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收藏中国文献，美国何以后来居上

美国对中国文献资料的收藏，虽然历史不是很长，但是发展的速度和目前收藏的总规模，却是其他西方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中国学研究在美国能够发展到今天的水平和规模，首先得益于遍布全美各地的学术图书馆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的不断努力，最终形成了中国境外最为庞大的中国文献收藏。在过去的近二十年里，我本人曾在位于美国东岸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图书馆东亚部，中西部的密歇根大学亚洲图书馆和西岸的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工作过，因此对美国的中国文献收藏事业的发展和现状有些了解，在这里与大家分享。

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杨继东

筚路蓝缕的19世纪

相较于欧洲诸国，美国收藏中国文献的起步很晚。早在明末清初，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们已经开始将大量的中国书籍带回欧洲。到了17-18世纪，“中国风”（chinoiserie）在西欧建筑和装饰艺术中广泛流行。而当时沿北大西洋岸的十三个英属殖民地跟中国的联系还仅局限于茶叶、瓷器和丝织品的贸易。在独立以前，这些殖民地与中国的贸易基本都被宗主国英国垄断，本地的商人很难从这个获利甚丰的贸易中获得好处，这也成了美国独立运动的一个重要导火索。建国以后，美国与中国建立了直接的贸易联系。从塞勒姆（位于波士顿市以北）、纽约和费城等港口出发的商船开始到达中国的口岸。尽管当时的美中贸易总额并不是很大，而且需要很大的投资并具有很高的风险，但是它能给成功的商人带来非常可观的利润。 

随着贸易航线的畅通，美国的基督教新教教会也开始将眼光投向了遥远的东亚。从1830年代开始，来自北美的新教传教士陆续抵达中国。他们前往中国的航程比欧洲传教士更为遥远和艰辛。在加利福尼亚州成为美国的一部分以及纵贯美国大陆的铁路开通以前，前往中国的新英格兰地区的美国人乘坐的帆船首先要克服大西洋上的惊涛骇浪，抵达非洲大陆的西岸以后，再南下沿着欧洲人赴华的传统航线，绕过南非的好望角，穿过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最后抵达香港、澳门和中国各地。

汉学乃至整个东方学在美国的开端，与它在欧洲的起源一样，跟传教士的事业息息相关。为了有效地说服中国民众皈依基督教，美国的赴华传教士们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学习和研究中国的语言、历史和文化，从而成为该国最早的一批中国通。随着传教事业带来的对东方各国了解的深入，1842年“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宣告成立，这也是美国成立的第二个全国性学术组织。翻看一下该学会在19世纪出版的学报（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就会发现当时的传教士奉献了大多数研究东方各国包括中国的成果。耶鲁大学聘用的全美国第一个汉学教授卫三畏（Samuel W. Williams），和在其他一些美国大学教授汉学的教授，也都是传教士。

卫三畏（Samuel W. Williams）

美国赴华传教士从中国带回来的文献资料，构成了19世纪美国收藏中国文献的重要一部分，比如麦嘉缔（D. B. MacCartee）赠与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傅兰雅（John Fryer）带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汉文书籍。除了传教士，美国早期收藏中国文献的来源还包括清朝政府（比如同治皇帝于1869年赠送给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数百册汉文图书）以及早期赴美的中国人士（比如容闳和戈鲲化）的赠送。但是在整个19世纪，美国的公私学术机构对中国文献的收藏还远没有没达到自觉的阶段，都还没有开始使用自己的常设经费来采购中国书籍。而上述这些捐赠的中国文献，在美国各机构中也很少有人问津使用。毕竟对于当时的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中国实在是一个太遥远太神秘的国度。而且由于汉语教学以及汉学研究课程只是在极少数大学里刚刚起步，在美国本土上能利用那些文献的人其实是屈指可数的。

20世纪上半叶的发展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几十年，是美国的经济起飞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尽管美国还没有完全摆脱孤立主义传统，但是已经成为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和世界舞台上的一个主要角色。与此相适应，美国公众对世界各国包括东亚的兴趣日益增长。值得一提的是该国迅速膨胀起来的新富阶层在此阶段培养起了对中国艺术品的特殊喜好。今天散布美国各地的中国文物大多都是在20世纪上半叶入藏的。

进入20世纪后，汉学研究在美国的大学和研究生院里获得了实质性的发展，而传教士在东方学界的领导作用迅速退化。由于本土人才奇缺，美国的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比如哈佛、伯克利和菲尔德博物馆（在芝加哥）在20世纪初陆续从欧洲招聘了一些著名的汉学家。他们在将美国汉学推入学院化阶段起了重要的作用。到了1920和1930年代，在美国培养起来的本土博士逐渐成为该国汉学界的主力。

汉学的发展，使得美国的大学和其他教育机构获得了收藏中国文献的强劲动力。以机构日常经费支持的主动采购开始取代19世纪以捐赠为主的被动收藏。国会图书馆以及哈佛、哥伦比亚、普林斯顿、康奈尔、芝加哥、夏威夷等大学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开始拨款采购汉文书刊。国会图书馆以及哈佛和普林斯顿等大学图书馆更是成立了专门收藏中日韩资料的分馆。除了一些教育机构的日常经费，洛克菲勒基金会也从1930年代开始拨出慷慨的款项支持一些大学收购东亚文献。

但是尽管有了这些重要的进展，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东方学和非西方文献收藏的整体水平与同期的欧洲相比仍然差了很多。因此当美国正式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政府便发现自己极其缺乏懂得非西方语言和文化的人才，这对当时的军事行动造成很不利的影响。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军方不得不在战争期间投下巨资在全国各地办了好几个大规模的外语强化培训班，这种临时措施使得外语教育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急剧发展起来。

二战以后的迅速发展

二战结束后的美国，彻底摆脱了孤立主义的传统，取代了欧洲的几个传统大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领导地位。随着这种国际地位的改变，美国政府和学术界对于非西方国家的兴趣达到了一个空前的程度。许多大学以及洛克菲勒、福特、卡内基和梅伦基金会等几个主要的私立文化教育赞助机构都拨出巨款支持外语教育和外国研究项目。与此同时，“区域研究”（area studies）作为一个学科概念在1940年代末的美国学术界趋向成熟并开始取代原先的东方学概念。这种新概念强调对非西方国家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并侧重于这些国家的现当代历史文化，从而与起源于欧洲的偏重古典的传统东方学形成鲜明区别。与此相对应，“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也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汉学（sinology）的概念。

1950年代初开始的冷战，使得发展区域研究显得更为急迫。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后，美国朝野大受刺激，国会于1958年通过了《国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该法案的第六款（Title VI）规定联邦政府须对外语教育和区域研究（Foreign Language and Area Studies，简称FLAS）项目进行实质性资助，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批资源中心（resource center）。该法案的通过，使得推动对非西方语言文化的研究正式成为美国的一项国策。从1960年代以后，这个法案的具体实施由联邦政府的教育部负责。直到今天，由教育部管辖的所谓“第六款资金”（Title VI funds）依然是很多美国大学竞相争取的目标。

在上述那些来自联邦政府、私立基金会和各大学的经费支撑下，美国的外语教育和区域研究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相应的系、科、中心在遍布全国各地的大学里建立起来，培养出的博士生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这些资金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被投入了收藏非西方文献资源的工作。由于投入资金的巨大，使得美国在短短的半个世纪里走过了西欧和日本花了几百年时间走过的过程，成为西方世界最大的非西方文献包括中国文献的收藏国家。

美国收藏中国文献的现状

目前美国的很多大学图书馆都有专门的中国文献馆藏。这些学校包括私立大学中的所有八所“常春藤”大学（即达特茅斯、哈佛、布朗、耶鲁、哥伦比亚、康奈尔、普林斯顿和宾夕法尼亚）、纽约、乔治·华盛顿、乔治城、杜克、爱默里、芝加哥、圣母、华盛顿（圣路易斯）、莱斯、杨百翰、南加州、斯坦福大学以及若干所小型的文理学院，还有公立大学中的马萨诸塞州立、纽约州立若干分校、罗格斯、宾州州立、匹兹堡、弗吉尼亚、北卡罗莱纳、佛罗里达、密歇根、密歇根州立、俄亥俄、俄亥俄州立、印第安纳、伊利诺伊、明尼苏达、威斯康辛、艾奥瓦、堪萨斯、亚利桑那、亚利桑那州立、华盛顿（西雅图）、俄勒冈以及加州大学大学系统内的几乎所有分校（包括伯克利和洛杉矶分校）。

除了大学系统，美国的很多公共图书馆也有专门的中国文献收藏。其中最大的当属有国家图书馆性质的国会图书馆，它的中国文献馆藏（包括汉文和其他中国文字）之丰富，在美国境内鲜有匹敌。纽约公共图书馆也是一个主要的收藏单位。除此之外，在全国各地华人聚居地区的社区图书馆也收藏来自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的汉文图书。比如我本人居住过的新泽西州的 Cherry Hill 镇，密歇根州的 Ann Arbor 市以及加利福尼亚州的 Alameda 县，其社区图书馆里均有不少汉文书刊供阅读。此外，全美各地还有不少专门的文化机构比如收藏大量中国文物的博物馆，也都有专门的中国文献馆藏。

近年来美国光是学术图书馆（包括上述所有的大学图书馆以及国会、纽约两个公共图书馆，还有若干艺术博物馆的附属图书馆）每年采购中国文献的资金就高达800万美元以上，比西欧各国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全部加起来的采购资金还要大。个别主要的大馆比如国会、哈佛、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密歇根和斯坦福的年度中国文献采购经费就接近或超过50万美元。在美国以外的西方国家里，唯有德国国家图书馆具备这样的采购能力。

在上述学术图书馆里，都有专门的“中国研究馆员”（Chinese Studies Librarian）或者“东亚研究馆员”（East Asian Studies Librarian）负责中国文献的采购工作，同时他们还负责向读者提供咨询服务。这些馆员大多接受过专业的图书情报学训练，并对中国研究领域有相当深厚的专业知识。在大多数收藏中国文献的机构里，也有专门的编目人员负责这些文献的整理工作。在各个学术图书馆里负责东亚文献的图书馆员们有一个全国性的职业组织，即“东亚图书馆理事会”（Council on East Asian Libraries）。该组织还包括了来自加拿大的东亚图书馆同行们，是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的一个分支，每年举行一次年会探讨会员们共同感兴趣的问题。

相当多的美国图书馆在长期发展中建立起了有自己的特色中国文献收藏，例如国会和哈佛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汉文善本书和中国少数民族文献，哥伦比亚大学所藏近现代中国稀见杂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收藏的汉文碑帖，斯坦福大学的东亚图书馆和胡佛研究所收藏的现当代中国历史资料，明尼苏达大学藏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旧照片，宾夕法尼亚和华盛顿（西雅图）等大学所藏二战时美军缴获的日军绘制中国地图，等等。近十多年来，不少学校投入相当大的资金对这些珍贵的收藏进行数字化。比如哈佛燕京图书馆，就已经将该馆所藏珍稀中国文献大部分数字化，并将它们在网站上全部公开，供全球读者免费使用。

美国学者很早就开始尝试在中国研究的领域里利用电子计算机。早在1970年代末，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郝若贝（Robert Hartwell）教授就开始用计算机编制宋代人物传记资料。到了1980年代，美国的很多图书馆系统已经开始使用MARC-8编码系统对非西方文字包括汉字资料进行自动化处理，这是全世界第一个投入大规模使用的包括汉字在内的多文字编码系统。1990年代，中国大陆和台湾制作的汉文全文数据库开始进入美国学术图书馆，对中国研究的开展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进入21世纪以后，各种汉文全文数据库、电子期刊、电子书和电子报纸等数字资源大量进入美国图书馆，成为很多东亚文献馆藏的标准配置。

近十多年来，“数字人文学”（digital humanities）在美国渐成气候。这是以电子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人文学研究和呈现方式。与利用全文数据库的研究方式相比，数字人文学已经跨越了将计算机当作纯粹的索引和检索工具的阶段，开始将地理信息系统、大数据挖掘、文本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技术引入文科学术领域。数字人文学的发展，需要大学图书馆提供比以前更强的技术支持。目前在斯坦福、哈佛和康奈尔等校的图书馆，已经有专门的部门专门向师生提供这类支持，并做成了一些包括中国研究在内的数字人文学项目。

美国收藏中国文献的前景展望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抬升，美国对中国文献的收藏工作还会持续加强。尽管二战结束以后的高速发展阶段已经过去，但是现有的规模不仅会维持下去，而且会进一步扩大。

进入数字时代以来，图书馆的馆藏和服务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的东亚图书馆也在不断的转型之中。很多传统的业务比如编目等会更多的采取外包的方式，而新的服务内容比如数据库的建设和数字人文学的技术支持，则会得到大力的发展。此外，分散各地的学术图书馆之间的合作也会变得更加紧密。随着各种学校联盟和通用数字平台的出现，资源共享以及跨地域和跨校的服务方式会变得更加普遍。

特色文献收藏的重要性在数字时代更为突出。2015年夏天，在斯坦福大学的东亚图书馆召开了北美地区第一个专门研讨来自中、日、韩三国的特藏文献的学术研讨会，与会者的共识是，不断挖掘出来的特藏文献，将是东亚研究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