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互联网比平面媒体受到的冲击更大？

2016年，又有不少纸媒停刊或转型。传统媒体是否引来严冬又一次引发关注。

现在的信息传播速度较之纸媒时代有了几何级的增长，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原本不具备媒体属性的单位开始参与到城市传播之中来。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越来越多的城市政府有了自己的“政务微博”，跳过了媒体这一中介，直接把消息传播出去。

在这样的背景下，2016年“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 从12月16日至17日连续两天在复旦大学召开，将今年的主题定为“构建现代传播网络：城市传媒融入城市传播”。在这样一场业内学术论坛上，主办方特意抽出一下午时间，邀请广州日报、问政银川、新民晚报、看看新闻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发布、网易上海的负责人举行了一场“业界圆桌”，从实际操作角度探讨新技术时代的城市媒介与城市公共生活。

《新民晚报》副总编裘正义并不认为传统媒体衰落了，相反他认为如今网络已经成型多年，竞争更为激烈，到如今的2016年，互联网比平面媒体受到的冲击更大，“如果我给你一百万，让你办一个平媒或是一个商业网站，谁死亡率更大？我可以这么说，平媒的生存率一定大于网站。”

“业界的专场也就是希望学界所想到的东西和业界已经探索的东西能够互相对话，互相碰撞。今年这个会第一次试图探索理论的研究、学术的推动和业界的走向，能不能有更深刻的契合，能不能共同形成某一种动力，推动中国传播发展。”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黄旦教授这样解释举办“业界圆桌”的初心。

政务新媒体崛起

圆桌邀请了问政银川、上海发布两家政务微博参加。

“问政银川”是银川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官方微博。上海发布是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实名认证的政务微博，2011年11月28日开通，如今已经有605.1万粉丝，较之一些媒体微博毫不逊色。

上海发布负责人周凯认为政务新媒体的出现并非偶然，是时代环境所导致的，微博等新媒体平台的出现使得政府可以绕过传统媒体的中介，直接发布信息。

但他也强调，政务新媒体与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媒体有很大区别。

“政务新媒体所承担的使命是什么？上海发布不仅仅是新闻宣传的角色，更是城市服务者，包括进行信息服务（如第一时间发布上海空气重污染蓝色预警）和功能服务（如想知道下一个小时的空气质量，受众可以主动在上海发布查询到）。”

此外，少了传统媒体的中介环节，政务新媒体还能更直接与公众互动，“发了空气质量的信息，就有了公众的回应。我们每天有两小时对网友进行答疑。在这个过程中，公众把媒体当作了政府的一部分。”

在这样的民众基础上，周凯认为政务微博可以扮演一种更为杂糅的角色，能更多地接入到政策制定的工作中。“比如新的空气污染预警政策有所改变，在新闻发布中，我们就征求公众的意见，并及时交给环保局。”

“问政银川”负责人徐刚直言“问政银川”并不能简单与通常意义上的新媒体等量齐观，与一般意义上的机关党报也有很大差别，“机关报的任务是指导干部工作。而老百姓关注的是日常生活的吃喝拉撒等等。”他认为“问政银川”这样的政务新媒体要对接的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让老百姓知道有人在监督政府，“我们‘问政银川’从来没有发过市委书记和市长照片，但是的确成了百姓和市长都喜欢看的平台。我们也是政府的工具，但十八大以后我们都是更关注民生，因此和体制内是一种良性互动，由此形成一个新生态。”

转型阵痛

与新兴的政务新媒体和网站不同，传统媒体比如老牌纸媒和广播电台更多面临的则是转型之痛。

裘正义认为较之新兴的网媒，有十几年乃至几十年时间的平媒在品牌、公信力、资源等方面的积累是不可替代的，“所以我们所做的，就是在不伤害它的核心商业价值的前提下，信息商业变现，使得受众跟着转场。”基于这样的想法，《新民晚报》请了一些资本公司对接自己的新媒体项目“新民邻声”，因为“资本是逐利的，所以听资本的不会错”。在引进资本同时，裘正义认为最关键的还是回到媒体的本源，“别人凭什么用我们的‘新民邻声’，其社交场景功能是首要的，咨询服务是次要的。关于‘新民邻声’，第一，这是特大国际都市城市才能做的事情，因为它需要起码的容量，知识层次高，消费能力强，这是我们的基础；第二，我们要做到全覆盖。目前为止，上海所有小区街道我们全覆盖，到上海任何一条街道，打开APP，都会收到基于街道的咨询和服务信息；第三，它是有很强公信力的。所以我们导入的第三方服务，全都是优质的，基于新民晚报强大公信力的；第四，我们为上海开发留下了很多的空间。”

裘正义甚至觉得，尽管《新民晚报》在做新媒体化的努力，但将之称为新媒体“是个伪命题”，“如果媒体不新，大众媒体的意义就被抛弃了。所以媒体始终要跟上时代脚步。”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秦畅则更多谈了转型中的“痛苦与挣扎”。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市民与社会”节目此前是一个收听率较好的王牌节目。“‘市民与社会’为什么有比较好的收听率，是因为这个媒介有其他媒介没有的政府资源。这个节目一开播，时任市长就来到了节目，第二年，时任市长也来到了节目和市民沟通国有企业改革。我刚到这个节目的时候，这个节目已经推出了市长热线，我翻阅记录本，发现有很多省部级的领导。” 秦畅表示，一档节目中能有领导来和市民进行其他媒体都没法进行的对话，是一个很大的资源。

但“上海发布”成立之后，秦畅意识到了这个栏目对“市民与社会”造成的冲击，“上海发布开了之后，我发现他们在整个表达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是对我们原有优势的挑战。第一次和上海发布狭路相逢的时候，我都在思考我们之间的差异在哪儿。”

新媒体时代，谁来追求深度？

在问答环节，有观众提出，传统媒体人脱离传统媒体有一种说法是在传统媒体中找不到新闻理想的出路，这种意识的分裂中，如何去重塑新闻行业的合法性？

徐刚和周凯的观点是一致的，“问政银川”和“上海发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媒体，所奉行的也并非“新闻专业主义”。周凯直言“上海发布”某种意义上更像是用新闻理念和手段做政府的PR，“我们本身没有认同困惑，我们不是媒体，是政府的喉舌。”

徐刚也表示，媒体排名将政务新媒体和媒体新媒体的影响力共同考核，是不妥的。政务微博做正面宣传工作影响力有限，“好事不上榜，坏事上榜了，骂你的人多了，影响力就上去了。”

“所以我们看影响力这个问题很淡然，我追求的东西是信访总量是不是下降了，干部的思想包袱是不是转变了，都往前看了，不互相使绊子了，和一般媒体的追求不一样。我们争取到了老百姓，就够了。” 徐刚表示。

而在媒体纷纷转型做产品的现实情况下，谁来追求深度、发掘真相，承担公共责任，也成了与会学者焦虑的话题。

在媒体行业深耕多年的传统媒体人对这一点显然心有戚戚，秦畅直言对此感到悲观，因为新媒体转型需要考虑成本问题，但如果把媒体做成一个产品用以牟利，就离公共责任很远了。“我会坚持实证新闻，是因为我除了这个不会做别的。会有我们这样一些人去继续坚持。当有人在大浪淘沙中彼此坚持，会是有结果的。”

而从《南方都市报》等传统媒体转型进入新媒体的网易上海负责人张舟逸也表示，虽然进入网媒平台，但依然会坚持一定程度的深度和原创，“网易总部在北京，我们今年开始在各个地方设置了地方站。上海的发展部门中有个部门叫做原生中心，是专门做深度新闻的，其工作人员都是从纸媒过来的。这一块是我们非常看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