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陈半丁合作“陈年”印的背后：“京派领袖”的海派渊源

2016年11月10日至20日，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的“纪念陈半丁诞辰140周年纪念展”观者如潮，引起媒体和艺术界的广泛热议，学术界也开始探讨陈半丁的艺术与人生，给予了广泛深入的挖掘和很高评价，一个渐被淡忘的艺坛人物，正在重新鲜活起来。在给陈半丁的诸多定位中，不乏 “三绝”式人物、“京派代表画家”、“京派领袖”等称谓，均无可无不可。如果从艺术史的角度看，这个展览最吸引笔者的地方，是陈半丁早期的一些作品，包括合作或获赠的作品，它们共同揭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陈半丁与“海派”的渊源。

金石缘

1895年，陈半丁由表叔吴隐带至上海虹口，在严信厚的“小长庐馆”拓图章（《七家印谱》）、刻碑、楹联为业，这是陈半丁最早与金石结缘。吴隐印宗“浙派”，《七家印谱》虽被认为是伪谱，但里面所收“浙派”印家的作品不乏佳制，相关的影响应不能免。奇怪的是，目前所见陈半丁的篆刻里面，竟然毫无“浙派”的影子。真正将陈半丁领进印学之门，并且登堂入室的是吴昌硕。后来，严家聘请吴昌硕、蒲华等海上名家，半丁与他们相见，颇得厚爱，时时得深切指使。陈半丁《手书自传》云：“十九岁去上海，得蒲作英先生之助介往同里任伯年先生指示（一说得到吴昌硕帮助介绍，见下文。待考），不久又遇吴昌硕先生之同情，旦夕得同室深研有十年之久，获益匪浅。”（现藏中国美术馆）

展览中《陈年》一印，刻于1898年，系由吴昌硕为篆印稿，半丁刻成。半丁自刻边款曰：“二字缶老为余篆也，戊戌十月半丁记。”这是所见缶翁与半丁第一方合作之印，也是至今为止，所见陈半丁最早的一方篆刻作品。此印用刀略显稚弱，学印时间应当不会很长。值得注意的是，这方印章 “吴篆陈刻”的模式，或许是缶翁教授篆刻的独特方法。不知缶翁其他篆刻弟子，是否也享有同样的待遇。

1900年，叶舟（为铭）为陈半丁仿汉官铸印刻《陈年长寿》，四年后他与丁仁、 王禔、吴隐创建了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西泠印社；缶翁次子吴涵年廿八游宦江西，前后凡九载，其间为半丁刻《静山》，款曰：“静老令涵刻于滁上”。这种同辈印家之间的交谊，背后一定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有待挖掘。

1904年吴昌硕函约陈半丁到苏州的家中作伴，遂与缶翁朝夕相处，得其口传心授，篆刻水平勇猛精进。本年所作《陈年》，中规中矩，刀法爽健饱满，颇有神采，较六年前之作已有了天壤之别；同年所刻《无所事室》，虽然在边款中称是“用汉人刻法”，但已是一派吴氏作风，得缶翁“钝刀硬入”之法，说明对印之古朴浑茫之意已有深刻领悟，否则不会有如此神似缶翁之作。次年所刻《陈年》《半丁》两面印，刀法上已趋爽劲成熟，水平与1898年已不可同日而语。

1906年，陈半丁来到北京。1910年2月，金城为陈半丁刊一名印《年》，款曰：“庚戌二月巩伯”。 巩伯即金城金北楼，也工篆刻，是北方艺坛的广大教主，有多部印谱存世，仅此前就辑有《藕庐丙午印存》六册、《藕庐丁未印存》六册、《庐戊申印存》四册、《藕庐己酉印存》四册等，也是北方的篆刻名家。 颇为有趣的是，另一款为“年自改作”。可见，“吴门”十年的熏陶感染与修炼，陈半丁此时的手眼功夫已然超迈于北楼之上。抑或金城当年力邀半丁北上，不单单只是欣赏半丁的绘画。

1910年夏，吴昌硕应邀来京。在京盘桓的数月时间，吴昌硕为弟子半丁刊《抱一轩》《山阴陈年》《我无为》《静（晴）山》《半丁》等印，陈半丁在《静山》一印的边款中刻道：“苦先生刻。庚午冬初，缶老北来，为年刻十余印，此其一也。静山今号半丁。”继续“吴篆陈刻”的教学模式，与半丁合作《有鱼》《半丁》《静山无恙》《陈》《山阴道上人》《静山》等印，边款中往往曰：“庚戌秋缶道人篆，半丁自作”“龙叟篆，半丁刻”“昌硕半丁合作此印”“静山三十后始号半丁，缶翁篆，半丁刻”等等，半丁又在《山阴陈年》缶翁边款后面记曰：“吴缶老刻印与让之同工异曲，此后则不可多得矣。”这应该是和缶翁分手以后的一种感叹。总之，吴昌硕此行不仅对陈半丁的篆刻乃至书画起到进一步的筑基和推动作用，而且两人共同书写的篆刻史上这段鲜为人知的佳话，应该视为二十世纪篆刻史上的一次“南风北渐”，值得深入探讨。

1915年，陈半丁刻《半翁》一印，水平已经达到与吴昌硕乱真的程度，自己也忍不住在边款里感叹：“半丁治印，近吴缶老”。 有了缶翁这样一个高标，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心手便追随而去。

此后，陈半丁在缶翁的基础上上溯吴让之，且更加广泛深入地师法秦汉及先秦古玺之长，迎来了新变，渐成自家之法。在北方，他与陈师曾并称为“二陈”。寿石工在1923年《题印谱》中列举完明清诸大家之后，又说：“并世同辈，若陈师曾、陈半丁……胥于印学深造有得。”此实为确当之评。无独有偶，陈巨来在《安持人物琐忆》中，谓陈半丁“初为杭州西泠印社主人吴石潜之学徒，后以石潜之介拜缶翁为师，绘画刻印，无不神似……余见其绘画中，自刻诸印，无一不佳，甚至有超过乃师吴昌硕者……”（53-54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第一版）不知百年印家之中，能有几人当得这样的评价。

翰墨缘

“小长芦馆”的严信厚是海上众多画家的赞助人，严家聘请了吴昌硕、蒲华等海上著名书画家，陈半丁在这里与这些名家交往，有幸得到一段翰墨因缘。当时缶翁正值壮年，精力旺盛，对半丁经常予指点，后又领其到任伯年(颐)处补习翎毛、人物。陈半丁与任伯年是同乡，又经吴昌硕的推荐，因此一见如故，得其教诲，获益不浅，可惜不足一年，任伯年便去世了。

六十二年后谈起这位昔日的老师，陈半丁仍然滔滔不绝：“任伯年学画开头学双勾，后来人物学陈老莲。任渭长学陈老莲做到了‘炉火纯青’，而任伯年学陈老莲则一变其法，比任谓长出格。所谓入范围而能出范围，有自家面目，能独树一帜。他作画思想快，构思巧；下笔如风，顿挫有法。会用套笔，一笔当四五笔用。画人物，能从脚上画起；画美人，有时眸子点在眼皮上，远看却特别有神。当时上海的国画界都很佩服他，朋友中甚至有人称他为‘画圣’……他讲究结构，用色舒服，用笔巧妙，这是同时代画家所赶不上的。”（陈半丁《任伯年和他的画》，载《美术》，1957(5)）虽然从学不及一年，但任伯年给他留下的印象却极为深刻。

1906年，时任宁波会馆董事的严子均，来信邀尚在苏州吴昌硕家中的陈半丁回上海作画。其时上海宁波会馆正要修整，内中不少任伯年的作品都已破烂，需要复制，于是陈半丁便回沪在严家精心临摹任伯年的作品。可见在当时陈半丁是不二人选。陈半丁当年复制的任伯年作品，后来流向何处，已不可知。但其水平从后来陈半丁两幅拟任伯年的《梧桐白凤图》中能窥见一斑，一幅是1909年作留以自家补壁，另一幅为次年应金城之嘱而作，技法都极为精湛，与故宫博物院藏的任氏原作相比，形神毕肖。

有趣的是，半丁也颇得另一位海上名家蒲华的喜爱。他对蒲华有这样的描述:“……只有一位蒲华，约有八十余岁，妻子早死，又无儿女。每早在茶馆内洗脸吃茶点，常约我去吃饭陪伴，饭后各自回去。此老一身还算健康，就是始终不愿说出自己真实年龄。能画竹石等，善书好诗，对我独厚。”（《陈半丁档案·自传》）展览中陈半丁这张《风尘三侠》，带有明显任伯年风格，创作时间应该在1895年到1906年之间，款识由蒲华代书，曰： “风尘三侠，静山画，作英题。”这样一个小长芦馆当年交往的痕迹，可视为为那段画史留下的一个弥足珍贵的注脚。

当然，“海派”画家中，在陈半丁心中地位最高影响最深的还是吴昌硕。至少到1920年代中期以前，陈半丁的书法、花卉作品都带有明显的吴氏风格。正如启功先生所说：“老先生（指陈半丁）平生最佩服吴昌硕先生，平时谈艺，没有不提‘缶老’的……真如古人所谓‘寤寐受业’了。”此次展览中有几件作品，也能见证他们非同一般的关系。1904年，缶翁尝为半丁临石涛《墨荷》一幅，题诗曰：“白菡萏花承露景，野慈姑叶刺菭衣。香风消受梦初觉，邻水人家破竹扉。静山仁兄嗜余泼墨画，为拟清湘老人，时甲辰冬十一月，同客沪。昌硕吴俊卿并句。”1906年，陈半丁受缶翁之嘱临摹了一幅《吴昌硕先考妣图》，吴昌硕十分满意，为此后吴家每年春节祭祖所用。

天津美院教授王振德先生，1960年代就以学生的身份，拜访过半丁老人。他在《日记》记录了一则趣事：一次，齐白石从琉璃厂买了一幅吴昌硕的画，请陈半丁鉴定。陈一看，这不对！这不是我当年的代笔吗？（参见2004年王振德先生在“陈半丁与二十世纪北京画坛”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及2007年笔者对王振德先生的访谈笔录。）可知陈半丁在1906年离开上海时的绘画水平，已经达到能够替老师代笔的程度了，以致能让齐白石先生都打眼。

由于金城的赏识和邀请，陈半丁1906年来到北京，开始以卖画为生。最初三年颇感吃力，于是在1910年请吴昌硕来京襄助。是年缶老到京，“下榻友人张弁群(查客)家遍游名胜古迹，极诗酒之雅，诙谐之乐。”（参见吴长邺：《我的祖父吴昌硕》，306页，上海书店，1997。）并为半丁在琉璃厂两家纸店撰写润例，予以推荐，曰：“半丁画润。整张：四尺四两，五尺六两，六尺八两，八尺十二两。条幅：视整纸减半。册页、纨折扇：每件一两。刻印：每字一两，砚铭：另议。半丁旧友，性嗜古，能刻画，写花卉、人物直追宋元，近写罗汉变幻百出，在佛法中可称无上妙谛，求者履盈户外，为定润目如右。庚午长夏吴俊卿。”（陈半丁后人藏）如果结合上文提及吴昌硕为半丁刻印以及合作的情况看，这推荐力度相当不小了。所以陈半丁在《手书自传》中又说：“邀吴缶老来北京盘桓数月，与吴观岱、贺履之、陈师曾相处互助，较前（有）起色……”（中国美术馆藏）可见陈半丁在北京卖画的局面有所改观，直接得力于恩师的助阵，及与吴、贺、陈之间的互助。

1911年陈半丁从北京返乡，至1913年重来。先在上海逗留，看望已定居上海的恩师。吴昌硕为半丁临《散鬲铭》相赠，并题曰：“散鬲铭字体遒劲古穆，读虞椒释文，以鬲中地名皆蜀邑，定为蜀器。吴愙斋也以此说为然。兹见拓本，系赵惠父藏物，为半丁先生临末后一段，幸教我。癸丑六月，吴昌硕时年政七十。”1915年，吴昌硕又作书法条幅，为半丁题诗两首，其一《画菊》：雨后东篱野色寒，骚人常把落英餐。朱门酒肉熏天臭，讌赏黄花当牡丹。其二《画松》：“僵卧有如龙蛻骨，后凋不比凤栖梧，岁寒矫矫凌霜雪，肯受秦封作大夫。”款曰：“半丁老兄嘱录近作”。同时又赠《墨梅》一幅，可见师生感情的深厚。

1917年，齐白石为避家乡匪乱，只身来到北京，想以卖画、治印为生。无奈画作“冷逸如雪个，游燕不值钱”心中不免落寞。所幸，这一年齐白石结识了他人生道路上的两个贵人——陈师曾和陈半丁。今天，凡提及齐白石的“衰年变法”，陈师曾的作用几乎无人不知，而对于陈半丁在里面的贡献就不大了解了。其实，王振德先生1960年代的《日记》里，记录下了半丁老人有关的谈话。他说：“齐白石刚来北京时，画卖不好，也卖不贵。我劝他学学缶老昌硕，他听了。齐白石这个人很知言，能取得后来的成绩不是偶然的。”（转自2004年王振德先生在“陈半丁与二十世纪北京画坛”学术研讨会的发言稿及2007年笔者对王振德先生的访谈笔录。）不经意间的一句“我劝他学学缶老昌硕”，道出了20世纪艺术史上的一件大事。齐白石之所以能成为画坛巨匠，放弃八大山人冷逸的画风而改学“海派”吴昌硕的绘画是其成功的关键，这就是著名的“衰年变法”。《日记》中还记载了陈半丁对齐白石篆刻的指点，叫他不要学“急就章”， 这与陈师曾对当时齐白石篆刻“纵横有余，古朴不足”的评价如出一辙。对尚在保守派唾骂声中讨生活的齐白石来说，此举无异于雪中送炭，美术史无疑应当补上这重重一笔。

在《陈半丁自编年表》1924年一栏中，显示“师至日”三字，说明这一年吴昌硕还有一趟北京之行，可惜目前尚未看到与此相关的作品和相关研究。这次京华聚首，或许是半丁与恩师的最后一次接触，也未可知。

陈半丁与吴昌硕、任伯年之外的海上各家，也有着广泛的接触，大凡高邕之、吴穀祥、吴石仙、金吉石、金瞎牛、吴伯涛、胡菊邻、杨伯润、陆廉夫、倪墨耕、黄山寿、顾麟士、费余伯、黄山寿诸辈，都有所请益，由此 “方知笔情墨趣，用意立法，超逸枯润与气味神韵，虚灵巧拙之奥……”（陈半丁《手书自传》）海上十年的艺术滋养，为后来在北京的发展打下基础。

总之，作为“南风北渐”的重要画家和后来的“京派”领袖人物，陈半丁的人生和艺术已经日渐被学术界和社会所重视，但其早期很深的“海派”背景和渊源，在“海派”的相关研究中或多或少、或有意或无意的被忽略了，这是令人非常遗憾的。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近现代美术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