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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网谈军改：军事变革从来不是为赢得赞誉，而是为了赢得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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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12 13:54

来源：澎湃新闻

∙ 中国政库 >

今天，我们国家的发展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军队的发展也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

去年11月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后，领导指挥体制改革先行展开，实现了军队组织架构的历史性变革。如果说领导指挥体制改革是重点，重在突破体制性障碍，那么，这次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则是“大头”，重在解决结构性矛盾。

大机遇、大变革，千载难逢；大挑战、大跨越，百舸竞发。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如何进一步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加快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整体转型，是摆在我们面前无法回避的时代课题。

1.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军队

近代中国史上，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晚清王朝，也曾启动军事上的变革，一时间轰轰烈烈地办洋务、造洋枪、配火器，但由于固守“弓马平天下”的传统观念和祖宗成法，主要依靠步兵和骑兵作战，在八国联军的洋枪洋炮特别是新型作战样式面前，再加上战斗力和作战理念完全不在一个水平上，可以说不堪一击，即使一些将士英勇杀敌，最后也只能是饮恨沙场。

让我们先看看一位英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军队。

“中国的士兵，在外表上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去嘲讽、鄙视的感觉。这与他们是否强壮无关，即使是一个大块头，他看上去也总是那么滑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官的从不曾告诉他们要如何才能展露出自己的聪明机敏以及军人特有的气质。”

“他们接受的训练极不正规，简直不值一提。没人要求他们抬头挺胸，他们也毫不在乎地浪费了自己原本的身高。没有人要求他们去学习如何走正步。因为他们原本就没有左腿、右腿的概念，正步对他们来说将会是一种精神折磨。”

“中国政府从来就不为士兵的军服操心，他们将这件事做得非常简单，除了前胸后背那个显眼的‘勇’字，士兵们看起来和大街上随处可见的普通百姓没什么差别。如果不想让别人发现自己是当兵的，只要将军装翻过来穿就行了。”

“竹制的烟枪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不可必备的装备。他们如此热爱吸烟，如果要在烟枪与肩上的长枪之间做个选择的话，恐怕长枪将会输的极其惨烈。”

“对于老百姓来说，士兵的到来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清朝的官吏在为士兵们提供伙食的时候往往要从中取利，所有士兵们到口的伙食不是数量不足，就是质量问题严重。”

“在凶恶的士兵前面，稚嫩的雏鸡也要唧唧大叫着落荒而逃，生机勃勃的小猪也会莫名其妙地消失不见，只留下女主人呼叫它们回来吃食的声音……寺庙里的神像闻到了烹饪食物的香味，原来肃穆的神情也变得疑惑……”

这是一位来自英国伦敦的传教士，在其1909年出版的著作《多面中国人》——“军事制度”章节中描述的一些场景和见闻，再现了一位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军事制度，其中不乏戏谑、自傲、犀利和同情。

150年前，这位麦高温先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生活了50年，与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有深入交往。他不否认中国的伟大，承认这是一个可敬可爱的民族，但他批判起这个民族的“劣根性”来，也是针针见血，毫不留情。

“在历史上，如果说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的军队能像英国军队那样经历过如此多的战争，也就只有中国军队了。”毫无疑问，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在这个国家形成之初，创建者们将血腥而残忍的战争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诸侯割据，战乱频繁。在今天，关于古代中国的诸多影视著作中，战场厮杀、战鼓擂动的场景，我们早已熟悉。

“即使那个部落以凶狠好战闻名，仍然要去征服；即使士兵的尸骨堆得像山一样高，依旧要翻越过去；哪怕忍受饥饿，也要去占领那一望无际的平原。”为了获取胜利的果实，无数的生命在数不尽的战争中消逝。

这里，麦高温先生抛弃了西方人那种特有的傲慢与偏见，对那些英勇无比的中国士兵给予了褒奖。他说，“中国最终成为世界上疆域最广的帝国之一，正是由于这些勇敢的中国人。他们凭借着不屈不挠的毅力，在以死亡铺就的道路上奋勇向前。”

尽管如此，这位麦先生还是对当时中国士兵的素质和训练情况持有鄙夷态度。“中国的士兵并不能让人发自内心的敬佩，他们受到的军事教育太差，因此素质低劣。”但是，他并不否认中国人的胆识，“否则这个国家绝不会成为东方的霸主”。他指出，中国的士兵缺少两样东西，一个是受过正规训练的、英勇的将领，一个是更加积极、更加尚武的环境。

2.历史变革中的血与泪

有人说，战争是流血的政治。在中国的历史上，军队改革也是充满着血与火，生与死，或许血染江河、哀鸿遍野。

商鞅变法就是很好的例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也是最有影响力的改革。商鞅以大无畏的胆魄把秦人带到了改革这条生路上，却把自己引向了死路。商鞅的结局是悲壮的，死的如此惨烈不忍，却又如此荡气回肠。改革是唯一的活路，纵然他面临死亡，亦无所畏惧。

被20世纪革命导师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尽管是个失败者，可改革的热情也换来“一江春水向东流”。

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王安石的变革思想，“是人类思想反抗的文明成果，使人类有了拜托野蛮统治的可能和方向。”

光绪24年，戊戌变法失败。同年9月28日，北京，宣武门口外菜市口，戊戌六君子被害，其中包括年仅33岁的谭嗣同。梁启超称其为“中国为国流血第一士”。

面对别人的劝说，他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用自己的牺牲去换取封建顽固势力最后一次反抗，“外国变法未有不流血者，中国变法流血者，请自嗣同始。”

二十世纪20年代，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性地创建了新型人民军队。

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指出，“这支全新的队伍，并不具有天然的先进性。”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不堪忍受剥削和压迫的农民，揭竿而起、上山起义的从来不乏其人，可最后不是“落草为寇、就是接受招安，个别成功当了皇帝的，也只是重复封建王朝的新旧轮替而已”。

这支新成立的人民军队，在成立之初，就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扑面而来的农民意识、平均主义、流寇主义、军阀残余……需要彻底的革新和重整。

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这支军队实现了浴火重生、凤凰涅槃，从此取得了一次次胜利。

古今中外的变革史充分说明：一支生气勃勃的军队总是处在不断变革之中，改革创新的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不竭动力。

“不改革就没有出路！”1978年，邓小平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声。今天，这一时代的声音仍在回响。

对于军队也一样,没有改革,就没有战斗力！

当前，军队变革的潮流再次席卷。我们没有任何退路！

在时代澎湃向前的潮流中，唯有变革，才有出路。浩浩汤汤的历史长河中，唯有革新，才能进步。

我们等不得、慢不得，必须昂首阔步。唯有此，方能军强国富民安。

3.新能量的聚合与呼唤

2016年9月13日，中俄“海上联合-2016”军事演习在广东湛江以东海空域举行。这是我特战队员在广州舰起降平台警戒执勤。中国军网图

“军队改革不仅事关军队生死，更事关国家生死。”国防大学刘亚洲政委在一篇文章中讲到。毫无疑问，军事变革中的落伍者，必定是未来战士中的淘汰者。

“落后的军队不一定是劣势装备的军队，但一定是观念陈旧的军队。”可以说，观念的陈旧、文化的落后，是最可怕的。为什么曾经叱咤风云的拿破仑，也说“让驴子和学者走在队伍中间”？这不仅说明拿破仑重视学者和专家，更道出了能打胜仗的秘诀：带着先进的军事理论前行，带着创新的军事思想打仗。

历史学家戴维·兰德在《国家的穷与富》一书中断言：“如果经济发展给了我们什么启示，那就是文化乃是举足轻重的因素。”而要想拥有先进的理论和思想，最根本的还是要提升军队的整体素质，包括官兵的基础知识和文化水平。

“一支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文化致胜，这或许将成为未来战争的重要战略。刘亚洲将军曾在《军改是一场革命，军人需有谭嗣同精神》一文中说：“我过去所进行的战争中，一名士兵无非就是练了两天射击的农民。这名士兵阵亡后，三天之后就可以补上一名。”但现代战争却不是这样，一名合格的士兵需要经过长期而严格的训练，正像麦高温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严格的训练对士兵多么重要，不如此，就不能在入侵者面前守护住国家的尊严。”

丘吉尔曾说：“看得见多远的过去，就能走向多远的未来。”在历史的长廊中，我们总能看出一些端倪，从中得到启迪。在过去刀光剑影的血色弥漫处、在顽强惨烈的征战厮杀中，今天的实战化训练场上，我们又能走向怎样的未来战场？必须要革新观念、转变思维，必须要优化规模和结构。

军事变革从来不是为了赢得赞誉，而是为了赢得战争。西方著名军事战略家克劳塞维茨，曾把普鲁士军队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三条：中高层军官很少认识到战争特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军官们更关心自己地军衔和社会地位，而非训练与作战；士兵们普遍缺乏爱国心和军人精神。

诸葛亮曾有言：“若有居安而不思危，寇至而不知俱，此谓燕巢于幕，鱼游于鼎，亡不多待夕矣。”古往今来，军人为战争而生，战斗和准备战斗是军人应有的正常状态，而我们不少同志“听惯梨园歌管声，不识旌旗与弓箭”，沉湎于所谓的流行文化、娱乐文化，浸淫于安乐享受、物欲横流，实在让人痛心。

变，我们呼唤时代的变革。军队的重塑和整装，军人的革新与培塑，必须在超越时空中极速前行。

4.力量结构的重塑与涅槃

改革，最大的阻力是自己，最大的敌人也是自己。

对我们这支军队而言，同样需要超越自我的勇气和胆识。

对过去成绩的眷恋，对成功经验的陶醉，对既得利益的固守，都会容易遮蔽看清未来的视野，固化那些活跃的创新细胞。

越是在改革的关键时期，传统之限、门户之见、利益之囿的羁绊就越容易显现。

大凡重大而深刻的军事变革，都无一例外地引起军队规模结果和力量编成的调整与优化。

这次军改会议上习主席提出，推动我军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部队编成向充实、合成、多能、灵活方向发展，构建能够打赢信息化战争、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这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一句名言。它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组织社会学规律：在一个系统内部，科学的组织结构，优化的力量编成，可以使系统的功能远远大于各要素功能的简单相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