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我在故宫修文物》：粉丝应该会挺满意

年初的三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成于央视，红于B站。其实该剧如此受年轻人的追捧，细看之下，颇有些“时势造英雄”的味道：国学在课堂教育的复兴、倡导工匠精神的日剧与日本文化备受二次元一代的追捧、以紫禁城为背景的穿越剧和宫斗剧蓬勃得如日中天等因素，都让该片无心插柳地迎合了八零后与九零后的口味。

可即便一度红得一时无两，还是未能收回拍摄此片时所投资的150万元成本。11月上旬，片方宣布该片电影版上映并为十城点映发起众筹后，不到一个月，电影版《我在故宫修文物》就开始了全国的点映之旅。

片方大概预设来看电影版的观众都已经看过了三集纪录片，认为大家对片中的人物和背景都很熟悉了，不但舍弃了线性叙事而选择碎片化呈现，甚至电影版本中，对于故宫文物修复的各个组别及其成员也没做过多的介绍。

此片应验了导演萧寒所说的：“这是部观众电影，而非作者电影。”影片以因“弹幕”特色而闻名的B站作为上传平台，相信也不仅是为了收获更多的点击量，更是为了通过弹幕收集观众观看时的即时评论。

电影版中的素材，其实大部分都已经在三集的纪录片中与大家见过面。至于主创如何挑选素材重新剪辑、制作，开放的网络互动与大数据的便捷收集功不可没。

作为出品方的猫眼、B站和微鲸，能为片方提供关于票房、排片、收视率的精准数据。片中哪些片段弹幕密集、被观看次数最多、哪几位修复师被谈论的次数最多，都成了原作中哪些素材会被选入电影版进行二度创作的重要参考。

从众筹、点映以及成品来看，该片的营销手段，与IP电影无异。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取悦粉丝。B站弹幕中被表白最多次、有“故宫郑少秋”之称的钟表修复师王津，在电影中的戏份明显要多于书画组和百宝镶嵌组的几位师傅。

和王津一起成为“网红”的，还有纪录片第一集中书画组的师傅们打开故宫七道门后迎接他们的那只猫，每当它在片中卖萌，影院内便笑声一片。

作为IP来开发，且承受着一定的票房压力，电影版《我在故宫修文物》取悦粉丝的动机本身没太大问题。只是片方在收集数据时，除了参考观看次数、弹幕条数这些量化因素外，更重要的，应该是对观众群体做一定的质化分析。

比如观众给出好评，是被修复师的人格魅力吸引，还是被修复文物的过程以及文物本身吸引，这决定了电影版的叙事是该往传记片靠拢还是往科教片靠拢。专业观众和业余观众的比例，则决定了风格应该严肃些还是活泼些。包括如何让没看过纪录片的观众走进影院时不至于一头雾水，也是主创创作时应该考虑的问题。

纪录片具有娱乐功能无可厚非，可电影版让我较为不满的一点是，片方郑重其事地打着“纪录片”的旗号，最终成品却失去了纪录片事实输出的功能。没有太多关于修文物的新鲜干货不说，还转而走向了生硬的价值观输出道路。

作为电影版主旨的升华，几位修复师对文物的看法被剪辑成一组蒙太奇放在片中接近尾声的位置，当中不乏原版中引起热议的片段，比如屈峰师傅的“格物论”。

为何看纪录片时，听到师傅们说“大道理”时不觉得生硬，反而有如沐春风之感？是因为纪录片采集样本时采用的是“饱和抽样”。

三集的篇幅虽然不长，但横向来看，样本选取全方位地兼顾了各个组别。纵向来看，修复师们无论男女老少，入行原因、心路历程都让观众一目了然，还时不时地有些生活化的小插曲、不同组别间的合作过程和交叉比对作为补充。

不同的事实呈现方式，让观众对修复师和文物本身有了较为充分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所做的升华，自然不觉得生硬。

而电影版中，事实的呈现是支离破碎的。看过原版的观众应该对那位戴着Google Glass的漆器组师傅窦一村还有印象。

原版中，窦一村对于为什么购买Google Glass有着很清楚的解释：上漆的时候两只手都得忙活，所以没空拍照，加上自己是化学专业出身，上漆不像同组那些美院毕业的同事那么熟练，而戴上Google Glass之后，就不需要停下手上的活另外拍照，只要眨一下眼睛就可以了。

而电影版中只选择了他戴着Google Glass上漆的片段，既没对他的专业背景进行说明，也没拿他和同组的其他同事做对比，甚至都没告诉观众他戴的是什么东西。要知道Google Glass不是电视机和微波炉，真不是所有人都认识的。

再比如瓷器组女修复师纪东歌在空旷的故宫骑着自行车的画面也被单独拎出来。

在原片中，忙碌的她骑车奔往延禧宫看瓷器展，看展、拜访导师、讨论学术问题忙得焦头烂额。那个在空旷的故宫里骑车的画面，则是用片刻的放空来对比修复师压力巨大的忙碌生活。这种原片中被单独拎出来的画面很多，缺少对比，缺少铺垫，让电影版看起来像一堆原材料的堆砌，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尽管折服于制作方的勇气与情怀，但缺少质化分析和叙事技巧的电影版，让片中呈现的事实无法产生有效的关联。毕竟无论是IP电影还是粉丝周边，其本质终归是感性的艺术创作，而不是材料和数据的堆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