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评｜《Motherland》：如何找到一个不存在的国家

这是黄佳代的独角戏。

她说：“今天，我要给大家做一个演讲，演讲的题目叫《Motherland》。演讲将会用英文进行。”

当她果真说起另一种语言的时候，就站到身边那块黑板的另一侧。她用英文宣布：表演将会用中文进行。

有点儿绕，有点儿糊涂，这就对了。

黑板是她的主要道具。“这是关于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国家。两年前我前往拜访，找到了它。”

她开始画一个地图的轮廓，巴尔干半岛的著名国家，它的存在与分分合合就像一个谜，二十世纪的哲学理想、地缘政治与民族主义互相打架，究竟是什么决定了一个国家存在的合法性？约翰·洛克的“自然权利”主张似乎在这个半岛并不管用，尽管它在美国管用，美国就是洛克主义的实验室。洛克以社会的丰足状态为潜在的前提，认为生而为人，具有天赋的自然权利，包括“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

根据这样的观点，对一个政权的评价，取决于这个政权对生活在其中的个人的自然权利的保护。好的政权就是对这些权利予以保障并使之最大化的政权；坏的政权就是无法保障这些权利的政权；而邪恶政权则是对自然权利进行侵犯的政权。

洛克版本的“社会契约”是指所有公民一致同意被一个经多数人选举出来的政府来统治，只要该政府对自然权利进行保护。美国的开国者们运用洛克的正当革命理论为美国革命进行辩护，并且将他的思想吸收入《独立宣言》和《宪法》。可是在这个半岛上，丰足状态似乎难以构成政治逻辑的前提，匮乏状态才是。

两年前，我也拜访过那个国家。正是在千疮百孔的贝尔格莱德，我遇见了黄佳代，我们其实早就认识，她在大学时代排演过我的剧本《椅子不知道》，后来在英国文化处工作，也不时碰见，但从没怎么正经聊过。我还找到了另外一个朋友，塞尔维亚人米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除了小时候看过的那一大堆前南斯拉夫电影和电视剧——主题永远只有一个，反抗德国纳粹：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我对于这个曾经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的当代性的了解，其实主要来自于米拉，她的身份，她的命运，她的选择与无法选择。

米拉曾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留学中国，那段时期，“一战”之后组建，“二战”之后历经社会主义体制的南斯拉夫联邦陷入了漫长而痛苦的解体过程，先是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独立，而后是波黑战争，接下来波黑独立，然后又是科索沃战争……当米拉在复旦大学研究曹禺戏剧的时候，苏珊·桑塔格却将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搬上萨拉热窝的舞台：“在信使宣布戈多先生今天不会来但明天肯定回来之后，弗拉迪米尔们和埃斯特拉贡们陷入悲惨的沉默期间，我的眼睛开始被泪水刺痛。观众席鸦雀无声。唯一的声音来自剧院外面：一辆联合国装甲运兵车轰隆隆碾过那条街，还有阻击手们枪火的噼啪声”。

我与米拉同校，她将同胞埃米尔·库斯图里卡导演的电影《地下》推荐给我们，那部刚刚斩获1995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胶片史诗，以巴尔干式的荒诞喜剧，勾勒出南斯拉夫从1941年至1995年的曲折历史，剧中虚构出一队为抵抗纳粹而遁入地下的革命战士，他们始终被“同志”所欺骗，以为“二战”从未结束。直至半个世纪过去，当他们回到地面，眼前果然仍是一片战火，只不过，那是他们无法理解的波黑战争。

对于从小看着南斯拉夫“二战”题材影视剧长大的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极为颠覆的故事，那场战争不再非黑即白，二元对立的世界观，无法穷尽复杂的历史与更为复杂的人性，意识形态派生的概念，更像是一场现代杂耍。

科索沃战争期间，米拉选择回国，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塞尔维亚式选择，它的内核，是一种不愿屈服的民族性。1999年，以南联盟政府拒绝执行西方国家主导的和平协议为由，美国领导的北约对南斯拉夫持续空袭七十八日。对于贝尔格莱德市民来说，那是远比波黑战争更残酷的体验。比残酷更残酷的是荒诞，贝克特与库斯图里卡为我们呈现的荒诞，至今仍可在空袭遗留的废墟中瞥见——抵达贝尔格莱德初日，我即遭遇震撼，15年过去，那些框架仅存的建筑，包括前政府大楼和广播电台在内，几乎原封未动，仿佛导弹刚刚来过，带着“上帝今天不来了”的讯息，就在十分钟之前。

米拉告诉我，如今，一切都结束了。2003年，连续使用八十多年的国名“南斯拉夫”不复存在，意味着那个二十世纪的多民族共同体走到了尽头，虽然塞尔维亚和黑山依然组成联邦，但仅三年，黑山即告独立。至2008年，科索沃单方宣布脱离塞尔维亚独立，尽管塞尔维亚并不承认，依然视其为自治州，然而联合国的军队控制着那里。一切都结束了，米拉曾经的祖国，即便不包括科索沃在内，亦已分裂为六个共和国。今日的塞尔维亚，西面与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南面与马其顿和黑山，北面与匈牙利，东面与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接壤，成为了一个不拥有任何海岸线的多山的内陆国。

米拉执教于贝尔格莱德大学，教授中国文学，那次重逢前的两天，她刚刚完成了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系列小说的翻译，因为那个秋天的贝尔格莱德国际书展上，中国是主宾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著作自然是最值得期待的卖点。我们已经有十五年未见，上一次，还是北约空袭结束之后，她作为贝尔格莱德红星足球队的中文翻译前往中国，比赛间歇，马骅带她来看我写的新戏，在巴掌大小的海德格尔咖啡馆上演的《睡吧》。其实，米拉离开复旦之后，她留给马骅的一只塞尔维亚大皮箱经常陪着我们一起喝酒，皮箱成了酒桌，陪着我们一起消磨二十世纪最后几年的荒诞。

黄佳代在《Motherland》中罗列出那个国家的一部简史，借用黑板和贴纸，并将其与我们在亚洲东部的生活建立起一种宏大叙事的逻辑。“1999年，北约空袭南联盟78天。5月8日，5枚北约导弹击中中国大使馆。三人死亡。中国各地爆发抗议游行。”以及一种令人惊异的私人叙事的逻辑：“1999年我读大一。这天早上起来，发现大家都在说我们使馆被炸了，死了三个人，太过分了。还有人说，当年，其他学校学生骑着摩托扛着大旗从我们操场边开过去，冲着我们喊，小绵羊。今天我们可得把这口气挣回来！我很激动。学校支持我们下午出门游行。我觉得终于轮到我们创造历史了。”

1999年5月，在上海淮海中路乌鲁木齐路口聚着一群年轻人，如果在平日，他们也许都是柏拉图《理想国》中描述的那些“自由”的青年：彼之度日也，即琐屑之欲望，亦必使之达到目的，有时沉溺于酒，有时醉心于笛，有时饮水若狂，有时禁食以消瘦，有时热心体育而旋即诸事不问，有时一无所事而忽然研究哲学。但在那几天，他们都很激动，期待着一种叫做历史的东西辩证地发生在眼前。两天之后，他们回去了，吃饭聊天睡觉。

黄佳代的独角戏使用的唯一一种激动的道具是花生。她一边吃花生一边描述那个国家的历史，“我在贝尔格莱德发现他们也吃这种花生，因为便宜，学生买来喝酒，所以就叫 Studenski。学生。Student。nuts。Cheap， full of nutrition， full of energy， ready to go， ready to serve， ready to……”花生被撒得到处都是。演讲的高潮发生在表演者无法控制自己的声音之时，当她不断堆砌我们经常听到的那种充满正能量的词汇与口号时，她表示，她并不理解她在说什么，但她无法控制自己不去说。那些为历史带来合法性的辩证式逻辑在疯狂的堆砌中遭遇了消解。

在贝尔格莱德，米拉告诉我，当虚伪的修辞学消逝之后，回归宗教似乎成为了整个社会的最好选择。她拐弯抹角将我引向供奉塞尔维亚圣女的圣佩特卡教堂。这座东正教堂亦因地下涌出圣水而闻名，细致精妙的拜占庭风格长方厅堂内，一位女修道士正忙碌于将圣水装瓶，并示意我们，尽可自行取用杯中之物。米拉消失了一会儿，随后请来了圣佩特卡的木质圣像和十字架挂件，这是送给我的礼物，她又交与我一束细长的白蜡烛，带我前往一处专门的所在，这是追思我们共同的朋友之物。世界残酷，除了这些，我们又能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