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王振忠：《扫愁帚笔谈》刻画的晚清徽州社会

《聊斋志异》中有个短篇叫《蛰龙》，绘影绘声地描述一条小小的蛰龙，经过冬眠后苏醒过来，在阴雨晦暝的日子里，从一只竹书箱里爬出，被人恭恭敬敬地送到屋外。其时，但闻霹雳一声，此物骤变而为庞然巨龙，腾身飞向天空……

此一“蛰龙复苏”的故事，究竟有何寓意不得而知，不过，在蒲留仙的笔下，故事情节中不断地出现“读书”、“（书）卷”、“书笥”之类的字眼，显然给后人以足够的想象空间。一两百年之后，徽州的一位读书人便据此加以演绎，写下了《困龙》一则：

黟西环阳潘顺者，字梅光，号祥春，又号了俗子，生自戊辰十月，故属龙。孤贫不偶，落落寡合，且不善务家人活业，是以家益落，饔飧不给，环堵萧然。……因之所谋皆逆，与俗多忤。而满腹才华，无从销露；一腔热血，没处飞洒。以故寄傲陶宏，尝安毛颖。……尝彻夜不寐，濡毫构思。一夕，正吟哦间，见砚端一物，其状如丝，蠕蠕然游行，形遂成字。审之，一“龙”字也，因祝之曰：龙乎，吾闻诸夫子曰：龙蛟法大，能致风云，何君如斯，与子困顿。言未已，霹雳一声，冲霄而去。

“环阳”应在今黟县碧阳镇柏山村附近。文中的这位“潘顺”，也叫潘国顺，亦即写下上述文字的作者本人。这些文字对个人的生活状态有着颇为生动的描述，既标榜了其人的清高和潇洒，又透露出因自己治生无策而导致的困顿与颓废。嗜酒如命的他，某夕彻夜未眠。在磨墨时，发现砚端一物如有生命，“其状如丝”，活动自如，仔细一看，那竟是一个“龙”字……此一荒诞的细节，当然不是因其彻夜不寐辛苦劳作之际的眼花缭乱，而显然是脱胎于蒲松龄的《蛰龙》而作的刻意杜撰。在这里，他强调自己的属相为龙，并想象着有朝一日飞龙在天，一朝看尽长安花……

《扫愁帚笔谈》及其作者

收入《困龙》一则的《扫愁帚笔谈》系稿本，是我十多年前在徽州的某处冷摊购得。该书封面题作“初编”，卷首有“贻笑集初草”和“倚南窗贻笑随笔”等名称，而内里正式的书名则作“扫愁帚笔谈”或“扫愁志笔谈”。之所以会有如此之多的书名，似乎反映出作者急于发泄个人的情绪，特别是表达其人生活态度之不同层面，故借各异的书名，或排忧解愁，或故作潇洒。不过，以下为行文方便起见，统一以《扫愁帚笔谈》为该书之正式名称。

《扫愁帚笔谈》的作者潘国顺，又称潘梅仙，自号“倚南窗主人”、“了俗山人”、“黟山布衣了俗氏”等。“倚南窗”为其斗室之名，亦作“读来世书屋”。该书封二即画有一图，上题“读来世书屋”，窗右并挂有一副对联“有时完读书，无事似静坐”。这副对联并不雅驯，不过，潘氏想要表达的意思却大致清晰——其人酷爱读书，并注意时时反躬自省。另外，在该幅画面上，屋内窗前桌边坐一公人模样者，旁有书籍。屋后有一杨柳树，而屋之右则见竹篱及点缀其间的数丛杂树。因潘国顺的身份是位黟县胥吏，又喜欢舞文弄墨，附庸风雅，故该幅图像应当就是潘国顺的自画像。从其自号“了俗氏”、“了俗山人”来看，其人颇有尘寰中超凡脱俗之想。“倚南窗”的典故来自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这可能是因为黟县俗有“桃花源里人家”之说，“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斜倚着南窗，寄托个人的傲世情怀，陋室虽然狭窄，但却容易放松心情，这应当便是潘国顺意欲刻意展示的生活状态。

作者出生于太平天国战乱之后，当时，“四海平靖，五谷丰稔，国顺家兴”，故取名为“潘国顺”。书中的《自述俚言随笔》，概述了其人的生平经历——潘国顺五岁时父亲就已去世，十四岁跟从族父前往饶州一带经商。据他自述，在饶州的十年间，从商之余，自己每晚读书都要读到三更。由于志不在此，所以在米业中从商颇感吃力。后来，潘国顺一度与朋友合伙经商，但他认为自己所遇匪人，故以折本告终。半年之后只得返乡，在黟县九都的山中做塾师。黟县九都即今屏山一带，地处丘陵地区，根据潘国顺的观感，当地人相当固执，难以教化，故而他在一年多以后便辞去塾师的行当，经新安江前往浙江的杭州、湖州、海盐一带，先后到过当地的木行、盐栈求职，结果都没有成功。当时，黟县的商人遍布于长江三角洲各地，外出求职的徽商，往往循着乡族的网络前往投亲觅友，潘国顺自然也不例外。不过，他找遍了熟识的亲朋好友，结果却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容纳自己，这让他感慨良深，也颇为惭愧。潘国顺说，在求职过程中，自己相当努力。每到一个地方，只要有人想要他的书画，或者请他代写禀帖、牒文的，他都是有求必应，即便是生病时也不敢怠慢。不过，尽管如此，他还是未能如愿。到了年终，哥哥来函催他回家伺候母亲。考虑到自己在外穷困潦倒，所以也只能回到黟县家中。此后，在家中赋闲了两年，整日幽居斗室，长吁短叹。后来，才在一位朋友的劝说下，到县衙门充当了刑科吏胥。

在清代，徽州人对充当胥吏有着特殊的看法。譬如，歙人江绍莲就指出，书吏鱼肉乡民，虽然到处皆然，但在徽州却有所不同。“充是役者，大都钜姓旧家，藉蔽风雨，计其上下之期，裹粮而往，惴惴焉以误公为惧。大憝巨猾，绝未之闻。间有作慝者，乡党共耳目之，奸诡不行焉。”他认为，这并非徽州人尽皆良善，而是因为聚族而居，在乡里公论的压力下，一般人断不敢为非作歹。故此，在此地充当胥吏总是让人如履薄冰。在这种背景下，潘国顺亦深感此一职役颇为尴尬，随波逐流吧惟恐招致天谴，但倘若凭着良心办事，则又会被县里斥责为办事不力。据说，他很想辞去此一职役，但一想到母亲还得有人赡养，暂时无法脱身，故只能抱着“在家如出家，立志踞德隅”的态度，也就是力图超然物外，立身纯正。这当然是他的一面之词，其间是否有涂饰个人不堪经历之处，实难确知。

除了上述的《自述俚言随笔》之外，《扫愁帚笔谈》中还有一篇潘国顺的自传，其中提到，潘国顺生于同治七年（1868年）。在他出生的前一晚，母亲梦见自己前往一观音堂，抬头瞻望，看到观音大士坐在莲座上，其下有数十个衣红穿绿的婴孩，各执旗幡，嬉戏其间。既而梦醒，则腹中疼痛，随即生下了潘国顺。这当然是民间信仰中“观音送子”的老套路，潘氏藉此证明自己之出身不凡。另外，根据他的自传：

顺一兄一弟，皆壮伟，惟顺即疾病频仍，娇如处子，然性极聪慧，闻此识彼，且孝友弥笃，廉隅慎重，恒择地而蹈。爱读书，工翰苑，不善作生人活业。幼失怙，家贫，喜独居，好雅洁。年方而立，参透炎凉，遂寄情烟酒，托意篇章。每奉《阴鸷文》，勤恳劝世，尝语人曰：人如白驹过隙，一旦殂谢，都埋荒丘。家虽贫窭，亦可尽其心之所能到，徐修德业，未为弗可。若富者拥赀巨万，不知为善，所衣所食，无非温饱，其与贫者何异？……常欲脱颖而作出岫之云。因母年老多病，兄与弟皆贪利远游，嫂等均愚忤，故潜居侍养，宁金尽床头，不敢须臾离也。

这个自传出自潘国顺之手，从中可见，此公是位相当自怜的人物，他称自己“娇如处子”，真是看得像花一样！另外，他对《阴鸷文》有感而发，其中加了一段评论，说：“真达人之言也！仁人之言！其利甚薄，此之谓欤！”这些，是以貌似公正的笔调评价自己，实际上则是其人的自我夸饰之语。在前引的《自述俚言随笔》中，他对自己的营商经历有过两句概述：“合伙友面腴，半年分别去。”对此，潘国顺的解释是：自己与人合伙，但合伙人外表忠厚，实际上却品行不端，结果导致自己无辜而折本。对这样的一面之词，作为读者的我们只能将信将疑。不过，倘若结合此处的自传，我们便不难看出，明明是他治生乏术，在外经商处处碰壁，但他却说一兄一弟都是“贪利远游”，家中的嫂子等都是愚蠢忤逆之人。而只有自己才是孝思可嘉，宁可金尽床头，也不愿离开年老多病的母亲一步，这真是相当有趣的自我辩解！文中所谓的“常欲脱颖而作出岫之云”，意在表明自己原本心存高远，唯因母老多病，故只能屈居乡间碌碌无为，这也是在为自己的竭蹶困窘寻求开脱。

在《剖白》条中，他还说过：“吾兄之枭，吾弟之狂，吾身之惰，吾嫂之妒，吾室之呆，吾侄之懦，吾女之好，吾弟妇之巧且刁，吾侄女之悍且诡。”在这段话中，他对其周遭的所有亲戚都一一作了点评。从中可见，除了对自己的女儿视若掌珍，潘国顺与家庭中其他成员的关系皆极为恶劣。关于这一点，他在《扫愁帚笔谈》中的不少部分，都多次透露出相关的讯息。例如，《私肥》条讲述了黟县碧山查叟兄弟友爱的事迹，说完这个故事，潘国顺笔锋一转，触类旁通地谈及自己的身世。个中，他对兄、嫂皆口诛笔伐，说祖、父辈去世时，兄长将家里的好东西都私自独吞。平日里完全不顾手足之情，对弟弟请托之事不闻不问。嫂嫂更是一位泼妇，悍妒无比。关于这些看法，他喋喋不休地列举出家庭内部鸡毛蒜皮的一些琐事，实际上却反映了身为男子汉的潘国顺，“贫贱家庭百事哀”，其人处处斤斤计较，心胸极为狭窄。从中可见，潘氏治生乏术，人际交往、家庭关系皆处理得一塌糊涂，却又无力改变现状。关于这一点，书中多次提及家庭纠纷与冲突，特别是妇姑勃谿，极为琐屑。其中，叔嫂之间的紧张关系尤为突出，实际上折射出作为商贾之乡的皖南社会生活之实态——徽州是个重商的社会，男子十三四岁以后，绝大多数人都要外出务工经商。在这种背景下，那些留在故土、读书又屡试不第的成年男子，往往为他人所轻视。而在家庭中，兄弟、叔嫂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也正因为这一原因，潘国顺的家庭关系处理得极为糟糕。

自命不凡的潘国顺

《扫愁帚笔谈》成书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前后。关于该书的写作，卷首的《〈扫愁帚笔谈丛录〉自叙》，以“答客问”的形式，阐述了作者撰写此书的缘由：

或有问于予曰：君无恒产，家徒壁立，无以糊其口，使习贾于四方，稍沾升斗，为衣食生活之计。而君志不然，改弦易辙，奋发苦攻，手不释卷，皆博古鉴今，入林惟恐不深，愤恬帖[帖括]谓[为]无用之物，绝意进取，终老蓬蒿。殊不念今之科名阶梯者，非帖恬[括]之外，竟无所进步，君又不之学者，何哉？

余应之曰：否也！宣圣之功，德配天地，声名垂宇宙，千百年来，宗其教而昭著于世者，非岂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可以厕身于儒林之列乎？

此一“答客问”，是模拟第三者的口吻设问，而由自己作答，以此来表述个人的情绪和思想。在这里，潘国顺说自己虽然并不致力于科举考试，但却也崇奉孔子的儒教。他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相当崇高的经世之业，足以名垂千古。接着，虚拟的客人再次问及：

然则君之何为而著笔谈，而名“扫愁帚”者，意亦有说乎？

对此，潘国顺回答说自己为人性格孤僻，与社会人情格格不入，先后研习过医道，涉猎经史，旁及风鉴。“始致正业日微，饔飧不继”，生活相当困窘。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嗜书如命。尽管时常与妻子发生纠纷，家中的儿女也哭闹不休，但自己还是热衷于以文会友，寄情山水。虽然一度东游江浙一带，最后还是不得不到县署衙门充当吏胥，这一营生让人相当痛苦，只能嗜烟如命，借酒浇愁。碌碌无为之际，遂在空闲时间握管涂抹，将数十年来的奇闻异说逐一记录下来。

从抄本目前的状况来看，他对此书做过系统的整理。全书的卷首，有该书的目录。书前的《贻笑集初草自叙》曰：“凄凄切切之文，寒寒酸酸之作，颠颠琐琐之志，牢牢骚骚之笔，原不在文章词坛所共论也。未撰之前，不禁自笑；既撰以后，未免贻笑。”而在《〈扫愁帚笔谈丛录〉自叙》中，他还借客人之语，对自己的这部著作做了评价：

或曰：噫嘻！君固雅士，自得风流，世逢才子，必加月旦，凡事尽报应之关节，立言登圣贤之门阈，虽云《扫愁帚笔谈》，不让《聊斋志异》，知君者，其谅之诸……

这是以虚拟的第三者口吻来褒扬自己以及该书。显然，在潘国顺的自我感觉中，此书的价值，较之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亦不遑多让。对此，《〈扫愁帚笔谈丛录〉自叙》接着说：“余闻惭汗，浃背不堪，或之恶谑也，嗣以后而弗索序于士大夫已，故自略述其颠末，而志其梗概云。”话虽然是这么说，但他借虚拟之客人口吻，还是说出了该书在自己心目中的定位。这位自命不凡的作者，显然视此为个人的经世伟业。

《扫愁帚笔谈》涉及的内容颇为丰富

从潘国顺的生平事迹来看，其人酷嗜读书，经过商，教过书，还在衙门里充当胥吏，也算是见多识广。正是因为如此，《扫愁帚笔谈》涉及的内容颇为丰富。

徽州是著名的商贾之乡，但一府六县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与歙县、休宁自明代中叶起徽商就已相当活跃的情形不同，迄至清代前期，黟县的经商风气才日益浓厚。在这种背景下，《扫愁帚笔谈》一书讲述了不少人群流动与水路交通的故事。如《撑篙某》，提及一位南海僧人，因缺乏旅行经验而致财产损失，最后羞愤自尽。而《迁善》一则，则说某人少壮时曾在水路上谋财害命，后经僧人点破，改恶迁善，最后得以善终。上述两则虽然说的都是因果报应的故事，但从中亦可折射出其时水路旅行之不测风险。

当时，徽州地处万山之中，人们外出，除了沿着山间鸟道艰难跋涉之外，主要利用的就是新安江和阊江两条水路。明清以来，水路上设有诸多的关卡，令过往客商苦不堪言。《某卡员》条就记录了厘卡胥吏与徽商的故事：

……一卡员某，鄙贪无似，士商苦之，苛虐于泛宅者，即无所不要。有一客，泊舟报纳，如例抽厘外，另赠员以黑须药。值员正谋此，欲购诸洋，得此，作鸬鹚笑，并挽客饮，意下交之。客辞去，解缆北渡。员如法掺须，天明共视，即凝结成块，濯之亦不散，如庙中所塑木偶，就颐颏以刻雕之状。员大怒，拘客，客舟已不知所之矣。

晚清徽商的船票

“鸬鹚笑”是比喻自鸣得意的一种奸笑，此一形容，反映了徽商对厘卡员弁的切齿痛恨。新安江亦称徽河，徽商曾有《徽河苦》诗曰：“税关厘卡真难当，倚官仗势开笼箱，两块花边买扦手，有钱容易通商量。不买扦手真痴呆，误了东风借不来，别人趁风往前去，我被扣留船难开。船难开，事犹小，赶不上帮真不了，孤舟野岸夜须停，防贼不眠盼天晓。”个中提及厘卡的种种潜规则。1908年1月25日的《申报》上，曾刊登过“徽商來函”，其中述及新安江上有“零货捐”的名目，这是针对商人回乡携带的日用物品之征税。后因徽州同乡群起反对，而改名为杂货捐，但厘卡“留难阻滞”则一仍旧贯。当月初旬，两名徽州信客因被浙江严东关厘卡多方留滞，驶至马目埠，天色已晚，遭盗匪多人登舟抢劫，结果失去洋信千余封，银洋多至六千元左右。因类似的状况反复发生，不少徽州人显然吃够了这样的苦头，故而才会有上文提及的贾客以黑须药报复卡员的做法。

徽州人外出务工经商，与妻儿长久分居，时常演绎出奇特的悲喜离合。如《霹雳打（三则）》，说的是黟县的十都（今宏村一带）某商人妇，因所藏金镯为他人偷换，而遭丈夫猜忌，并愤然自尽。故事颇具戏剧性色彩，偷换金镯者结果被雷电所击身亡，从而让事实真相水落石出，这当然是因果报应的一个例子。关于商人妇的故事，书中还有《妇无情》一则，说的是徽州典当商人的故事——在清代，休宁人以典当经营闻名遐迩，而故事的主人公也是一名“头柜朝奉”。娶亲之初，因妻子舍不得他远离，再三挽留在家，最终导致失业。此后，经济日渐拮据，夫妻反目，朝奉穷困潦倒，一度想投河轻生。后来在外出途中遇一富家子，遂发奋努力，终至重振旗鼓。相形之下，株守家中的妻子却每况愈下，她通过各种途径多方联系，欲求与朝奉破镜重圆却终遭拒绝……这其实是汉代朱买臣马前泼水休妻的清代版，反映的是商业气氛浓厚的徽州社会之一幕悲剧。

自明代以来，随着徽商的崛起，徽州社会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金令司天，钱神卓地”，金钱的力量，使得嫌贫爱富成了社会的风尚。潘国顺在《浇俗》一则中抱怨说：“风俗不古，人情浇漓，天下皆是，惟黟尤甚，特山川之气象然也。”潘氏有个远房亲戚汪某，曾是黟县的乞丐，每年正月间都装扮魁星，为乡里贺喜，人称“魁星汉”。当时，这位乞丐平日睡在人家的门檐之下，弯曲着身子像是一只虾，路人见状都讥讽道：“穷骨头，睡相都不同，踡曲如狗。”后来，此人跟随徽商外出从事盐业暴发横财，不仅甲第云连，婢仆成群，而且子孙科第，渐成簪缨望族。于是，旁人再看他的睡相，都说那是大富大贵的样子——虽然“踡曲如初”，但现在怎么看都像是金元宝……这种对乞丐发迹变泰前后观感的巨大反差，显然与清代徽州商业兴盛所形成的社会氛围密切相关。

黟县乡间的社会生活

潘国顺除了一度外出经商外，绝大部分时间是在黟县当地生活。因此，《扫愁帚笔谈》一书中的主要内容，还是反映了黟县乡间社会生活的诸多侧面。

与清代的诸多笔记、随笔相似，该书讲述了不少花妖狐魅、神灵鬼怪的故事。如《鬼怜孝》条，说黟县北乡一位在休宁贸易的徽商，听说母亲忽然生病，便日夜兼程赶路回家。途中经过官山义冢，正是夜深人静之时，与她同行的竟是一位上吊而死的女鬼，她见此人是位孝子，不仅不加害于他，而且还一路护送他返归故里。另一则《阴阳眼》，则说黟县有人独具阴阳眼，能白昼看见鬼物。根据此人的说法，鬼物也是欺软怕硬：士庶志得意满时，则鬼亦退避三舍；一旦运衰失志，则鬼物必加欺凌。某日，他经过一处牌坊，“见上有狰狞鬼，手执白杖。有一新婚妇，意于归未满月，亦将过之。鬼跃下，当头击之，妇顶红光，焕然四射，鬼惶骇而奔”。此人怀疑该妇必是贵人，但经查访，却发现其夫家“固贫窭贾人，碌碌无奇节”，颇感奇怪。过了不久，才听说丈夫死去，该妇守节不嫁，并不因贫困而有所改变，遂恍然大悟。听罢这个故事，潘国顺总结说：“予谓节烈贞女，朝廷闻之，则旌表其门闾；皇天嘉之，亦昌佑其子孙；何方鬼物，能不悚然而逃哉？”可见，这些谈狐说鬼虽然看似不经，但却折射出民间社会的伦理道德走向。透过此一情节，作者意欲对世俗民风有所劝诫，反映了徽州民间对妇女节烈的着意褒扬。

《扫愁帚笔谈》中讲述的诸多故事，除了刻镂民情、曲尽世态之外，其主旨还在于扬善隐恶。《屠警》条说，光绪十六年（1890年）十月，当地有位屠夫秉烛杀猪，去毛之后，蜡烛忽然熄灭，等他再找来火烛时，却发现地上躺的是一具裸体女子，杀猪刀正插在她的脖子之上。屠夫遂大惊失色，急忙偷偷买了一副棺材将她埋了。等到第二天，他又像前天一样杀猪，剖开肚子后，却找到一个人的手掌，五个手指清清楚楚，他不敢告诉外人……不过，发生在屠宰场的怪事已被伙计外传，整个市场都传得沸沸扬扬。周围的邻居评论说，这一家屠肆已开了四代，生意蒸蒸日上，屠宰的牲口不计其数，此时的兴旺程度，更要超过往昔，所以冥冥之中现出诸多异兆，警示此人须有所收敛。

从明代开始，徽州的佛教日益昌盛，善男信女对民间杀生颇多忌讳。在一些地方，屠夫死后手上要戴上红手套，据说是因为其人的双手沾染过太多的鲜血，去世后过阎王殿时会被斩掉双手。为此，人们想到了讨巧的办法，戴上红手套，假装他们的双手已被斩断，从而得以全尸入殓。

在徽州，因果报应之说极为盛行。清乾隆时人施源有《黟山竹枝词》：“广安兰若北城隅，佛诞斋筵妇女趋，覃耜懿筐排满路，分明农具绘豳图。”这是说黟县城北有广安寺，每当佛诞斋筵，当地的妇女纷至沓来，特别是那些下层的农妇更是极为踊跃。诗歌状摹了因她们的到来，寺庙门前路面上摆满了长耜深筐。显然，对佛教的信仰，在黟县有着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于是，不法之徒就利用民众的盲目崇拜心理，上下其手，作奸犯科，以达到自己的邪恶目的。《阎王婆》一则指出：

邑北有秀里梵宫，司香火者皆用僧侣。初因住持无赖，地方驱逐，即收自黄山来者，意是高僧，以居之。年余，秽乱始肆，殊无顾忌。

秀里位于黟县县城以北，现在是著名的影视基地。该则随笔讲述了寺庙僧侣淫人妻女之事：当地有某人小妾，系外乡人，曾与和尚私通，她放出风声说，“阎王婆能夜至冥间，偕同阎王判断死者。又能引死者之家人前来，以相慰藉”。此种消息迅速传播，远近皆知。于是，“通邑之妻痛其夫者、母悲其子者、姐悼其妹者，咸来烦引”。届时，由小妾出来预审，凡是长得丑的、干粗活的，其手必粗，该小妾见状就对她们说：“汝性乱，魂魄不清，不能去。”谢绝此类人，让她们回家去。但碰上稍有姿色的，就留在寺内睡觉，“谓同睡酣时，即携而往矣”。半年之内，很多女人都纷至沓来。邑西有某女子，未婚夫去世，她为之守贞。听闻此说，也想前去看望阴间的未婚夫。到了寺庙，小妾见其颇有姿色，年纪又轻，于是留之到了晚上，嘱咐她要裸身而卧，即使是裹脚布也都得脱去，说是在阴间走路，身上不能留有半缕阳世的物品。守贞女子睡下后，上面盖了层黟县特有的纸被。及至凌晨她起身小遗，但见“灯犹闪烁，了了可辨。少顷，见一巨甓内出二人，秃首赤身，登床逼合，氏迫从之”。天亮以后，庙中不让其回家，她只得借口说家中还有二百两银子，欲全部携来，与和尚白头偕老。和尚信以为真，就放她回家去了。女子回家后，“冤愤充塞，投环而死”。后来，经当地绅士举报，府、县下令逮捕僧人，“梏械囚禁，备极刑苦”，受到了严惩。对此，潘国顺说，这是“庚寅年四月间事也”，他曾亲眼目睹。“庚寅”也就是光绪十六年（1890年），而此一故事中的情节，与《儒林外史》讲述的沈琼枝“吃仙丹”之故事颇相类似。

关于佛门的诈伪，《乾禾[干和]尚》条的记载更是触目惊心。潘国顺曾侨寓饶州（今江西省鄱阳县），他听说鄱阳莲湖山“有一坐化僧，乡人装以金，冠以盒，且服以衣，祷之者香烟不绝”。多年之后，他从新安江返归故里，经过歙县小南海，曾见当地的寺庙内有干尸，“皆金饰之，目无神，披黄缁衣，盘膝坐座上”。回到家后，潘国顺与当地的一位名士“抵足夜谈”，后者也谈及他所听到的肉身成佛之不坏金身：

和悦洲亦有一僧，……僧将死，制铁条如许长，强探后庭而入，直贯顶，虽腐烂秽汁，从后窍滴流，表如蝉蜕。众僧饰以金，装以衣，声言僧道行高，白身登天，灵应如响，以惑愚夫妇，藉以为取资计，故遐迩闻之，咸来上香，而弗知僧未成仙，登极乐境，且受此至惨之刑，永无自在，众僧忍乎哉！僧其愚矣，博浮名而罹实苦。千古以来，未闻有以坐肉行尸而不脱凡，可以为真佛者。今之僧，可谓世之称肉身拔升，吾亦几为所惑云。

和悦洲一作“荷叶洲”，在安徽铜陵西南四十里的大通镇夹江口，清咸丰以还因商贾麇集，遂成巨镇。当地以盐务为大宗，客民分为八帮，其中之一就是“新安帮”（亦即徽州帮）。晚清时期，活跃在当地的黟县徽商尤为众多。此处提及，所谓肉身成佛，是和尚杜撰出愚弄民众的把戏，其过程实际上相当残酷。此一做法，颇像当代作家莫言笔下的“檀香刑”。类似的骗局，在传统时代所见颇多。袁枚《续子不语》中就有《凡肉身仙佛俱非真体》一条，其中提及，顺治年间有邢秀才读书村寺中，黄昏出门小步，闻有人哀号云：“我不愿作佛！”邢爬上树窃窥之，见众僧环向一僧合掌作礼，祝其早生西天。旁置一铁条，长三四尺许，邢不解其故。闻郡中喧传，“某日活佛升天，请大众烧香礼拜”。“来者万余人。邢往观之，升天者即口呼‘不愿作佛’之僧也，业已扛上香台，将焚化矣。急告官相验，则僧已死，莲花座上血涔涔滴满，谷道中有铁钉一条，直贯其顶。官拘拿恶僧讯问，云：‘烧此僧以取香火钱财，非用铁钉，则临死头歪，不能端直故也。’乃尽置诸法。而一时烧香许愿者，方大悔走散。”看来，这种肉身成佛不坏金身的背后，有着血淋淋的悲惨现实。

（本文原载2016年12月18日的《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原题为《豆棚瓜架语如丝（上）》，现标题与小标题都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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