轰轰烈烈的‘国学热’，您作为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有深度了解的学者，是否认为国学中有促进变革发生的思想？”

王树人回答指出，中国的“传统文化热”已经很多年了，现在一浪比一浪高的样子，但“实际上这是虚热，发烧的热，不是正常的热。不排除其中也有真正的学者想从中国传统文化中阐发新的内容，但很多人是随风向转舵，所谓“与时俱进”，至于具体“进”到哪里，很值得怀疑。要想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开出新的、推动制度改革的因素，是很难的。台湾的新儒家像牟宗三他们也曾努力尝试，最后还是要借鉴它山之石，就是西方的制度文化。”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黄裕生向王树人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