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戴海斌：由文及史与由史及文

戴按：临近年关，蒙澎湃记者青眼，嘱我总结本年阅读，并选数本“印象深刻”者，仔细说说。本人终年碌碌，并无足述。不过，读过一些书，留有一些感性的印象，因为是网络文章，可以写得稍随性一些，姑妄言之。惟其中部分内容已经涉及学术评论，如有不当，祈读者鉴谅、指正。

因为备课的原因，暑期中细读了去年从台北买回的廖敏淑所著《清代中国对外关系新论》（政大出版社2013年）一书，全书分“通商制度”、“外政制度”两部，前者抉出历史上的“互市”要素，后者则围绕通商交涉之“文书往来机制”展开，所谓“新论”者，实由破除费正清主张的“朝贡体系（tribute system）”论而来，兼驳滨下武志的“朝贡贸易体制”说。清代对外关系在制度与实践两个层面均有极为多元的样态，当然非“朝贡”可以一言以蔽之，书中提供的知识可以丰富我们的历史理解，不过，对于争论后起的“概念”、“学说”之短长，非要定名于一尊的执念，我并无特别的兴趣，而心下对著者所谓“清朝中国的对外关系原则，存在着政治与通商可以分离而不相干涉的空间”、“对中国而言，互市可说是贯通古今的通商制度”（页147、149）等等，是存疑的。

到了下半年，《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之“晚清”、“民国”两卷齐齐出版，学界推重，一纸风行，同一作者所撰《清代通商与外政制度》正是“晚清卷”开篇之第一章，内容未出前揭书范围，且论远多于述，而立说之勇似更有加无已，直指“朝贡体系论无论其前提史观、史学方法以及其所描绘出的面貌暧昧模糊之历史图像都存在严重问题”，必欲“彻底推翻朝贡体系论的说法”、“一举破除朝贡体系论对于清朝对外关系所定义的种种谬论”而后快。（页6、22）对于自己基本信服、而且在课堂上屡向学生宣讲的学说，竟然纯属“谬论”而浑无知觉，实在不能不引起一个为人师者倏然自惊，而鉴于《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受众之广、影响力之大，也无法不令一个哪怕是刚入门的研究者正面视之。（我后来查到廖著之后半部，几年前已单独出了简体字版，参见《清代中国的外政秩序》，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年）关于本书史料与论证方面的问题，并不适合在此处展开，只是著者既处处针对“朝贡体系论”立说，对此学说之源流、脉络、内涵、外延等等，却似全无究心，仿佛自树一标靶，而暗示其铁板一块的性质已经不证自明，费正清没说的（诸如“将明清两代合一”、“将国交与通商混同”等等）算在他头上也罢了，谁让他当祖师爷，明明已说过的却视而不见，还在顺着这个意思说，则未免武断太甚了。譬如著者特别反对 “‘朝贡体系’论认为中英《南京条约》之后中国的外交和通商制度从‘朝贡体系’转换成‘条约体系’的说法”，反复强调“不管是条约的形式还是内容，都不是创新的东西”，无论如何不能视为中国“前近代”与“近代”分界点。（页140—142）实则，只要读过费正清的名篇《中国的世界秩序中的早期条约体系》，就知道该文起首就明确指出：“鸦片战争和第一批条约被今日的北京和全世界视为新体系的黎明。与此相反，本文认为它们紧紧意味着旧体系的黄昏。”（载氏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页277）在费氏看来，中国不是通过抛弃帝制时代的传统进入近代世界的，而是通过调试传统以应对19世纪的种种问题而进入近代世界的，这种调试使得“条约体系”在其初始阶段成为“朝贡体系”的副产品。在另一篇文章《条约下的共治（Synarchy under the Treaties）》中，费正清更将“条约制度”解释为中国把西方容纳在中国传统世界秩序的一个方法，“条约”近于传统的“羁縻”手段，相应的，清政府容纳洋人于中国的权力架构（Power Structure）之内，亦不过传统的“中外合治”的一个新例而已。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费正清本人都不承认这种新旧截然两分，反而强调其内在连续性，则本书孜孜以求的“破除谬论”，岂非无的放矢？

本书立足于“互市”的视角来观察清朝的通商制度，有不少新见，而毋庸讳言，此说的提出多受到日本学者岩井茂树、冈本隆司等人的影响。书中有相当篇幅来疏分著者自倡的“互市论”与岩井氏的“互市体制论”在“论述上的主要差异”，或又过于执着于“名”相，依鄙见，更应引起重视的问题，在于作者实际使用、理解有关“互市”的史料时，有大而化之的嫌疑，而未能尽史学者循名责实的义务。在作者笔下，“互市”近似于一个贯通古今、无所不包的通商制度概念，以至于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所谓的互市指的是中国与外国、属国乃至互市诸国等各式各样的国家所进行的贸易行为；并且，不论是否缔结了条约，清朝与诸外国间的通商关系都可以叫做互市。”（页23）如此粗放式的史料处理，某种程度上，毋宁说是在日本学者原有研究基准上的退步。如冈本隆司早已意识到“‘互市’一词仅仅意味着单纯的贸易行为，是一个概括性的、并不含有任何价值判断的一般意义上的词语，这方面的用例在史料中占有压倒的多数”，故此，“不应该在没有任何前提的情况被用于表述清代的通商及其体制”，“将互市的史料用语所指的对象原封不动地作为一种概念，只能抓住明清时期表面上的变化，无法说明其具有的丰富内容”。（《「朝贡」と「互市」と海关》，《史林》第90卷第5号，中译本可见《日本中国史研究年刊（2007年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作者在书中多次徵引冈本论文，为己说背书，但类如“原封不动”的用例仍所在多有，只能说让人感到不解与遗憾。

陆胤新著《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人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以来，已引起一些关注与讨论，尤被人称道不置者，是书中呈现的沟通文史的努力与成绩。杨国强先生序其书，谓由文字“受到打动的”是著者“出自中国文学专业而沉潜于晚清史事，并在后生一辈里少见地能够进入古人的精神世界”；李细珠先生也认为，“这个书体现很好的一面就是，能够把文史打通，视野开阔，他能够发现一些单纯在文学或者史学里发现不了的东西”。我读此书，亦有同感，而特别觉有兴味的是，陆胤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似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位置感”的自觉，反言之，自觉也可说是一种焦虑，端赖于此，故能始终不失其敏锐与敏感。这里所言“位置”，还非止于单数，我断续读毕全书，回头细想，著者至少在若干对畛域之间游移、寻找、确定自己的位置，具体言之，即文与史之间、古代与近代之间、近代文学与近代史之间。本年5月陆胤受邀来复旦历史系近现代史青年学者读书班，专就此书作一报告，我半开玩笑地介绍，“一个文学专业出身的人，写了一本纯近史学的书，现在又到了哲学系工作，真可谓文史哲萃于一身”。陆胤在讲演中也谈到之于种种“之间”的“交涉”与“隔阂”，我愈能体会他在书中的坦白：“说来容易做来难，只有置身其中，切实承受跨界的压力和代价，才有可能体会一二”（后记，页373）。

返回本书来看，不必说著者展示的语文能力，给人以一般史学著作少有的阅读快感，对常见诗文集能精细利用，擅从要处着眼搭建架构，也就是写“大文章”的能力，均展现文学出身者的优长处。全书除主角张之洞而外，有众多人物联翩登场，同是写人，能否体贴理解、能否描画声音面目，不同作者笔下各有境界与况味。已故学者张晖读当代史著，便意识到“史家取径与我等不同……史家评判人物颇冷酷，一片冰凉世界也”（《末法时代的声与光》，页177）。本书不废古史书之“纪传体”与文章家所致力的“碑传书写”传统，亦由晚近新史学提倡的“传记文学”汲取资源，有意“将目前日益倚重社会科学方法的学术文化史研究还原到人物本身，提倡一种带有人物面目、人文感觉、人情况味的学术史”（绪论，页31）。胡适说，文不能包史，但史能包住文；但从现状看，史能否“包”住文，实在也是一件可疑的事情。从史学研究者的立场，如欲有所反思的话，不得不同意杨国强先生所言：“自史学群起借法于社会科学之后，文史传统已日趋而日益凋零。”这一“凋零”表现在文学涵养、人文感觉、文化意义的三重失落：文学涵养自不必说，当代史学著述之不文、干燥、偏枯、已是读者的共感；人文感觉消散，几与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同步，研究迷失于理论、模式及器物、图片、数目字，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和人的精神世界反而不易见；文化意义则失落于现在批评越来越多的碎片化、饾饤化，史学缺乏意义关怀。陆胤在本书及其它场合多次提到在北大给中文系开中国通史课的“某位历史系先生”，上课伊始抛出一句“中文系没文化”，给予他的震动，而感到“其中有深意却不容放过”（后记，页373）。这位先生就是英年早逝的刘浦江教授。这句话近似一记振聋发聩的杀威棒，把中文系人的精神打了出来，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部回过头来让历史系人吃惊的著作。其实现在也大可以有人反过来痛喝：“历史系没文化！”陆胤在本书并未大喝一声，但委婉地表示：“在文与史、整体性与碎片化之间，是如何向晚近日趋社会科学方法的近代史研究输送人文感觉的问题。”（页374）在这里，作为被输入方，不见得马上变得“有文化”起来，但要郑重地表示欢迎。

按我的理解，陆胤一书意在凸显此种前人注意不够或简单评价的“自上建之”的力量，张之洞及其周边士人，注重政治与教化的互动，具有探究本原、调停新旧的特质，能够团结社会最大多数、主持稳健的渐进式的变革。如《正学报序例》所言，“无新无旧，惟其是而已矣，惟其正而已矣”。只是我们不能不直面的是，近代与古代固有连续性，但近代毕竟已不同于古代。当张之洞老成凋谢，以其为中心的学人交游渐趋分裂、瓦解，亦预示了名臣、名儒提倡风教传统终成绝响。以“清流”为底色者，往往执著于“名教”，未必善于适应时势变化，这些选择“对其学术影响力的延续不无折损，甚至导致相关人物逐渐被学术史遗忘”（页295）。民国以降，新的有位有势者已甚少自负向读书社会输送学术经验的使命，也再难以聚集起足以引领（而非附庸）风雅的学人群体。《诗大序》云：“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在较“三代之衰”变动剧烈程度或甚过之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士人如何自处处人，如何维持风雅，实在是一个让人轻松不起来的话题。若说得再远一点，当“士大夫之学”一变为“博士之学”，“士大夫”一变为“知识（道？）分子”，儒家思想衰微而为“游魂”。一个学者以“立于社会之上或之外的清流”自许，而有“既批判也引导，同时要改造社会，化民成俗”的愿望，已涉嫌“精英”心态，出于这种自我省察的姿态，面对大众发言，总不免踌躇犹疑。（罗志田：《道大无外：校园与社会》，自序，页6）身处这个强调“平等”、风雅稀薄的现代，读书人如何与“社会”生出交涉，何尝不是吾辈须臾不可忽的大哉问？大概这也是本书包裹在“学术”的厚障壁下面最切己、也最能触动人心的东西吧。

时近年底，蒙敝系同事张仲民兄赐下新著《种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与接受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我第一时间发了微信：“一本从历史中总结‘种瓜得豆’的书，也在当下示范了‘想怎么收获，先那么栽’。”（2016年11月21日）书中各章节先期已多以论文形式发表，陆续有所拜读，而今日裦集成册，蔚为大观，仍惊其“成果”之厚重、结实。仲民与我都做近代史，但说到“阅读”的情况，却不大一样。我读的书，他大概十之八九都会读，而他读的书，我则几乎不太读。这当然不止于说仲民兄有如当代任劳任怨的鉴黄师一般，埋首故纸堆辛勤披览晚清民初之海量“淫书”（实即当时出版的生殖卫生书籍和广告），进而提粹取精、钻研发覆，从而使“予任其劳，人享其逸”落到实处；更是说他对史料的汲取，真有如海绵，细大不捐，兼收并蓄，报刊、杂志、图画、小说、戏曲、广告、目录、年表、教科书、字典辞书、宣传册子……夸张一点说，但凡只要带字的纸片（未必能算书），他都看。这些东西的特征无非两个，一个是“俗”（通俗性），一个是“滥”（商业性），而之所以喜读而能善用，其实与他的研究视角认知与选择密切关联。在处理近代阅读的实践与接受这一课题时，他特别关心“不那么精英的社会阶层乃至普通大众的阅读实践与有关的受众接受情况”，而且确实尽可能地往“下等人”探索，而以往的讨论仍多局限于精英阶层，即使以“民间社会”、“大众空间”、“边缘知识分子”自我标签的研究，实际仍然不脱二三精英的范围；关于所谓“新名词”的输入和流播，他则特别关心“不那么具有政治性或学术意义但同样很关键的某些概念或符号”，诸如本书呈现的“古腾堡”、“黑格尔”、“世界语”，相较于依赖数据库讨论“自由”、“民主”或“××主义”一类大词的一般观念史研究，要处理这些更具“在地化”（换言之“更接地气”）意义的文化符号，则必然需要更多凭借。从成书的情况来看，我个人以为，研究是到位的。这本书确实带给我们许多新的知识，关键是这些知识经过了新史料的充分验证。我想到不久前读另外一本书时的感觉，作者是我所敬重的一位前辈学者，他在谈论学界现状时，有一段让人印象深刻的话：“一些著作或论文，或用一些新名词、新术语加以包装，自诩新论，洋洋自得，实际上充斥着老生常谈，‘人有我有，人无我无’，多的是说法而非证据，讲的是数量而非质量。唯闻空山之鸟语，未见问题之解决。恰如顾炎武所说的那样，只是把一堆铜钱摆来摆去，至多也只是将旧铜钱熔成新钱，而不肯真正下苦功夫入山开矿，提炼成铜。”（邬国义：《国义文存》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页500）仲民此书无疑下了“入山开矿”的功夫，而能做到“人无我有”的程度，自然令人肃然起敬。

读此书，给我一个新的刺激是，仲民对近代文学性材料（尤其是新小说）的熟稔以及运用之绰裕自如。我知道他在大学时当过一阵子“文学青年”，昔年的审美嗜好，扩充为今日的研究利器，未必仅仅因为“好白相”而已，但没有趣味的底子，恐怕也不能至此，亦可证“青年史学家的自我修养”之重要。我又想到，从研究取径上讲，如果说陆胤是由文及史，仲民则由史及文，证明两端确乎是通的，而两人都未标榜有何研究门径和取法，实际仍以问题为导向，所谓过河搭桥、逢山开路，自然而然便用到了。自家武库的备用兵器本来就多，兼而能上下取法、左右逢源，艺多不压身，功到自然成。依我的偏见，无论何法何器，总以解释或解决问题的透辟程度为评判标准，否则，终究是屠龙之技罢了。

如《种瓜得豆》的书名所提示，作者观察历史得出的结论相当低调，显示出一个历史学家应有的节制。依我的另一偏见，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最不缺的东西就是民族主义，严肃的史学研究并不需要刻意添加“打鸡血”式的佐料。本书在处理历史问题时，也特别注意区分研究与宣传的界限，如本书第四章谈到那些以捍卫中国对于“四大发明”的专属权为己任的学者，指出：“他们希望通过‘记忆政治学’（Memory politics）的操作，重温或建构国史上的荣光，表彰中国历史上的原创发明，发挥史学经世的作用，来唤醒民族的自信心，振兴民族精神，去建设一个新的中国。或可说，他们不是在发掘历史中的真实，而是在阐释被他们视为真实的历史，在诠释中同时进行自我反省、自我建构和自我认同，乃至付诸实践。……阐发历史的真实并非为学者的终极目标，最重要的标靶乃是阐发出来的这种‘真实’，能否经世致用、能否对当下的社会实践有意义，这往往是最优先的考量。”（页243）诸如此类警辟语，揆诸全书，并不鲜见。在此，我要佩服王汎森院士的慧眼，能够读出其间的微意，专门点出“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的现实关怀所在”（序，Ⅱ页）。

“史学碎片化”是近年来史学界一个热门的话题，而面对同一种事实，各人的理解并非一样。选题一味求小，研究范围偏窄，重叙事、重考证、轻阐释等现象大量存在，令一些前辈学人深感忧虑，史学领域相较过去缺少了许多“热点”、“兴奋点”，有习惯于讨论“重大问题”或热衷“论战”者甚至感到不大适应，因而呼吁“重建史学的宏大叙事”、“一扫当前史学那种一味求窄、求细、求小的拘谨姿态，把中国史学带入一个有长江大河般磅礴气势的新境”；而另一些学人则根本不承认有什么“碎片化”，在他们看来，随着史学专门化及学风趋实，研究者各守专攻、分头并进本乃学术研究的常态，且为“非碎无以立通”的必由之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笔谈》，《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5期）这当然是一个见仁见智并可以不断讨论的问题，不过从与我同一辈的学人来看，他们已经具有相当成熟的反思意识，而且从著述中体现各自因应的思路。借用仲民兄所论启蒙人士从外部强加的改造大众阅读的努力之高开低走与结果之南辕北辙，仿佛“焦大不会爱上林黛玉，下里巴人欣赏不了也不太会乐意欣赏阳春白雪”（页66），强扭的瓜不甜。而栽瓜的人终须自己去收获自己的果，虽然天晓得会是豆，还是更大的瓜？

（本文原题《2016年读书札记片段》，现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