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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水雄:罗尔“卖文救女”究竟是个怎样的故事?

王水雄/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教授
2016-12-07 17:28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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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罗一笑,我们让您见笑了》一文中表达了对赞赏者的赞赏,并且认为那些打赏和转发《罗一笑,你给我站住》一文的人,没有必要产生自己的善意被利用的茫然感。因为一个人的善意对他或她自身就是有价值的。此外,对像罗一笑、罗尔这样并无什么背景的普通人,善意不妨率性一些;因为只要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拿了“会砸头”的钱,社会很容易就会对他们形成强大的制约。

有人认为我在那篇文章光谈情,没讲理。光谈情,可能意味着乱弹琴;没讲理,可能意味着伤天理。所以,我觉得有必要继续写下下面的这篇文章,来讲点道理。

有一个网友对我的文章的评论是这样的:同情是同情,救助是救助,但是“欺骗了”是事实。你让别人卖红薯只求温饱的人,只为了你一篇情真意切的文章拿出血汗钱资助你;而后得知你却拥有三套房一辆车,女儿治病有80%以上报销。那影响何其恶劣!这就是“狼来了”的故事。

看到罗尔退款第二天接受董超(深圳电视台主持人)的采访以及山东电视台的采访视频之后,“21世纪经济报道”推出了一篇题为《罗尔回应为何不卖房给女儿治病:深圳房子要留给儿子……》的微信文章。文中罗尔的表现,让一些网友愤慨:“女儿还是没有他房子值钱啊。”也让一些网友嘲讽:“没毛病,毕竟女儿是广大网友的,跟他没半毛钱关系……。”更有一些极端的网友,骂罗尔“厚颜无耻”、“人渣”、“骗子”。越来越多的网友担心:罗尔的做法,可能导致下一个真正需要金钱帮助的人不被信任,进而形成“狼来了”效应。

需要说明在先:我远未达到罗尔有三套房一辆车的物质水平(当然,我仅有的一套房是带电梯的,比他那套没有电梯、1996年所建的深圳老房应该更贵一些;我的常规月工资比罗尔的4008元也要高一些),此前也并不认识罗尔,《罗一笑,你给我站住》是我看过的罗尔的第一篇文章;与大量网友一样,我也认为罗尔有些做法不是太地道(具体后面再说)。但是,下面,我仍然想为罗尔“卖文救女”的行为做一点辩护。

首先需要注意,也许是因为罗尔的普通话说得不是太标准和清楚,相关微信文章中的文字稿并未准确地记录罗尔在深圳电视台视频中的原话,从而对罗尔的本意也就容易形成一定程度的偏离甚至是扭曲。

记忆中,此前,罗尔的一些文字已经表示:东莞的两套房都没有拿到房产证,没法卖。此次面对董超的采访,罗尔转而谈了他家对三处房产的规划,或者说他对它们的“心理账户”。其中深圳的、他们正在住的那套老房子,其实是归他和前妻所生的儿子所有的——儿子目前在上大学,一毕业可能就需要用。将来儿子工作、结婚后,罗尔可能就得搬到东莞去住了。当然,罗尔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似乎并未说完,就被董超用另一个问题打断了(也可能是剪辑的问题)。

设身处地站在罗尔的立场想想,会发现这是一个经历着两次婚姻的48岁男子对家庭的一种带有一定刚性的安排。一边是前妻所生的儿子,另一边是现任妻子所生的女儿,手心手背都是肉。儿子出生在先,自然使得一些安排具有先在性,也就是带有刚性(注意这未必意味着“重男轻女”)。所以,除非儿子主动提出卖房救妹(罗尔儿子对自己父亲组建的新家庭究竟是什么态度,不得而知,想来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罗尔感觉自己不能、也无权去触动儿子的利益,否则会触发极大的家庭矛盾。

在卖房不可行的情况下,怎么办?

且慢,先让我们反思一下“卖房”这个问题本身。“为何不卖房给女儿治病?”这个问题本身就具有诱导性,或者说是事后网友们建构出来的。面对这样的质问和压迫就仿佛面对诱供一样,罗尔提供的答案当然就具有一定的事后建构性,它也许并不符合罗尔事前的想法。

现在,让我们将心比心,进入罗尔日常生活的世界来想想罗尔事前可能的想法。

2004年跟前妻离婚后,他净身出户,将2002年所购置的那套房子(也就是罗一笑现在所住的那套)留给了前妻和儿子居住。罗尔作为一个城市白领,一个写作者,年龄虽大,身上仍然具有一定的魅力。他成功地于2009年认识并迎娶了比自己小不少的现任妻子文芳(网上所谓“小三怀孕上位”之说,并无事实基础),并于2011年生下罗一笑。在这之后,因为前妻去了福建,儿子面临高考,他被允许回到2002年所购买的那套住房之中。但是,也许在与前妻离婚时,即已定下协议:现在在深圳的住房将来归前妻所生的儿子所有。是以,在组建和营造新家庭的过程中,罗尔需要格外努力地去打拼——包括为新家庭的未来购置房产。否则,罗尔会觉得自己愧对现任妻子以及罗一笑。

但是,新家庭的前行并非一帆风顺。首先是因为其供职的单位不景气,2016年1月,罗尔主持的《女报•故事》停刊,他只能从单位拿到每月4008元的基本工资。其次是罗尔的老父亲在湖南农村卧病在床。第三是现任妻子生下女儿罗一笑之后,身体一直不好,只能在家休养。一家(甚至可以说是三个家)的重担压在罗尔肩上,罗尔亟须开源节流。

在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他想到了以运营微信公众号“卖文”的方式挣些钱。但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同时也意味着是一个信息冗余的时代、注意力稀缺的时代,写作高手所在皆是。罗尔虽然是个讲故事的能手,这个时候却还不是大名人,也没有受到重要领导的接见,他的公众号当然并不能脱颖而出,而通过网友赞赏金所能挣到的钱自然非常有限。

2016年9月8日,女儿罗一笑5岁,被查出白血病。这让罗尔更显焦头烂额,经济收入也是越发捉襟见肘。罗尔在最初的慌乱之后,将自己一家与白血病战斗的事搬上公众号,这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也引起了朋友们的关心。公众号的关注者逐日上升,文章的赞赏金也收获颇丰。到9月21日,关于罗一笑的几篇文章,赞赏金已达32800元。罗尔拟捐助30000元给10个白血病患儿,后因朋友不满,他在捐了4个白血病患儿12000元后,暂停了捐助。

2016年11月23日,罗一笑第二次进入重症监护室(ICU),这让罗尔感到了恐慌,写出了《罗一笑,你给我站住》一文。这篇文章11月25日上网,引发了极大的关注。与此同时,恐慌中的罗尔开始为可能会是金钱无底洞的罗一笑的治疗费而担忧。特别是罗一笑进入ICU之后,这笔费用每日过万(虽说后来有“日均不过5000”的说法,但那是被平常的住院时间均摊的结果)。

罗尔曾经拒绝过德义基金为罗一笑筹款的善意,也没有接纳许多朋友建议其使用流行的众筹、轻松筹的方式。这背后除了他自己所说的“感觉自己还撑得住,也不想去抢占有限的公益资源”之外,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1)作为娶了比自己年轻许多的女人的男人,罗尔有比较强烈的自尊心,他希望能够通过“卖文挣钱”的方式,表明自己仍然能够为这个家庭遮风挡雨。(2)作为曾经主持过《女报•故事》的文人,罗尔觉得自己的文章是有价值的,他有着文人的清高,要强、要面子,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虚荣心。

在恐慌之中,罗尔给他的好友、某公司老板刘侠风打了电话征求意见,第二天便有了刘侠风召集大家商议一事。罗尔最后顺从了刘侠风的建议。后面的故事,大家就都十分清楚了。

找刘侠风帮忙,在我看来是罗尔的做法中不太地道的地方。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罗尔被前期支付的费用(例如罗一笑住院的保证金,以及进入ICU后每日治疗费过万的事实)吓昏了头。

其实,罗尔大可沉下心来,专注于仅在自己的公众号中发布与罗一笑相关的文章。甚至刘侠风以及其他人主动来帮忙,也不要答应。既然罗尔在9月8日—9月21日这段时间就能得到3万多元的赞赏金,既然他的公众号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他又何须在11月23日之后让好友刘侠风的公司插手其中呢?在我看来,罗尔似乎低估了中国人的爱心,低估了自己微信文章的感染力,也低估了微信网络的传播力、甚至是传染力。

比较一下刘侠风与罗尔这两个人在镜头面前的表现,会发现这两个人在自身形象管理和展现方面不是一个重量级的。罗尔虽然文采很好,口才却不行,甚至可以说有些木讷;在面对采谈时,很容易被问话者控制和诱导,掉入陷阱之中。但是,刘侠风却口才极佳,目光镇定,控制力极好。难怪刘侠风能够做老板,而罗尔却只能“被做老板”。

但,正是因为面对镜头表现颇为笨拙,才显得罗尔这个人的诚实、真挚,不善作伪;才显得他唯一擅长的事只是写作。

现在,网友们紧紧揪住罗尔三套房不放,一个劲问:为什么不卖房?大概是因为太多年轻的网友们在北上广深大多没有自己的住房?所以觉得不公平,才在这个问题上钻牛角尖?

问题是,罗尔一直以来就是以卖文为生的。以前是通过《女报•故事》卖,现在是通过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卖;以前是写虚构的故事卖,现在是写自己女儿真实的故事卖。有人说“痛苦是艺术的源泉”,王小波给黑色幽默了一下:“不错,痛苦是艺术的源泉;但也不必是你的痛苦……别人的痛苦才是你艺术的源泉;而你去受苦,只会成为别人的艺术源泉。”罗尔有幸能写作,也经历着女儿白血病的痛苦,所以他自己的痛苦(而不是“别人的痛苦”)成了他自己艺术的源泉。

我认为罗尔所写的那些文章是有艺术价值的。

仅从个人感受出发来说这一点。使用微信后,我接触过不少人的轻松筹,也捐过不少款。对于自己认为确有困难的,我多的时候捐200元,少的时候会捐50元。但是给罗尔的《罗一笑,你给我站住》点赞赏的时候,我点了20元(只是因为赞赏已达上限,因而未能赞赏出去)。为什么是20元?我的想法是:

(1)罗尔既然还能写作,说明他极可能还未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所以赞赏金额不用太高;但是仍然有必要赞赏,因为这篇文章本身就有价值,唤起了我情感上的共鸣和对往事的回想,这让我有所收益,为了这收益,值得支付20元。

(2)罗尔的女儿生病极有可能为真;就算事情可能有假,20元也不算什么;参照第一条理由,我就当是看了一场电影——对于一部能够引起情感共鸣的电影来说,只花20元就能欣赏到,是很划算的事。

行文至此,也许大家已经明白了我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我认为,罗尔如果仅仅是在自己的公众号中发文收赞赏金,无论怎样,那都可以说是一种创作收益,是自力更生的表现;但是,他的好友刘侠风等人的公司介入之后,事情的性质就在悄然间起了变化,多多少少具有了募捐的味道。

这么一来,罗尔本不想的“抢占有限的公益资源”,却可能会成为一个事实。之所以说“可能会”,是因为还要看罗尔、刘侠风等人怎么对待这笔钱;以及网民对罗尔是否信任,包括罗尔是否值得信任。

现在这笔钱(至少是其中的绝大部分)已经退了;所以问题的关键就在“信任还是不信任”这一点上。基于上文所呈现的事实(行文至此,我看了2016年12月3日湖南卫视的《寻情记•父亲罗尔:感谢让我懂得爱的人》,该视频很值得一看)和我的解释,在我看来,尽管犯了不小的错误,罗尔仍然是值得信任的。

如果人们罔顾事实,不去直面真相,仍然对罗尔抱有极大的成见和不信任,无疑将意味着“有限的公益资源”受到侵害,而且会使其变得更加“有限”。毕竟,如果“罗尔自力更生卖文救女”的故事,演变成一个“狼来了”的故事,甚至成了一个“带血营销”或“恶意欺骗”的套路性故事,甚至是某些人口中的“骗捐案”,那么对于许多抱有善意的心灵来说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伤害。那些原本就冷漠待人的人,会找到更多的理由强化自己的冷漠。

吊诡的是,罗尔的大致真实情况已如上文所述,却仍然被大量网友骂为“人渣”、“骗子”、“厚颜无耻”。显然与某些媒体博人眼球的标题,断章取义的解释,不甚严谨的文字呈现不无关系。部分媒体似乎极力想将“罗尔自力更生卖文救女”的故事,演变成一个“带血营销”的故事,或“狼来了”的故事,甚至是“骗捐案”的故事。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这种行为,虽然能够唤起网民的激烈情绪,却其实是在侵害“有限的公益资源”,侵害人际之间的信任,侵害一种社会学所谓的“社会资本”。

除了对部分媒体进行反思之外,还有必要对我们看待慈善的观念进行一点反思。

如前所述,有人感叹:给罗尔捐钱是卖红薯只求温饱的人在给有三套房一辆车的人捐钱。还有人说,我们捐钱可不是为了让“罗尔们”维持其社会地位的。

长期以来,中国人似乎更认可也更倾向于给比自己更穷的人捐钱。但,非常悖谬的是,当真的有一些人穷得发不出任何声音的时候,我们却又倾向于对其予以忽视和忽略。当有些人因走投无路,最后走上绝路的时候,我们则倾向于简单地将其谴责为罪恶的人,或将其认定为是微不足道的人;不仅不予以同情,而且必欲除之而后快。仿佛这样一来,整个社会就干净了;仿佛这些人的命运与自己毫无关系。

“救急不救穷”是民间一种为人处世的智慧,“助人自助”是社会工作和社会慈善的一种理念之所在。其中的道理在于,这样的原则更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改进和改善,更有利于推进社会总产值的最大化。是的,可能存在卖红薯只求温饱的人在给有三套房一辆车的人捐5块钱乃至50块钱的情形;但是,如果这笔钱能救救急,能避免“有三套房一辆车的人”免于精神崩溃,免于家庭破碎,免于跳楼自杀,转而能在脱离恐慌之后,增强自信,创作出更有价值的作品,那么对“卖红薯只求温饱的人”而言只是1顿或10顿饭钱的5块乃至50块,就无疑是在发挥更大的价值了。

一个文人,主要的收入和生活信心的来源便是靠写作,靠对智慧的传播,靠对人心的启迪。但是,这样的城市白领或有产者,其地位(包括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其实是非常脆弱的。他们极大地依赖于别人的信任和对其文字的欣赏,也极大地依赖于朋友网络以及政府制度。将这样的人放置到城市的街道之中去贩卖,或者农村的土地之上去耕作,其能力的价值可能远不如一个已经在贩卖的人或一个已经在耕作的人。这样的资源配置方式如果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无疑是一种浪费;如果发生在许多人身上,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就会是一场大灾难。

像罗尔这样的人之所以“急”,不在于他过去花了多少钱,而在于预期他未来会花多少钱;不在于他现在还有多少资产,而在于他丧失自信心,最后沦为“百无一用的人”的危险。而这样的人的“自助”,就表现为他仍然能进行写作,仍然能通过写作挣到钱。

为什么一定要等到别人的资产比自己少,甚至是清零的时候,才去同情别人呢?才去表达自己的善意呢?

总之,在我看来,尽管罗尔犯了将心思纯洁的“卖文救女”与动机含糊的“网络营销”混杂起来的错误,但仅就其“卖文救女”本身而言,远比走“轻松筹”的途径要更有价值。这是因为他仍然在写作,仍然在坚持“自助”,仍然在“自力更生”。

让我们再进一步对自己做一些反思。

我们是不是太容易走极端?总是倾向于根据一点表面信息,就从一个极端奔向另一个极端?并且保持着情绪激烈?仿佛这个世界总是非白即黑?仿佛这个世界上的人只有好人和坏人之分?

我们是不是从未脱离过随意给人和事贴标签、扣大帽子的倾向?因此一些媒体就更倾向于在标题的使用上给我们提供一个简单的答案?因此有些无辜的人,就会成为我们攻击的对象或情绪发泄的“替罪羊”?

我们是不是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面对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缺乏足够的常识,无法对一些基本情况进行有效的辨识?

我们是不是过于从群体的角度考虑问题?对于个体,只要不是自己的忧虑和恐慌,就觉得无足轻重?

我们是不是缺乏同理心?缺乏从平凡的生命和生活中发现和欣赏美和价值的能力?分分钟就陷入到了阴谋论的思维之中去?

我们是不是除了不善于挖掘事实,还非常不善于汲取教训?带着固有的思维模式和对事物的偏见,我们从这个事件,奔向下一个新事件,却忘了反思和提升自己?

……

是的,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国度;但,如果我们只是思维大条固化的国民,只想着“替天行道”;我们甚至可能无法获致一个个安宁的家庭,一颗颗恬静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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