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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宇和院士印象记:I am Professor Wong

李萌(香港理工大学)
2016-12-11 16:2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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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2日,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黄宇和院士在深圳博物馆演讲“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孙中山民族主义与英以色列信仰之谜”。我有幸诵读黄院士的讲稿。演讲结束以后,黄院士敦促我根据他的讲稿,加上自己的求学经历发表一些对当前教育的感言。我想,黄院士本身,即是为人治学的榜样。因此,在这篇拙文中,我想先从自己所了解的黄院士的点滴小事谈起。

我是在2007年8月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性别与文化学系求学前夕,从我的硕士导师,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区鉷教授口中,得知黄院士的大名的。区先生特别嘱咐我,黄院士的英文名字是:John Y. Wong。何曾想,我这个糊涂的学生,竟是在数年以后才和黄院士联系上。

刚到悉尼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和同班同学在Main Quadrangle(敝校标志性哥特式教学大楼)的教室外等候上课。一众澳洲年轻人不知为什么兴奋起来,聒噪不已。这时候,但见一位眉毛浓重,目光犀利的清癯亚裔教授从隔壁教室推门出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可见他是生气了),然后低声,但是很有礼貌地、慢慢地对这那些学生们说:“我们现在正在上课,麻烦你们声音小一点,好吗?谢谢!”

悉尼大学Main Quadrangle

我发现这位亚裔教授的口音竟是古雅的牛津口音。他的着装也很配合他的口音:斜纹格子呢西装外衣,戴领带,系带子的皮鞋。教授说完以后,静静关上门。这时大家都安静下来了,不知被什么震慑住了一样。

再次见到这位教授,已是我在悉尼大学中国研究学系担任助教的时候了。午餐时分,我时常会在助教办公室旁的公用厨房里看到他:动作轻缓地清洗他用过的餐具或者泡茶。每次见到他,我都不由得肃然起敬。然自惭学术上无所建树,也不敢多说话,唯有点头致敬,他也点头示意。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发现这位教授的办公室竟然和我们在一个走廊,门口的名牌上赫然印着:Professor John Y. Wong,恍然大悟。这个时候,我也快要结束学业了。

在将近毕业典礼的时候,我才鼓起勇气向黄院士自我介绍。院士盛情地在悉尼著名的金唐海鲜酒家晚餐设宴,款待我和前来参加毕业典礼的家母,以及他的好友(也是我在中国研究学系的上司之一)何德瑞博士(Dr. Derek Herforth),以庆祝何德瑞博士荣休及我拿到博士学位。

席间,黄院士说了一句让我至今印象深刻的话:“我们做历史的学者,事事讲究求真。你现在拿到博士学位了,虽然不是研究历史的学者,也希望你能秉承这个治学的精神。”而家母则对黄院士谦恭有礼的绅士风度印象深刻,每每说起院士,均提及当日“院士亲自用两个勺子给大家布菜”的情景,感叹不已。

2016年11月,黄宇和院士在中山大学西苑。罗希 摄

教授的尊严:“I am Professor Wong”

我于2013年底离开澳大利亚,翌年开始供职于香港理工大学。每逢黄院士回广州调研,我都会赶回广州与恩师区鉷先生和黄院士一道饭聚。深谙黄院士习惯的区鉷恩师告诉我,院士每一抵粤,日间除了到档案馆科研或外出实地调查以外,多数时候闭关著书。闭关时,谢绝一切邀约,终日馒头咸菜果腹。无需闭关的时候,会客均安排在中山大学西苑,不出中大以外。

近日,我又有幸拜读了黄院士的相关专访,以及院士所著《大学所为何事:从牛津、剑桥说起》一文,更体会到学海之无涯,学路之艰辛。著作等身的盛誉,是何等的来之不易。此中各种经历及压力,非常人所能忍耐。2016年11月26日我和区恩师、黄院士重聚西苑,区恩师多次提醒黄院士身体第一,学术第二,细水长流。作为旁人和小辈,我在为黄院士健康担忧的同时,也感慨自己庸庸之辈,无法像黄院士那样忘我而坚定地在漫漫学海中苦修,非常惭愧。

是次为黄院士诵读演讲稿,我得以更加了解黄院士的治学理念。特别是院士对“礼”这一概念的推崇。我记忆中的黄院士本人,正是以自身来实践他所推行的、对于教育的理想。院士每次出席学术演讲,必庄重地身着肃穆的黑色院士长袍,以示对于学术的尊崇以及对与会人士的尊重。在是次演讲前几日,他也时时叮嘱我着装一定要正式,若无法借到学术典礼所用的袍服,须得黑色西装连衣裙黑皮鞋出席。“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的确如此!

在12月2日的演讲当中,黄院士特意让我即场翻译他每上第一堂课时的训话:

I am Professor Wong, don’t you dare call me John.

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教师,我过于婉转地将其翻译成:“我是黄院士,请您不要叫我约翰。”立时被黄院士纠正为:“你斗胆叫我约翰!”我唯有自嘲地解释说,“我还没有这个资格和底气。”在场听众们都笑了。

2012年12月2日黄宇和院士于深圳博物馆为笔者题字。

大学教育的问题

在演讲中,黄院士坦率地指出:近二十一年来悉尼大学教育质量有所下降。作为悉尼大学的学生,我很遗憾走宝了:我由于出生太晚而未曾经历过院士所说的1974-1994年的“高等学府”时代。虽然如此,作为2007年至2012年就读于历史哲学学院性别与文化研究学系的博士生,我还是对自己的学系和导师的学术能力以及教学水平,非常钦佩的。

后来我当悉大的助教,就对黄院士之言身同感受。在悉尼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有幸协同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学者杜博妮教授(Professor Bonnie S. McDougall),担任高级翻译硕士课程《高级实用翻译》一课的讲师。杜教授负责汉译英方向的训练,我负责英译汉方向。这门课程共有四位研究生修读,四人均是在中国内地知名学府本科毕业的高材生,多数人外语能力非常优秀,翻译经验丰富。然而,在开课以后,杜教授和我均发现一个现象:每一堂课历时两个小时,但所有人均在至少一个小时以后才出现在课堂。澳大利亚国家笔译及口译认证协会(National Accreditation Authority for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简称NAATI)制定的职业道德手册上明确要求翻译者要严格守时(punctuality)。杜教授和我专门用了一堂课时间介绍专业笔译及口译的职业道德要求,并在课堂上多次反复强调。然而,这四位未来的翻译人才在我和杜教授多次提醒后,仅是勉强将迟到的时间从一个小时缩短到四十分钟。杜教授表示非常无奈。而我也在多次提醒未果后,暗自为学生们对自己不负责任的行为感到痛心。

除此以外,值得注意的是,悉尼大学高等翻译硕士专业对学生的雅思考试成绩要求高于其他专业的研究生。然而,杜教授和我还是发现了,有的研究生实际的英语能力和其优异的雅思成绩实在不能匹配。这也不由得让人质疑其入学资格的真实性,亦或是母校降低了研究生入学的门槛或是忽略了对于学生入学资格的监察?

大学教育,除了提供职业训练和知识,是否应该着重人文修养和精神上的提升,我认为,这正是当前大学所要面临的问题。如何培养有知识同时有文化的人才,提高青少年的文明教育,这个问题,已不仅仅是某个国家高等教育的问题。

《孙文革命》书影

Abide with Me

12月2日的演讲结束之后,黄院士提出要为自己的下一部书名题词。其时,他已经非常疲累了。但是院士还是打起精神,全神贯注地完成了题词。他是那样的专注,以至于在场有人的手机不合时宜地响起的时候,人们可以明显感到他受到惊扰时的不快。院士还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没有说什么。他有意把毛笔弄得很干,说要写“沙笔”。写毕,他自己看了看那个“地”字苍劲的最后一笔,说道,“有时候写沙笔又系几凄凉喔。”当下,我竟觉得那个“地”有了些哽咽的意思。

当天晚上回到住所,我在微信朋友圈写下了这样的话,谨以此为拙文作结:

当学生多年,那些在参考文献上见到的年轻或者年长的令人欣羡仰慕的名字,我有幸见证了他们光芒四射的一面,也同时目睹过那些孤独的时刻。

今天印象最深刻的一刻,便是在见到著作等身的学者,在一下午的学术演讲、签名售书、即席挥毫之后,在会议室闭目养神,静静蜷在沙发里哼唱圣诗Abide with Me。歌词很简单,调子很温馨,更显出学者之瘦弱孤单。也许孤单原应是学人的常态。入定的状态,更能将思想沉淀升华,而思考者又乐在其中。就像这位学者:苦修僧一样地生活,战斗一样地做学问。

而我,估计是那只小小的夏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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