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障与安全：如何保护云南脆弱的生态环境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发展中的重要课题。究竟应该理解“生态文明”，在城镇化的实践中又如何确保生态安全？12月初，“屏障与安全：云南生态文明区域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高端学术论坛在云南大学开幕。来自人类学、生态学、民族史、环境史、农学、林学等相关领域的60余位专家学者，共同针对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进行探讨。

在云南探讨这个议题，有其特殊的意义。因气候、地形等，云南是一个生物多样性丰富、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的地方。云南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结合扶贫、民族问题、科技发展与应用等视角，对全国无疑有重大的示范意义。在2015年1月，习近平到云南进行视察时，就提出云南要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排头兵”。

因此，对这个议题，云南的理论和实践，值得重点关注。

何为“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生态文明”已成为政策文件中约定俗成的说法，也有来自一些研究人士的界定。但若深究概念则发现，“生态”没有对应的英语表述；英语之中只有“生态学”，以及“生态系统”，“生态”并无用作定语的例子。

那么，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在说到“生态”、“生态环境”以及“生态文明”时，到底在说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仅是学术共同体达成共识的过程，还可能关乎具体实践与制度设计的方向。在这次“屏障与安全”的论坛上，与会者首先便对此进行了一番辨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人居环境中心主任、教授侯京林指出，生态是地球上所有生命体的生存状态，生态系统是所有生命体的关系。她认为，生态与环境，原本是两套科学体系。最初1977年高校恢复招生时，其申报开设的专业便是“生态与环境”。但在现实的语言运用中，人们以“生态环境”来指称。而这处混淆也影响了人们对“生态文明”的理解。生态包含自然、社会和经济。人类若要可持续发展，这三方面的生态因子，都需要考量，否则就会面临危机。相对工业文明，“生态文明”讲求适应性，而不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

国家林业局经济研究中心原主任、教授黎祖交也认为，“生态环境”一词的出现，有其特定语境背景，其本身是一个并列词组，指的是“生态系统与环境”，核心是生态系统，在绝大多数出版物中，皆是这种用法；而对于约定俗成、作为偏正词组的“生态环境”，只能将其视为对环境问题的一种“生态学理念”，只是“从生态学的角度看问题”，实际所指的主要是自然生态系统。

而云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崔明昆则认为，“生态环境”应视为与社会环境相对，否则很难明确界定研究对象。

而作为政策话语的“生态”，可能成为推进城镇化的契机，却与生态的本义相悖。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副教授荀丽丽以宁夏、内蒙古两地的案例，分析2001年以来易地扶贫搬迁试点中，“生态移民”以及“精准扶贫”下与“新型城镇化”结合的移民搬迁，以理解政策实践中的多元社会行动主体。

她指出，在内蒙古的案例中，牧民被搬迁到城市周边，以改变其“传统落后”、“破坏生态”的生产生活方式，来从事现代畜牧业，地方政府在县城附近建了生态移民村，移民进入乳业工厂，移民村变成奶牛村。这个阶段，2004年至2007年，该乳业工厂得到了迅速扩张。但奶户的利润逐渐变得极其微薄。而这可能也是三聚氰胺事件内在的动因。当三聚氰胺事件爆发后，奶牛村也迅速垮掉，开始种土豆。2008年，大量投资被套的牧民，又返回牧区。

而宁夏计划“十二五”期间搬迁三十五万人，从南部山区搬到北部，从贫瘠的大山搬到城里，不少老百姓也非常想搬。银川边上安置的移民村，房子便宜，不远处就是用工单位；但人们搬过来之后，一些回民并不适应，而老人则失去生计来源。因人数多，工价也极便宜，低价劳动力的聚集区由此形成。而移民原先的房子被推平，社区变的空洞化，但由于毗邻甘肃，那边的牧民仍然到这里来放牧。政府则难以顾全这个地区的生态维护。

荀丽丽引用奥斯特罗姆的提醒：不要如果现实中没有一个像政府机构那样的外在的执行机构，就以为那里不存在任何执行者。在生态保护方面，人们往往将国家当做唯一的行动者，但这不可能也不可持续，因为成本高昂。所以，需要以社区为基础，进行自然资源管理。

现实问题

云南面临许多现实生态问题。云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段昌群作了题为《滇池污染治理与昆明生态化发展》的报告。他指出，滇池的富营养化污染治理是世界性难题，因此，目前滇池治理成效是喜忧参半。作为高原湖泊，滇池的治理存在容小、少水、“割肾”、“取肺”、“败血”、“绝后”六大先天问题。滇池的未来之路是“昆明的生态化发展”，必须实现减压发展、清洁发展、优化发展、跨越发展。

应对地震也是极其重要的工作之一。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员高建国在这次会议上，做了题为“云南碰不得”的报告。2014年，云南一次鲁甸地震的死亡人数，占当年全球地震死亡人数的93%。固然，这一年全球地震死亡人数少，突显出云南地震的凶险。然而，在平时，云南省一个四级地震，会造成几百间房屋倒塌或严重破坏，这种情况在其他省很难见到。伤亡人数多的根本原因是，云南省房屋不抗震，人大部分时间又在房屋内睡觉生活。云南省2007年开始全面实施为期10年的农村民居地震安全工程，在实施之前十年，倒损房屋40万间以上有2次，实施工程后增加到4次。这说明，云南省抗震安居房工程进度需要加快，保障这基本的屏障。

他指出，云南省山地、高原、丘陵占总面积92.2%，境内山川纵横交错，高山峡谷相间。地震发生后，有两个碰不得，一是重建经费高得吓人；二是地质灾害甚于地震灾害。云南省5级以上的地震，90%都会发生地质灾害。2012年9月7日，彝良发生地震，5天后形成灾后重建规划的总投资，达到约288亿元，涉及项目755个。

国家林业局昆明勘察设计院的工程师刘永杰，分析了关于怒江森林防火体系构建的问题。他指出，怒江州森林防火存在野外森林火源点多面广，管理难度大等问题，森林防火基础设施薄弱，不能满足防火工作需要；森林消防专业力量薄弱，防控能力不强；森林防火宣传系统滞后，宣传力度不够；森林火灾扑救和森林火灾案件查处困难。应当分不同类型区域，采取不同措施。在高山保护与监控区，重点开展保护与高空无人机巡查、火情瞭望及远程监控，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工程措施。在中低山重点巡护区，重点开展火情预警监测设施设备配置。在河谷及盆地群众联防区，进行应急通道等路网建设，对进山登记管理。

云南物产十分丰富，比如野生食用菌。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科技处长、研究员于富强指出，世界范围内，目前野生食用菌产量的99%以上仍来自自然资源，持续利用迫在眉睫。云南野生食用菌种类占全国的74%以上。但资源利用与保护矛盾突出，其主产于云南生态环境较好的山区、半山区，由于缺乏规范的政策保护措施，名贵类群乱采乱挖，过度采集现象十分普遍，生态环境出现退化，资源储量和商业产量均呈下降趋势，部分品种临近濒危。对此，他提出了一种将植树造林与食用菌培育相结合的复合生态农业模式，是荒山造林、植被恢复中理想的产业化发展模式。这也是维护生物多样性、精准扶贫的重要举措。

包括云南在内的中国大部分生态重要的区域，同时又是贫困地区。处理生态保护与当地社区脱贫与发展的关系，是需要探索与实践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教授吴健基于云南拉市海流域一个案例的研究，结合2005-2014年数据，分析当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发现在这一地区，旅游、林果种植等新型生计已对传统生计产生影响和替代，并转化形成促进生态保护的动力和能力，但新的生计也给当地环境带来新的压力。当地存在的问题显示，当前环境资源管理及社区发展在体制上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在资源保护和利用过程中容易出现利益失衡现象。

尊重地方性的知识，是生态文明的重要含义。崔明昆认为，传统生态知识在区域生态安全中有重要价值，而传统生态知识的丧失则带来生态安全问题。譬如，“以猴赶猴”就是将动物的生态习性应用于生产实践当中，云南一些少数民族，从未将农业与林业区分开，在村寨中种树种林，还对森林的功能进行分类加以管理，带有神圣测色的禁止砍伐。这些实践远远早于国际上“村社林业”的提法。但对传统信仰、传统生态道德观的漠视，破坏了很多民族明智的自我约束机制，导致了急功近利意识的恶性膨胀和严重破坏自然生态的行为。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西南环境研究所教授周琼同样指出，生态屏障及生态安全建设中，注重自然修复、减少人为因素，以最少的人力干预，最大地助力自然屏障的形成及区域发展，是当代生态屏障及生态安全建设中的最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