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江村调查80年，回望费孝通城乡研究基本价值观

今年距已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江村调查已有八十周年。八十年前，中国城乡发生剧烈变迁，乡村经济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当年还是学生的费孝通根据他在家乡吴江的调查，写成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一书。

八十年过去，今天中国依然面临棘手的城乡问题。“小城镇，大问题”、“就地城镇化”、“离土不离乡”，费孝通先生关于城乡问题的思考对今天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从中获得怎样的启示？如果费孝通先生依然在世，他又会如何评价今天中国城乡关系？

为纪念江村调查八十周年，上海人民出版社近期出版了费孝通《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一书，以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为主线。12月8日，“纪念费孝通先生江村调查八十周年——费孝通中国城乡发展道路理论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

今天江浙一带的发展，放在历史上可能是失败的

从《乡土中国》、《江村经济》到《中国绅士》，都反映出费孝通先生一生都反对所谓的“城市偏好论”，反对城市吞食乡村，城乡需要的是一体化的改革，而不是将两者割裂。上海社科院的卢汉龙研究员对今天主流的城市偏好论提出了意见。

“我是上海世博会主办的专家组的成员，世博会点口号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我反复强调说只有城市才能让生活更美好这个翻译本身就是有问题的。这句话是从最早的拉丁柏拉图时代开始讲的，这个是非常落伍的。”

今天纪念费孝通的江村调查80周年，《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一书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执政者的重要启示是城乡一体化。卢教授说，“农村也好，城市也好，只是作为区位功能不同，一些欧美的发达国家没有城市跟农村的差距，为什么我们现在有很多规划的畸形，以及城乡发展中间的土地财政跟土地制度不一样所造成的奇怪的东西。为什么沿海会造成土地利用不合理、不经济而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情况，这些需要我们好好想一想城乡一体发展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复旦大学的胡守均教授表示：“我们江浙一带的发展，从眼前来看是非常成功的，放在历史的长河来看，就很难讲了。江南地区是鱼米之乡，鱼米之乡旱涝保收的，是我们祖祖辈辈最重要的遗产，我们的鱼米之乡现在只有鱼，没有米了。”

苏州人民政府驻上海联络处主任郁建东以苏州为例，向大家介绍了他对于“苏南模式”的回顾和反思。他提到“苏南模式”的成功，跟苏南老百姓的个性是息息相关的。“苏南老百姓确实是勤劳智慧，而且也很具有创新性，同时又相对比较谨慎。循规蹈矩，老老实实干点小活，赚点小钱，但是安全第一，所以它搞手工业，后来搞工业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东西看得见，不像炒股票，没了就没了，投机没了就没了，他搞厂嘛，失败了产品还在这里，相对安全。但是利润率也不会很高，也不会有很多的风险，跟上游、下游分销都会分享（利润），它是个人做出来的一个自然而然的、人性当中演化出来的一种经营模式。”

同时，郁建东认为，以城乡协调发展来看，“苏南模式”有很强的县域经济的特点，“张家港、昆山、常熟、太仓、吴江，如果说把这些1965年的数据一比较，一合起来，占到全市GDP比重的79.2%，工业占到78.6%，财政收入占到68.6%，市区这一块很小，所以说经济层面上我们是县域板块强于市区。”

此外，苏州的共同富裕也领先全国，“苏州现在农村是最牛的，农村户口想进去都进不了，未来到苏州工作的或者说考到苏大的学生，最后入赘到苏南农村，他就房子、车子全都解决了，因为这个农村户口问题很难得。”

“不要问我怎么看，要问农民怎么看”

费孝通先生终其一生研究中国城乡问题，背后的一个基本价值观是什么？在华东师范大学的刘拥华老师看来，“他在讲苏州，在讲在地城镇化和小城镇问题的时候，在讲离土不离乡问题的时候，是讲我们要尊重这些人的智慧，尊重他们的创新、发明，尊重他们的生活世界，这一点跟晏阳初先生是一致的。晏阳初1978年以后回来过，并且跟梁漱溟先生见过面。所以我觉得费老是在延续着晏阳初和梁漱溟当年的乡建运动。”

上海财经大学的刘长喜教授则提到一件费老的往事，有一年，他去拜访费老。“费老很和蔼可亲，我问他，中国加入WTO，您怎么看？费老说，不要问我怎么看，要问农民怎么看！”

在上海大学的仇立平看来，费孝通先生给研究者的启示是“要回归生活常识”，要理解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逻辑是什么。“中国老百姓到底实实在在的想法是什么，很简单，老婆孩子热炕头，能满足就可以了。”

文如其人，在费孝通身上，他对于普通人的生活世界的关怀也渗透并体现在他平易近人、通俗易懂的学术文风上，在场好几位老师提到费孝通先生的文风。

上海大学的仇立平教授吐槽了当下弥漫学术界的“不讲人话”的普遍现象：“如何表达，费老在对学术的表达当中深入浅出，不是用学术话语来表达，而是非常接近老百姓的，每个人都可以看懂的，按照这个标准去衡量，费老如果在国内读博士，未必能拿到博士学位。显然我们要学会费老的深入浅出，而现在我们看到很多文章相反是浅入深出，看不懂，包括我们一些博士生的文章。”

如果费孝通先生今天依然在世，他会怎么设想中国未来的城镇化道路？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的任远教授认为，中国城镇化有其特殊性，但不应过分强调特殊性。

在任远教授看来，费老并没有讲城镇化完全是农村长出来的，他也看到了区域经济，包括上海浦东开发也是国家力量的影响，国家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而这一点恰恰是中国城镇化的中国模式。

“西方的城镇化没有这么强的政府推动，所以看起来中国的城镇化是有自己的特色，是从自己的路径依赖中生长出来，受到制度因素的影响。我们为什么会有农村工业化？不完全是中国农民的智慧，而是因为我们城市工业没有巨大的投资，所以只能依靠农村的积累才来发展农村工业化。为什么离土不离乡？这是因为户籍制度。中国未来城镇化仍然受到路径依赖的影响，仍然受到制度限制的影响，就是中国城镇化的独特性。

但同时，任教授提醒我们：“我们未来的中国城镇化如果过份强调中国城镇化的特殊性，那就可能会形成一个希望中国城镇化在世界上是一个例外的问题。特殊性是重要的，但不要把特殊性讲成了例外性。如果过份强调农村工业化的话，过份强调离土不离乡的话，以及过份强调政府管制的城镇化，它会出现一个奇怪的城镇化，而且它的恶果已经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