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酒井直树（下）：日本修改和平宪法，美国觊觎了半个世纪

在访谈的下半部分，酒井教授详细分析了日本的民族主义，以及日本现政府修改和平宪法企图的历史背景。此外，他还讨论了民族主义在世界各地的复兴，并对亚洲的未来提出了忠告。

美国人把昭和天皇变成傀儡，这和日本人操纵溥仪，使他成为满洲国的挂名首脑的做法如出一辙

澎湃新闻：通常认为，日本的现代化不同于中国的现代化。日本的民族主义有什么特点？我们如何理解本届日本政府的修宪企图？

酒井直树：谈起日本的民族主义，大概一定要引入一个转折点，即二战的结束——自此，日本不再是帝国了。日本的民族主义在战前与战后的版本非常不同：战前它并不强调日本文化的独特性。因为那时日本要统治许多不同的族群：朝鲜人、满族人、阿伊努人、冲绳人等等。除了部分极端主义的知识分子——比如一些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信徒——日本人并没有过分关注日本文化的独特性。族裔（ethnic）民族主义是个禁忌。政府官员宁愿强调日本国接受多样性，甚至还会在“日本人”前面加连词符（hyphenated Japanese）：“满洲-日本人”、“朝鲜-日本人”等等。这非常像今天的美国，或许可以称之为多元文化民族主义。但它在战后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事实上，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并非真正由日本知识分子所创设，它毋宁是被美国人引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支配或霸权（hegemony）的最重要方面是：美国人认为民族主义是殖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是殖民化最有效的工具。战争期间，他们曾非常仔细地研究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日本人从未成功控制中国的一个原因是，其时中国尚未作为单一民族国家统一。事实上，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些日本知识分子便开始意识到，只有当中国将自身构成（constitute）为一个民族国家时，日本人才可能控制它。他们已经知道，英法的旧式殖民主义风格不管用了，旧式殖民政府试图直接控制当地百姓，实际证明这越来越难。因此需要发明一种全新的殖民方式：统治殖民地的最好方式是选取当地精英，让他们控制民众，然后在幕后秘密地控制这些精英，以产生独立和自主的假象。当时一小部分知识分子认为这是一个有效且成功得多的选择。我认为日本人试图在“大东亚共荣圈”的理念中落实这一治理方法，这是它被称为“共荣圈”的原因。不仅仅是日本自身要繁荣，日本应该与其卫星国——满洲国协同一起繁荣。当然，这只是个理论，但如你所知，当时的日本政府辩称：满洲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进一步阐明了日本的欲为之事。他们鉴于美国战后占领的需要，仔细研究日本战时在中国的试验和错误。对日本军事占领的系统研究甚至早在1942年，即在日本袭击珍珠港发生不多久后就开始了。战争期间，他们决定留昭和天皇一命，把他变成一个傀儡，这和日本人操纵溥仪，使他成为满洲国的挂名首脑的做法如出一辙。于是，在正式的意义上，日本并没有被殖民，当美军的占领在1952年结束时，它就独立了。根据国际法，日本不是美国的殖民地，然而日美之间的关联很像日本同满洲国的关系。我认为这样一种支配或远程控制模式在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印尼等地被复制。美国没有复制大英帝国和法国的殖民政策，没有镇压当地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相反，他们完全接受这些地区的民族主义。但本质上，这些地方都是殖民地。战后，东亚的民族主义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发展起来的。在整个东亚，你能找到的唯一真正独立的民族主义是中国的民族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能够这样发展是因为美国从未实际控制过中国。但其他如韩国、日本和印尼的民族主义都处在美国的领导权/霸权之下，处在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即美国强权下的和平主义）之下。

现在的日本政府是最典型的伪装成民族主义者的殖民政府，其政策的每一个部分其实都完全为美国所决定。因此他们的一举一动就像奴隶一样。他们想改变战后的宪法，声称这个宪法是美国强加的。确实，最初是美国在1947年把这部宪法强加给了日本，但两年后，美国政府改变了对日政策，美国清楚地宣布，在引入使日本非武装化的宪法上犯下了错误。

1953年，新当选的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作为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代表前往东京。在东京，尼克松正式宣布，美国在引入日本宪法上犯了严重错误。此后，美国始终在推动意图改变日本战后宪法的政策。造成美国东亚政策重大变化的原因显而易见：他们没有预料到，在二战结束后会立马“失去中国”。而和平宪法引入日本是基于这样的预设：美国东亚政策的核心将是中国，美国将围绕中国部署其地区战略，换言之，日本不必成为一个军事力量。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人突然意识到他们要使用日本的基地、士兵和工业产能以配合其在东亚的战事。但日本人拒绝介入战争，他们诉诸的正是日本宪法第九条。美国政府试图修改宪法，但当时日本的大众舆论，以及保守的、受盟军占领政府挟制的日本政府都拒绝了美国人的这一动议。后者能做的至多是改变对宪法的阐释，由此，自卫队创立。但日本公众拒绝参战，尽管美国还是在朝鲜、越南战争期间使用了其在日本和冲绳的军事基地。

可以举个例子：当时日本公众不想派战士去越南，而韩国没有这样的宪法，所以就不得不派了。众所周知，韩国士兵为美国和南越政府作战时，在越南实行了种族灭绝。幸运的是，日本没有在越南失去哪怕是一条性命。但如今，由安倍晋三领导的日本政府想要修改宪法，以便日本能把部队派往国外——不是为了维护日本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美利坚合众国的利益。六十三年后，安倍政府仍旧想要遵循美国在1953年颁布的命令。一个仆人仍旧想要实现他主人的秩序。然而，如果你考虑到从岸信介到安倍晋三的家系，这一切就没有它看上去那么令人意外了。

日本的保守主义者十分担心美国开始绕过日本，直接和中国谈判磋商。我们必须记得，战后日本的地位完全建立在美国“失去中国”后指派给日本的角色之上，即抵抗共产主义在东亚猛烈进攻的桥头堡的角色。现任首相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伪满洲国的创立者之一，在亚太战争期间，他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大臣。战后，岸作为一名甲级战犯，本可能被处决，但美国中央情报局救了他。他从拘押所有甲级战犯嫌疑人的巢鸭监狱获释后，许诺为中情局工作，和其他甲级战犯如笹川良一、正力松太郎、儿玉誉士夫一道参与了反共宣传。他政治活动的核心便是致力于修改宪法，尤其是宪法第九条，因此，他在日本国会扮演了美国冷战政策代理人的角色。1957年，他成了日本首相，但在1960年由签署《美日安保条约》导致的动乱中被迫下台。此后岸继续为中情局工作，在东亚建立反共网络，直到他在1987年去世。他是一个典型的，但也是异常高效的美国东亚冷战运作的代理人。安倍晋三继承了殖民政制的这份遗产。

白人工人阶级知道且可以想象的唯一共同体是民族共同体

澎湃新闻：民族主义在世界各地复兴。您怎么看待这些现象？

酒井直树：民族主义在世界各地的勃兴显然是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后果。正如我已经提到的西方的消失（dispersal），过去貌似坚固的东西——比如东西方之分，比如据说能把白种人和有色人种区分开来的白人性，比如一个和欠发达世界清楚地区分开的发达世界——这些都烟消云散了。这个世界的劳动力市场再也不会按照国土和人口的单位来组织了。劳动力市场的全球化导致的一个后果是，不再需要劳动力市场的最低端部门。在引入崭新的生产系统后，对无技能工人的需求越来越小。即便未受教育的工人不复存在，如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依然能够继续运作。在日本和美国，如果你没有大学文凭，你找到高薪好工作从而确保一个稳定的未来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你将无法找到你婚姻的另一半，你很可能也不会拥有自己的家庭或孩子。这听起来越来越像前现代的中国，那时只有不到一半的男性人口能够结婚。

因此，工人之间的相互竞争势必会变得愈发激烈和有攻击性。竞争加剧了，工资却降低了。然而，作为原子化的个体，他们不知道如何合作，如何建立共同体，如何自我组织。他们没有其他政治技能来构建各种共同体，他们知道且可以想象的唯一共同体是民族共同体。而民族的原则便在于分隔内外。只有当国民之间的同志之爱与对外国人的区别对待（discrimination）相伴而生，民族才是一个同情的社会。今天，民族主义不是答案。民族国家不再能够为其所面对的难题提供真正的解决之道。民族国家能够提供的那种解答都是不切实际的（fantastic）。因此，这必定会导致反对移民的种族主义，后者是民族主义的必然结果。

2016年的美国总统初选甫一开始，共和党的各路候选人就毫不迟疑地诉诸反移民的种族主义。不然，他们便无法对白人工人阶级选民说话。最终，那个最大胆的反移民民族主义者赢得了总统宝座。在日本，即便几乎找不到任何移民，我们也在过去十年里观察到了反移民种族主义运动。反移民种族主义已然遍布所谓的工业社会：西欧、日本、美国。中国很可能是一个例外，因为相较于欧盟和日本的国民经济，中国的经济仍在以较高的速度增长。在上海你能看到基础设施建设仍在进行，即便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有所下降。比较起来说，中国百分之六点五的增长率已经是好得出奇了。

澎湃新闻：您怎么看一些中国的左翼知识分子对民族主义的辩护？民族国家似乎在中国现代史上扮演了一个进步的角色。也有人认为“想象的共同体”无法充分解释“中国”。

酒井直树：在十九世纪，民族国家的理想在西欧扮演了一个进步的角色。在二十世纪，民族国家为美国的左翼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明确（definitive）的形象。即使在今天的美国政治中，也没有对民族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形式的根本质疑。美国的民族主义一如既往地强大。自明治维新以来，民族国家就充当了日本的基本框架。从亚太战争结束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民族国家的理念充当了日本自由主义和左翼知识分子的终极社会形象（image）。比如竹内好就认为民族国家是绝对必要的，没有民族国家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永远不可能获得独立。今天，最好的例子是日本共产党。对日共党员而言，民族主义比社会主义更重要。本质上，他们是社会主义民族主义者（socialist nationalists）。

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民族国家不仅在中国同时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扮演了进步的角色。考虑到现代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左翼知识分子为中国的反殖民斗争史骄傲是可以理解的。和美国独立一道，中国的民族主义作为历史成就被人民牢记。

当今世界上有许多反殖民的民族主义存在。就此而言，中国左翼知识分子为民族主义辩护也不例外。直到最近，大多数左翼知识分子都认为民族国家——作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基本形式是可取的。但他们现在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民族国家，或者更确切地说，领土式的民族国家主权（territorial national state sovereignty）能够解决由资本主义合理性机制（dynamics）所造成的各种对抗和社会不平等难题吗？今天，许多左翼知识分子已经对民族国家不抱希望了。认为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之间存在某种预先建立的和谐关系的古老梦想已然破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的许多人要回到马克思。

我不知道中国的左翼知识分子将如何回应全球资本主义的新情境。中国有非常漫长的反殖民民族主义的遗产。但我不知道反殖民民族主义的修辞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继续，因为不可能无限地依赖反殖民民族主义。你认为民族国家是终极的形式吗？

关于“想象的共同体”我想说一点。我不认为本·安德森提出想象的共同体的意思是，某些社会构形是虚幻的，是非实体的。相反，民族是一个想象的构形，因此它客观地、制度化地存在。让我们把这一点弄清楚吧，虽然，我对本·安德森提出的一些观念也持批判态度。无疑，我和他不同，我不是一个浪漫的反殖民民族主义者。但这点是千真万确的：正因为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所以民族是客观的实存（objectively existent），它是一个牢固的制度，它的存在（exist）超出了某些念头或幻想。

普遍性、特殊性、一般性、奇异性

澎湃新闻：关于亚洲的未来，您的理想是什么？什么是更好的政治结构？跨（超）越民族国家（Transnational）？

酒井直树：对这个问题很难展开明确的讨论。为了解决由复数的民族主义导致的难题，生活在世界这一部分的人们必须发展出各种技巧。当然，彼此协作的原因有很多种，即使是中日韩之间的资本主义协作。目前，因为有美式和平存在，东亚的人们规避了由复数的民族主义造成的难题。我认为中国没有处在美国的霸权之下，而东亚其他大部分国家都处在美国的霸权之下。于是，这些国家之间的冲突被美国中介、调停。但是，美式和平的终结日益临近。我们必须设想解决东亚诸民族主义之间冲突的系统方法。否则的话，将会是一场灾难。

不久前，稻田朋美被任命为日本防卫大臣。日本的大众媒体没有很坦诚地报道这位内阁成员，因此她的右翼活动并没有在日本广为人知，但是，她与日本的新纳粹组织的关联却在欧洲十分出名。她以鼓吹日本拥核著称，她还是个历史修正主义者：拒不承认南京大屠杀，也不承认战时慰安所的性奴体系。这样一个人如今引导着日本的国防政策。安倍晋三和他新任命的防卫大臣会在和朝鲜发生军事对峙或和中国发生领土争端的时候做什么呢？你觉得在美式和平终止之后，他们能够解决东亚的国际冲突而不诉诸军事力量，甚至核武器吗？

欧洲在二战结束后很快就意识到，必须通过组织某种体系来解决欧洲内部的国际竞争和敌对。在很长一段时间，欧洲都是个战场，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失去了超过五千万条生命。欧盟是解决这个困扰了欧洲人民几个世纪的历史难题的方案。东亚也曾是一个战场，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大约失去了超过三千万条生命。当然，欧洲人克服民族主义的努力似乎正在崩塌。为了解决诸民族主义之间的国际竞争，欧洲的方案是欧盟，但看起来它现在正面临着巨大的困难。这令人难过。

澎湃新闻：您讨论了普遍性（universality）和特殊性（particularity），那一般性（generality）和奇异性（singularity）呢？您有没有处理过这四个术语的关系？

酒井直树：是的，我在很多篇文章里都讨论过在亚里士多德式的逻辑中一般性和特殊性，或曰“类”（genus）和“种”（species）的问题。我也在翻译理论中讨论过普遍性和奇异性这组关系。这些术语曾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被京都学派的哲学家广泛讨论，他们关注现代数学中的非连续性难题。所以在政治上，这些是关乎帝国民族主义的非常重要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