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东润诞辰120周年｜陈尚君、骆玉明回忆朱东润先生

12月4日，纪念朱东润诞辰120周年特别活动在上海古籍出版社6楼多功能报告厅举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骆玉明介绍了朱东润先生的学术及人生事迹。

朱东润先生小学时读古文，曾获学校国文大会小学组第一名。其扎实的古文基础与唐文治先生的古文教育是分不开的。他曾说，从唐先生的教学里体会到古文的喷薄之美、情韵之美。

朱先生出生时家境已经衰落，依靠族人资助到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学习，即现在上海交大学校的前身。校长唐文治，当时位居农工商侍郎，是一位理学家，也是一位古文学家。唐先生热衷于带着学生读古文，朱先生就在唐先生门下读书。

据朱先生说，跟着唐先生读古文“只读古文，从头读到尾，一句话不讲”。唐先生还鼓励学生写古文。扎实的古文研读训练使朱先生对历代文章有更深刻的感悟，为其打下了深厚的文献基础。

另外，朱先生关注历代政治之得失，好发议论，受到了吴稚晖先生的影响。据陈尚君介绍，“吴稚晖先生学殖深厚，所作学问涉足政治较多。吴先生是蒋经国的老师，上世纪三十年代，身份如同国师。朱先生初中一年级时因为家境不好退学，随后为吴稚晖先生所办报刊做助理。1913年随吴稚晖去往英国读书。朱先生与其立场大不相同，但是对社会的关注，好发议论之风受到吴先生影响。”

“朱先生在尊重固有传统的基础上，能够结合中西的眼界来完成中国文学批评史，当然这也和朱先生的英文好有关。”骆玉明说。

朱先生从英国回来后一直教授英文。1929年，朱先生到武汉大学任教，起初仍授英文。后经闻一多先生建议，于1930年开始中国文学批评方向的授课，从此转入中文系。

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的初本叫“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目前可以看到朱先生自己保留的1932年、1933年、1937年、1939年四次武汉大学内部所印讲义的文本，都是铅排线装书。据陈尚君介绍，1984年和朱先生一起开会时，朱先生言其教授职称评选只靠两句话——校长问院长：这位朱先生有没有著作？院长答有的。校长问是油印还是铅排？院长答铅排，于是评上教授。

三、四十年代，除授课文学批评史外，朱先生还研究《诗经》和《史记》，分别撰有《读诗四论》《史记考索》两部著作。但是朱先生不满足于此。早年留学英国的经历让朱先生对英国文学有深刻的认识，他希望从西方文学中找寻新的道路。

墓碑只写“传叙文学家朱东润”

1940年左右，朱先生个人的学术研究有了很大变化，他将英国传记文学中的研究方法引导到中国文学研究中来，借鉴英国传叙文学对原始材料的搜集和考证，主张在历史变迁和时代大环境中观照人物，这是朱先生对中国传记文学所作的开拓。

朱先生撰写了两部传叙文学著作——《中国传叙文学之变迁》和《八代传叙文学述论》。 “虽然过了70年，仍能看到当年见解之独到和认识之深入。”陈尚君说。

《〈史记〉及史家底传叙》对楚汉之争胜负关键的分析细致而独到。朱先生认为项羽因为是世代将家，所以“慎重名器”，“而刘邦只是一个无赖……他成功的因素恰是不惜名器。”

对隋炀帝的历史书写多与“荒淫无道”有关。然而，朱先生发现，关于隋朝二帝的叙述，道宣编录僧史另有取资,并突破史家局限，得以较为客观地展示隋代二帝的真实面貌及其与佛教之关系。先生从《续高僧传》中看到隋炀帝的形象之高大，认为“隋炀帝是可与汉武帝媲美的人物”。然而由于初唐史家受官方叙事立场影响，极力贬抑隋代的政治建树和隋炀帝之道德为人，“先生认为这不能不算是历史上的冤狱”。

朱先生的议论读起来轻松随意，但是得到这种深刻的见解花了很大的气力。30万字的分析背后有 300万字的考订工作。朱先生最看重自己在传叙文学方面的成就,曾说：“在我身后墓碑上，只要写传叙文学家朱东润就可以了。”

理解张居正与元好问

“朱先生曾不无得意地说，了解世界传记文学要看三部书，第三部就是《张居正大传》。” 陈尚君说。

1943年，朱先生完成了《张居正大传》，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张居正大传》写嘉靖、隆庆、万历之间张居正的一生和他的事功，特别关注张居正在国家处于危机的时候，如何协调与皇帝、宦官、后宫各个方面的关系，为国家开拓新的变化和道路。虽然完成的是三十万字的著作，但是朱先生所做的文献阅读工作在千万字以上，将明初以来政事举措之得失，张的家世渊源与人事纠葛，进行梳理，在详密的事件脉络和人事冲突中揭示张的政治建树、成功与失败的根源。这是典型的英国传记文学做法，这部书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史上非常重要。

《元好问传》体现了朱先生做传叙文学时的特点。对元好问的文学成就，朱先生给与高度评价，但对其一生几个关键抉择上的偏颇，朱先生则给予批评。

世人熟悉元好问，大都因琼瑶小说中引用“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这句话，这是元好问《摸鱼儿.雁秋词》中的一句。元好问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优秀的诗人，历代对其评价也都甚高。“然而朱先生充分地阅读了元氏的文集和史料，结合元好问出生前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历史，当时国家民族之间的冲突，金、宋、蒙之间的关系，对元氏在金亡前后的从政、为人，有一些新的认识，并不全如前人所述为金源文宗，大节凛然，而是奔走南北，节义有亏。”陈尚君说。

元好问极力否认为崔立树功德碑一事，朱先生考释后发现当时的参与者之一刘祁晚年所著《归潜志》道出元氏参与修改润色之事实。另外，元氏一方面为耶律楚材歌功颂德，极尽文人卑躬屈膝之能事，一方面却又写出“三百年来涵养出,却将沙漠换牛羊”这样同情民间疾苦的诗句，这种行为之两端令朱先生感到激愤，“到底是我在发昏还是元好问在发昏？怎么如此同情民众惨痛苦难的人竟会为刽子手们歌功颂德？”

朱先生认为评判不能一概而论。元好问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伟大的诗人，他使用汉语写作，认同华夏文明的知识分子。但他生活在一个剧烈动荡的时代，蒙古铁骑武力横扫中原大地，钢刀之下，中原民众遭屠戮流离，谋生艰难。《元好问传》将元好问生前身后各百年间之大时代写出，并将元之一生行迹与文学建树写出，将他的委曲附从也不作掩饰,是当代人物传记中的佳作。

“每个人的历史和大环境的变化是有关系的。在人生抉择的关键时刻，朱先生离开泰兴，到重庆去。先生能体会元好问，但依然觉得他行为过分。朱先生动荡的一生中，他是非常明确的。在大动乱中，朱先生将大是大非看得非常重。回到元好问身上，怎样去理解那个时代，那段历史是非常复杂的。”骆玉明补充道。

《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校补本

以前所通行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都是以1944年开明书店在重庆出版的部分为依据，内容主要为1937定稿之前半与1933年本《讲义》之后半拼合，1950-1980年代多次翻印，但是基本内容没有大的变化。今年适逢朱先生诞辰120周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根据先生自存1932年、1933年、1937年、1939年四次讲义及定稿残稿，重新整理出版了《大纲》校补本。

“新本将朱先生自1931年来把四次讲义中删去的部分、改写的文字在一定程度上呈现给读者，希望这样一个工作可以让大家看到老先生开拓的工作，当年最初的思考、发生的变化、见解的调整，呈现老先生的思考过程。比如，朱先生删除了很多关于文学家个人和文学现象的评价，这些评价表现了他独特的思考。”陈尚君介绍道。例如评价元初方回“其生值首鼠两端之时代，其人为自相矛盾之人物”，先生鄙夷其为人“躭情声色，伪附道学”，但又肯定他“论诗盖一极精微之人，持论往往细者入于无间”。

“这次依据历次讲义及修订稿本所整理的版本，并不是简单的一个版本。校补本的整理反映出朱先生自己在这个领域里的研究思想的变化过程，他自己对批评史认识的一些见解的变化，所以这部书本身有学术史的意义。而且在文献学的意义上，也是一个很好的范本，即把这一本书的历史发展的全貌展示出来。”骆玉明指出，“我们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很多看法，到了七八十年代发生了改变，这改变实际上只不过是朱先生1930、1940年代发表的意见。”

治学之法与人生之道

朱先生学识渊博、治学严谨、自成气象和格局， 在古典文学、文学批评史、教育以及书法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就。

朱先生之书法为“学者之书法”。先生勤奋上进，曾因年轻时无法亲自为去世前辈起草挽联而发奋练字。骆玉明回忆自己曾被朱先生教导要好好练字。先生说：“你这样的字以后教书怎么写道黑板上去？”骆：我好好练。朱先生道：也不要练的怎么好，练得像郭先生那样就可以啦（郭先生指的是郭绍虞，当时是上海书法协会主席）。

为学为人，先生都贯以真诚之态度。他非常重视夫妻间的相互忠诚，不仅是妻子对丈夫，在先生看来，丈夫对妻子的忠贞也是必需的。先生为考证杜甫幼子是否其妻子所生，曾向妇科医生进行考证，后得出结论杜甫所有孩子都是其妻子所生。

“用最艰苦的方法追求学识，用最坚决的方向认识人生。”这是1946年，朱先生给他的第三个儿子中学毕业题词，这也是先生一生为人为学的写照。“只有我们跟朱先生读过书，才知道朱先生是怎样努力的。先生勤于学术，且天分非常之高，因此有独到之建树，直到去世前两个月仍在工作。这代学者的努力和建树，是我们难以企及的高峰。”陈尚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