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消费季，我们是不是变成了高科技无产阶级？

双11、双12刚过，又近年关，一波波消费潮扑面而来。如今，高科技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家庭生活的各个角落。从帮助人们保持清洁的洗衣机到吸尘器，再到提供消遣娱乐的电视、电脑，诸多包裹着先进科技的电子产品已经成为现代家庭的标准配置。

马克思主义者和许多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传统上认为新技术在本质上是“好东西”。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还未确立的时期，所有的生产和服务工作都是在家中完成的，毫无报酬可言。以17世纪西方家庭中的基本家务劳动为例，内容包罗万象。酿酒、挤牛奶，养鸡养猪，种水果、种蔬菜，纺羊毛、织亚麻，甚至连部分医疗护理工作，都属于家庭产业的一部分。随着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一项又一项的传统家庭劳动被卷入社会化大潮。纺织、医护、烘焙甚至家庭娱乐都转变为在家庭外进行的有偿工作。马克思主义者们认为，因为这些工作传统上属于女性，所以它们的社会化把女性从家务劳动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

然而，过去的几十年间，许多人对于这个观点发起了挑战。他(她)们认为，科学并不是中立的，新技术的引进可能不会提高工作质量，反而剥夺人们的技能，建立新的控制机制，恶化工作条件。乌苏拉·胡斯就是挑战这个观点的一员。

在《高科技无产阶级的形成》一书中，胡斯就质疑了新技术对于家务劳动的积极作用。有关家务劳动实践的研究表明，女性花在家务上的平均时间从20世纪20年代的每周60小时左右，上升到70年代的70多个小时。而在这50年间，“节省劳动”的电器、方便食品等商品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出现在生活中。她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本该节约劳动的技术，并没有使劳动时间变少？

而且，不仅家务劳动时间没有缩短，劳动质量也没有提高。一提到家务劳动，许多人觉得繁琐、单调、压力大，好像和生产线上非熟练工人每天面对的工作一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高科技给家务劳动到底带来了哪些影响？胡斯给出了这样的解答：

越来越累的消费者

情景1：为了采购日用品、零食和每天要吃的新鲜水果与蔬菜，A隔三差五就要光顾一次家门口的大型超市。食品和日用品不在一层楼，所以A要去不同的楼层才能买齐卫生纸和薯片。面对着层层叠叠的货架，A推着手推车来回穿梭，寻找不同的商品。在蔬菜区，A挤过人群，自己从墙上取下塑料袋，然后拿去电子秤上称重。半个多小时后，他终于买齐了东西，加入到了收银台前长长的等待队伍中。

这是一个为家庭购买必需品的人的日常写照。从某种角度来说，他明明应该享受城市生活的便利，但是为什么这种便利看起来却像一件辛苦的差事。

柯林·图芝是这样总结的：“便利只不过意味着在一个地点节约的任务转移到了其他地方。”他认为，食品业渴望摆脱一切无法盈利的任务，它不想将食物带到你身旁，所以你要自己去超市购买；他们只负食品储藏的一部分责任，所以你需要买一个冰箱来保存食物。

谁来给你去超市的汽油钱？谁来替你交停车费？谁来花钱买冰箱？所有这些加上你往返于超市、穿梭于货架中的时间，都理应是食品成本的一部分。但是这些成本不会出现在食品公司和超市的财务报表上，而是在你的个人记账本上。

由于新技术的引进，工作程序化水平和服务行业工作者生产效率都要随之提高，这些都使得“消费工作”不断增长，将负担悄悄加在无偿劳动的消费者的肩膀上。从一方面来说，消费者看似是享受到了百货公司琳琅满目的商品，体验到了“自助”的快感，但另一方面，顾客奔赴超市、在货架中穿梭的行为，和流水线又是多么相似，只不过现在是顾客自行走完了本来应该是商品走的路程。

传统的人工服务成本过高，所以便宜的自助服务就成了收入不高的大众的优先选择。因此，自助服务的兴起被视为生活水平的提高，大众能够享受到文明成果，顾客也觉得自己被赋予了更多权利。

然而，当人工服务被取消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顾客必须孤零零地面对着ATM机、自助取票机和无人加油站。如果机器出了毛病，或是顾客操作不熟练，或者顾客需要什么机器无法提供的特殊服务，那就无能为力了。如果供应商缺乏竞争对手，那么没人会保证机器供应充足，而顾客也许会又一次排起长队，但这次不是去等待人工服务，而是等着机器服务。本该节约时间、提高质量的自助服务，好像并没有达到期待的目的。

来自意识形态的压力

情景2：A回到家，吃过晚饭洗了澡，又开始准备洗衣服。家里的床单半个多月没换过了，每天都要换的内衣也攒了一桶，多亏有洗衣机。将衣服丢进洗衣机里之后，A坐在沙发上准备歇歇，又想到几天没拖地了。拖完地，顺便把桌子、窗台都擦了。这时衣服洗好了，A赶紧把衣服取出来，一件一件挂到阳台晾好。

在家庭科学运动、疾病细菌理论和科学持家理论联合推动下，家务劳动标准的重大变革。过去每年只在春季进行一次大扫除的人被成功说服每星期都至少要清扫一次，否则就是不卫生；秋天将自己缝进内衣，春天才拆线的人发现自己的孙子辈天天都要洗澡换内衣。

起初只是人们自觉地提高卫生意识，但后来，高科技带来了洗衣机等一系列家用电器，于是公关和广告公司接管了宣传卫生科学的工作，人们开始被督促得天天要把自己和家里弄得符合科学、道德要求。

对知识和技能的剥夺

情景3：为了帮忙做家务，A买了一台吸尘器。拿到崭新的吸尘器后，A花了半个钟头研究了使用说明书，然后开始小心翼翼地操作。为了不伤到家里的小孩，A对孩子进行了严肃地教育，让孩子不要随便碰“危险的电器”。后来，吸尘器出了故障，A又花了半个小时自习说明书，未果，只好打售后电话请专家来维修。售后部门表示他们过几个钟头才能来，在无聊的等待中，A拿起扫帚默默把地扫了，只花了二十分钟。

从某种程度来说，技术对家庭的影响与技术对工厂的影响几乎成平行关系。哈利·布雷弗曼和他的众多支持者指出，工人的技能和知识被盗用，融入了机器设计中。熟练的工匠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再也不用应用知识，只学会在机器上按电钮就行了；同理，料理家务的人也不用再记得不同面料的衣服应该怎么洗涤，一切交给洗衣机就能万事大吉;做饭也变得简单无比，有各种说明书和教程来指导详细的步骤，唯一需要的技能就是识字。

对于工业来说这无疑造成知识技能的两极分化。一边是越来越需要大量专业技术的顶尖开发人员和创意设计师，另一边是越来越机械、简单、不需要动脑的日常操作职业。因为机器的存在，知识和应用知识的过程与能力被锁在了高科技的黑箱中，大众唯一能做的就是操作按钮。

这导致的结果就是对专家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因为我们再也不知道东西是怎么做的了。在家中，这种情况体现为越来越无助的家用电器消费者。不懂专业知识的普通人只能盲从说明书和操作提示，丧失了即兴发挥的可能。在电器出故障的时候，他(她)们只能被迫地花时间等待专业维修人员的到来，送机器去维修，或者干脆再买一台新的。

所以，无怪许多老一辈擅长的家务技能正在逐渐丧失。曾经许多人会给孩子缝制漂亮的虎头鞋或者被褥，而现在有时间或者有技能去做这些事的家长越来越少了，因为这些东西在网上都能买到，早有别人替自己做好了，家长们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赚钱和消费。

一方面，这确实是一种便捷；从另一方面，家长们把原来做这些有创造性的家务活的时间，都用来上班赚钱了。然而，在上班的工作时间，他们从事的工作，也因为技术的渗透，丧失了不少创造活力，变得繁琐无聊。在过去，一个人可能会为家人做一双鞋，而现在，做鞋的活儿被市场化之后，为了赚钱买鞋，他(她)也许成了鞋厂流水线的一名工人，但是他再也不知道鞋子怎么做了，他曾经用来做鞋子的时间现在用来操作机器了。

社会分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但是也许我们可以思考，是否有些生活的技术和能力，我们应该是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不能让愈来愈细化的分工和越来越发达的科技，把一切知识和技能都锁在机器和商品里。

公共劳动和家庭中私人劳动的割裂

情景4：A在连续加了好几天班之后，终于可以在周末休息了。下午，孩子趴在平板电脑前玩游戏，他躺在床上无聊地用手机刷着社交网络的各种信息。他突然觉得手机屏幕太小，看着好费力，是不是也应该犒劳一下自己，重新为自己单独买一个平板电脑呢？

家庭被视为避风港。当一个人在紧张烦闷的工作场所忙了一天之后，他(她)希望回到家中娱乐、休息，获得情感慰藉和支持。不过，传统上的聊天、散步、下棋、打羽毛球等家庭休闲正逐渐被高科技商品取代，电视、电脑、手机、平板电脑成了新的家庭娱乐方式。

虽然对情感需求的满足已经越来越来源于商品和购物行为，但是满足情感需要的义务仍然主要落在女性的肩膀上。如果家庭不幸福，就是妻子的失职，而家庭的幸福意味着要在家务劳动中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然而，科技发展使在外的有偿工作越来越繁琐无聊，这也就意味着工作者对于家庭的情感需求愈发强烈。一方面，女性承担越来越大的责任和压力，另一方面，由于家庭娱乐的商品化，双方都需要更加努力地赚钱去购买这些被贴上价格标签的快感和幸福。

所以，或许是时候打破这样一个观点，即认为技术是中立的，或者，技术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技术发展深受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的影响，科学和高科技不能被完全浪漫化。到目前来看，高科技在很多时候，并没有使生活更美好。带来的家务劳动社会化趋势，把生产性、创造性的传统家务劳动都变成了商品，公关和广告公司通过各种途径，促使人们需要不断消费，“提高”生活质量。

在消费主义的驱动下，人们必须赚更多的钱。但是，在赚钱的工作场所，知识被封锁在机器的黑箱中，工作的质量日益下降。人们愈加渴望家庭提供精神慰藉，然而，家庭提供快乐的方式也越来越成为需要钱才能买到的东西。

可能是时候意识到，新技术影响着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工作，也包括家庭。我们必须设法抵抗技术的恶劣影响，并且清楚地定义，我们到底需要科技为我们做什么，我们个人的全面发展又需要哪些自我的服务，并且将这些服务、知识、技能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