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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寻找真实的马克思?

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姜佑福
2016-12-08 09:37
来源:澎湃新闻
思想市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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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由于不少热心人的推荐,读了一篇讨论马克思的访谈文章《史傅德:寻找真实的马克思》(原载2016年11月7日《财经》杂志第30期)。全文近6000字,连续读了三遍,心情也随之不断变化:先是惊喜,继而沉重,最后是如骨鲠在喉,不得不起而辩之。

惊喜之情,应当从受访者的身份说起。据访谈称,史傅德先生(Fred E. Schrader)目前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既是德国著名学者,博士论文研究的是马克思1850-1860年间的手稿,又是当今世界极少能辨认马克思笔迹和极少看过马克思全部手稿的权威性专家,2002至2012年间,作为柏林科学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编委会成员,负责整理和编辑出版马克思未刊历史笔记。因此,访谈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这样身份的学者来讨论“寻找真实的马克思”的话题,自然是再合适不过的。文章读完,也确实有惊喜之处:史傅德先生盛赞马克思是“极端的天才”,认为马克思虽然是十九世纪的人物,但他的思想是超前的,并不局限于解决十九世纪的问题,甚至说,“所有他之后的政治家,或者是在他的这条线上思考的人,都没有到达他的高度”。

史傅德先生(Fred E. Schrader)目前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让我感到心情沉重的是,史傅德先生在盛赞马克思的同时,批评中国的学生其实也是批评中国学界“不能”也“不想”接受 “真实的马克思”。由于史傅德先生既是权威性专家,又真正从事过马克思思想的学术研究,还有在中国多所高校访问与教学的经历,他的这一判断与批评不能不引人深思。但当我仔细揣摩了他所谓“真实的马克思”的主要观点之后,又深感不平而有了强烈的参与论辩的欲望。

那么,什么是史傅德先生在访谈中所描述的“真实的马克思”呢?概括起来,有这样几个要点:(1)1850年前后,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1850年之前,马克思的思想是比较清晰的,就是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等主张,恩格斯、列宁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沿着这一条线索发展起来的; 1850年之后,马克思进入反思,越来越觉得政治革命、暴力革命是行不通的,认为资本主义体系不可能被政治革命打碎。(2)1860年以后,马克思越来越排除了资本主义经济总崩溃的结论,越来越反对政治控制经济,反对强化国家在经济当中的作用,马克思不仅承认私有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而且强调私有制的自我异化、自我否定与自我超越,强调社会自身演进到一定程度会否定国家,而不是主张通过国家干预、通过国家支配生产和分配来消灭私有制,因此根本不可能认同前苏联式的计划经济。(3)马克思并不是从一而终的马克思主义者,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是1850年以前马克思的思想,后来马克思本人成了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的手稿是一个思想大实验室,实验的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各种模式,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是自相矛盾的,马克思的思想研究没有主线,经济、金融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他想成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所以他的手稿里头什么都有。(4)不管从哪个层面上说,真实的马克思都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或者其他政党宣扬的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和后来发展下去的那些理论主要是恩格斯和列宁的版本,它不是马克思思想的延长线,而是衍生出相对独立的另外一条历史线索,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不能、也不应该为共产主义运动实践负全部责任。

让我深感不平的地方是,受访者以权威性专家的身份,做出了一些明显与事实不符的判断:(1)确实,1848-1849年革命浪潮之后,部分由于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西欧资本主义社会似乎踏进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马克思也明确说过,1850年之后,他几乎是再次从头开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工作,所谓“以批判的精神来透彻地研究新材料”。但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并不以1850为限,前后有所谓判然二分的差别,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思想继承也决不仅限于1850年之前。这一点从马克思写于1859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可以看得很清楚:马克思认为他1850年之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所坚持的基本观点,仍然是他1844-1845年间在巴黎和布鲁塞尔最初从事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得到的“总的结果”,这就是1859“序言”中留下的我们后来认为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那一大段经典表述;即便有人怀疑马克思将它回溯到1844-1845年的事后追忆可能与历史事实本身存在偏差,但可以确定无疑的是,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奉为经典理论的这段概括性表述,其具体产生时间是1859年,或者说,它完全属于1850年之后马克思。(2)马克思晚年的思考,尤其是马克思手稿中的思想探索,的确蕴涵着十分丰富的内容,但在手稿和公开发表的文献之间制造类似于两个思想世界、两个马克思的对立,完全是言过其实的。一个十分明显的例子,是1881年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手稿。正式的复信十分简短而明确,复信的手稿则有4个不同的版本且篇幅巨大。手稿中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并不抵消正式复信中的基本判断及其准确性。同样,我们也应当以相互补充的方式,透过马克思庞大的《资本论》手稿与公开发表的文本(至少第一卷是马克思本人亲自审定的)之间的细节差异,去丰富我们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而不是简单地制造思想对立,更不能无原则地站在手稿一边去反对或解构公开发表的文本。(3)访谈以大量的篇幅讨论了马克思对私有财产的态度,以及关于政治与经济关系的观点。这些讨论十分明显是以专家诠释的方式,把马克思极为深刻的思考打扮成了某种经济自由主义的观点(这一点可能与采访者的刻意引导分不开)。对私有财产在世界历史上的积极作用以及对整个资本主义文明面的肯定,可以说是马克思自始至终的基本观点,根本不存在所谓晚年的转向;而马克思晚年思考的政治革命或暴力革命与经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问题,则完全不同于访谈所谓的国家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作用问题。(4)对马克思与恩格斯、以及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列宁等之间的思想差异做实事求是的辨析,对于恰当地理解和解释十九世纪末以来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毫无疑问是必要和有益的。但以为只要指出甚或极化这些差异,就可以把这整个历史运动轻松地打发掉,同样毫无疑问是幼稚可笑的。唯有把这些思潮和运动都视为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实践的具体化过程中所内在包含的可能面相,通过对历史发展过程的曲折性和复杂性的充分尊重,来认真吸取其中深刻的理论与经验教训,我们自己才可能更好地前行。

当然,我对史傅德先生访谈内容的不满,主要针对的是他的某些具体解释或提法,并不反对他探求所谓“真实的马克思”的学术努力,更不反对他关于马克思思想文本复杂性和深刻性的高度肯定。只是在我看来,思想家的思考过程尤其是思想本身的“真实性”,并不同于感觉经验中的或一般事实意义上的“真实性”,不能由所谓文本考订的方式来做完全的评判。因此,要寻找所谓“真实的马克思”,一则,是要对马克思的思想文本做更深刻和更全面的把握,不仅看到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也要看到其中内在连续的方面;二则,是要在马克思的基本思想与我们自身的生存经验和时代使命的交流互动中来把握其思想的“真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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