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王振忠:《扫愁帚笔谈》刻画的晚清徽州社会

王振忠

2016-12-24 10:04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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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中有个短篇叫《蛰龙》,绘影绘声地描述一条小小的蛰龙,经过冬眠后苏醒过来,在阴雨晦暝的日子里,从一只竹书箱里爬出,被人恭恭敬敬地送到屋外。其时,但闻霹雳一声,此物骤变而为庞然巨龙,腾身飞向天空……
此一“蛰龙复苏”的故事,究竟有何寓意不得而知,不过,在蒲留仙的笔下,故事情节中不断地出现“读书”、“(书)卷”、“书笥”之类的字眼,显然给后人以足够的想象空间。一两百年之后,徽州的一位读书人便据此加以演绎,写下了《困龙》一则:
黟西环阳潘顺者,字梅光,号祥春,又号了俗子,生自戊辰十月,故属龙。孤贫不偶,落落寡合,且不善务家人活业,是以家益落,饔飧不给,环堵萧然。……因之所谋皆逆,与俗多忤。而满腹才华,无从销露;一腔热血,没处飞洒。以故寄傲陶宏,尝安毛颖。……尝彻夜不寐,濡毫构思。一夕,正吟哦间,见砚端一物,其状如丝,蠕蠕然游行,形遂成字。审之,一“龙”字也,因祝之曰:龙乎,吾闻诸夫子曰:龙蛟法大,能致风云,何君如斯,与子困顿。言未已,霹雳一声,冲霄而去。
“环阳”应在今黟县碧阳镇柏山村附近。文中的这位“潘顺”,也叫潘国顺,亦即写下上述文字的作者本人。这些文字对个人的生活状态有着颇为生动的描述,既标榜了其人的清高和潇洒,又透露出因自己治生无策而导致的困顿与颓废。嗜酒如命的他,某夕彻夜未眠。在磨墨时,发现砚端一物如有生命,“其状如丝”,活动自如,仔细一看,那竟是一个“龙”字……此一荒诞的细节,当然不是因其彻夜不寐辛苦劳作之际的眼花缭乱,而显然是脱胎于蒲松龄的《蛰龙》而作的刻意杜撰。在这里,他强调自己的属相为龙,并想象着有朝一日飞龙在天,一朝看尽长安花……
《扫愁帚笔谈》及其作者
收入《困龙》一则的《扫愁帚笔谈》系稿本,是我十多年前在徽州的某处冷摊购得。该书封面题作“初编”,卷首有“贻笑集初草”和“倚南窗贻笑随笔”等名称,而内里正式的书名则作“扫愁帚笔谈”或“扫愁志笔谈”。之所以会有如此之多的书名,似乎反映出作者急于发泄个人的情绪,特别是表达其人生活态度之不同层面,故借各异的书名,或排忧解愁,或故作潇洒。不过,以下为行文方便起见,统一以《扫愁帚笔谈》为该书之正式名称。
《扫愁帚笔谈》封二
《扫愁帚笔谈》的作者潘国顺,又称潘梅仙,自号“倚南窗主人”、“了俗山人”、“黟山布衣了俗氏”等。“倚南窗”为其斗室之名,亦作“读来世书屋”。该书封二即画有一图,上题“读来世书屋”,窗右并挂有一副对联“有时完读书,无事似静坐”。这副对联并不雅驯,不过,潘氏想要表达的意思却大致清晰——其人酷爱读书,并注意时时反躬自省。另外,在该幅画面上,屋内窗前桌边坐一公人模样者,旁有书籍。屋后有一杨柳树,而屋之右则见竹篱及点缀其间的数丛杂树。因潘国顺的身份是位黟县胥吏,又喜欢舞文弄墨,附庸风雅,故该幅图像应当就是潘国顺的自画像。从其自号“了俗氏”、“了俗山人”来看,其人颇有尘寰中超凡脱俗之想。“倚南窗”的典故来自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这可能是因为黟县俗有“桃花源里人家”之说,“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斜倚着南窗,寄托个人的傲世情怀,陋室虽然狭窄,但却容易放松心情,这应当便是潘国顺意欲刻意展示的生活状态。
作者出生于太平天国战乱之后,当时,“四海平靖,五谷丰稔,国顺家兴”,故取名为“潘国顺”。书中的《自述俚言随笔》,概述了其人的生平经历——潘国顺五岁时父亲就已去世,十四岁跟从族父前往饶州一带经商。据他自述,在饶州的十年间,从商之余,自己每晚读书都要读到三更。由于志不在此,所以在米业中从商颇感吃力。后来,潘国顺一度与朋友合伙经商,但他认为自己所遇匪人,故以折本告终。半年之后只得返乡,在黟县九都的山中做塾师。黟县九都即今屏山一带,地处丘陵地区,根据潘国顺的观感,当地人相当固执,难以教化,故而他在一年多以后便辞去塾师的行当,经新安江前往浙江的杭州、湖州、海盐一带,先后到过当地的木行、盐栈求职,结果都没有成功。当时,黟县的商人遍布于长江三角洲各地,外出求职的徽商,往往循着乡族的网络前往投亲觅友,潘国顺自然也不例外。不过,他找遍了熟识的亲朋好友,结果却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容纳自己,这让他感慨良深,也颇为惭愧。潘国顺说,在求职过程中,自己相当努力。每到一个地方,只要有人想要他的书画,或者请他代写禀帖、牒文的,他都是有求必应,即便是生病时也不敢怠慢。不过,尽管如此,他还是未能如愿。到了年终,哥哥来函催他回家伺候母亲。考虑到自己在外穷困潦倒,所以也只能回到黟县家中。此后,在家中赋闲了两年,整日幽居斗室,长吁短叹。后来,才在一位朋友的劝说下,到县衙门充当了刑科吏胥。
在清代,徽州人对充当胥吏有着特殊的看法。譬如,歙人江绍莲就指出,书吏鱼肉乡民,虽然到处皆然,但在徽州却有所不同。“充是役者,大都钜姓旧家,藉蔽风雨,计其上下之期,裹粮而往,惴惴焉以误公为惧。大憝巨猾,绝未之闻。间有作慝者,乡党共耳目之,奸诡不行焉。”他认为,这并非徽州人尽皆良善,而是因为聚族而居,在乡里公论的压力下,一般人断不敢为非作歹。故此,在此地充当胥吏总是让人如履薄冰。在这种背景下,潘国顺亦深感此一职役颇为尴尬,随波逐流吧惟恐招致天谴,但倘若凭着良心办事,则又会被县里斥责为办事不力。据说,他很想辞去此一职役,但一想到母亲还得有人赡养,暂时无法脱身,故只能抱着“在家如出家,立志踞德隅”的态度,也就是力图超然物外,立身纯正。这当然是他的一面之词,其间是否有涂饰个人不堪经历之处,实难确知。
黟县的观音堂
除了上述的《自述俚言随笔》之外,《扫愁帚笔谈》中还有一篇潘国顺的自传,其中提到,潘国顺生于同治七年(1868年)。在他出生的前一晚,母亲梦见自己前往一观音堂,抬头瞻望,看到观音大士坐在莲座上,其下有数十个衣红穿绿的婴孩,各执旗幡,嬉戏其间。既而梦醒,则腹中疼痛,随即生下了潘国顺。这当然是民间信仰中“观音送子”的老套路,潘氏藉此证明自己之出身不凡。另外,根据他的自传:
顺一兄一弟,皆壮伟,惟顺即疾病频仍,娇如处子,然性极聪慧,闻此识彼,且孝友弥笃,廉隅慎重,恒择地而蹈。爱读书,工翰苑,不善作生人活业。幼失怙,家贫,喜独居,好雅洁。年方而立,参透炎凉,遂寄情烟酒,托意篇章。每奉《阴鸷文》,勤恳劝世,尝语人曰:人如白驹过隙,一旦殂谢,都埋荒丘。家虽贫窭,亦可尽其心之所能到,徐修德业,未为弗可。若富者拥赀巨万,不知为善,所衣所食,无非温饱,其与贫者何异?……常欲脱颖而作出岫之云。因母年老多病,兄与弟皆贪利远游,嫂等均愚忤,故潜居侍养,宁金尽床头,不敢须臾离也。
这个自传出自潘国顺之手,从中可见,此公是位相当自怜的人物,他称自己“娇如处子”,真是看得像花一样!另外,他对《阴鸷文》有感而发,其中加了一段评论,说:“真达人之言也!仁人之言!其利甚薄,此之谓欤!”这些,是以貌似公正的笔调评价自己,实际上则是其人的自我夸饰之语。在前引的《自述俚言随笔》中,他对自己的营商经历有过两句概述:“合伙友面腴,半年分别去。”对此,潘国顺的解释是:自己与人合伙,但合伙人外表忠厚,实际上却品行不端,结果导致自己无辜而折本。对这样的一面之词,作为读者的我们只能将信将疑。不过,倘若结合此处的自传,我们便不难看出,明明是他治生乏术,在外经商处处碰壁,但他却说一兄一弟都是“贪利远游”,家中的嫂子等都是愚蠢忤逆之人。而只有自己才是孝思可嘉,宁可金尽床头,也不愿离开年老多病的母亲一步,这真是相当有趣的自我辩解!文中所谓的“常欲脱颖而作出岫之云”,意在表明自己原本心存高远,唯因母老多病,故只能屈居乡间碌碌无为,这也是在为自己的竭蹶困窘寻求开脱。
在《剖白》条中,他还说过:“吾兄之枭,吾弟之狂,吾身之惰,吾嫂之妒,吾室之呆,吾侄之懦,吾女之好,吾弟妇之巧且刁,吾侄女之悍且诡。”在这段话中,他对其周遭的所有亲戚都一一作了点评。从中可见,除了对自己的女儿视若掌珍,潘国顺与家庭中其他成员的关系皆极为恶劣。关于这一点,他在《扫愁帚笔谈》中的不少部分,都多次透露出相关的讯息。例如,《私肥》条讲述了黟县碧山查叟兄弟友爱的事迹,说完这个故事,潘国顺笔锋一转,触类旁通地谈及自己的身世。个中,他对兄、嫂皆口诛笔伐,说祖、父辈去世时,兄长将家里的好东西都私自独吞。平日里完全不顾手足之情,对弟弟请托之事不闻不问。嫂嫂更是一位泼妇,悍妒无比。关于这些看法,他喋喋不休地列举出家庭内部鸡毛蒜皮的一些琐事,实际上却反映了身为男子汉的潘国顺,“贫贱家庭百事哀”,其人处处斤斤计较,心胸极为狭窄。从中可见,潘氏治生乏术,人际交往、家庭关系皆处理得一塌糊涂,却又无力改变现状。关于这一点,书中多次提及家庭纠纷与冲突,特别是妇姑勃谿,极为琐屑。其中,叔嫂之间的紧张关系尤为突出,实际上折射出作为商贾之乡的皖南社会生活之实态——徽州是个重商的社会,男子十三四岁以后,绝大多数人都要外出务工经商。在这种背景下,那些留在故土、读书又屡试不第的成年男子,往往为他人所轻视。而在家庭中,兄弟、叔嫂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也正因为这一原因,潘国顺的家庭关系处理得极为糟糕。
黟县的老房子
自命不凡的潘国顺
《扫愁帚笔谈》成书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前后。关于该书的写作,卷首的《〈扫愁帚笔谈丛录〉自叙》,以“答客问”的形式,阐述了作者撰写此书的缘由:
或有问于予曰:君无恒产,家徒壁立,无以糊其口,使习贾于四方,稍沾升斗,为衣食生活之计。而君志不然,改弦易辙,奋发苦攻,手不释卷,皆博古鉴今,入林惟恐不深,愤恬帖[帖括]谓[为]无用之物,绝意进取,终老蓬蒿。殊不念今之科名阶梯者,非帖恬[括]之外,竟无所进步,君又不之学者,何哉?
余应之曰:否也!宣圣之功,德配天地,声名垂宇宙,千百年来,宗其教而昭著于世者,非岂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可以厕身于儒林之列乎?

此一“答客问”,是模拟第三者的口吻设问,而由自己作答,以此来表述个人的情绪和思想。在这里,潘国顺说自己虽然并不致力于科举考试,但却也崇奉孔子的儒教。他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相当崇高的经世之业,足以名垂千古。接着,虚拟的客人再次问及:
然则君之何为而著笔谈,而名“扫愁帚”者,意亦有说乎?
对此,潘国顺回答说自己为人性格孤僻,与社会人情格格不入,先后研习过医道,涉猎经史,旁及风鉴。“始致正业日微,饔飧不继”,生活相当困窘。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嗜书如命。尽管时常与妻子发生纠纷,家中的儿女也哭闹不休,但自己还是热衷于以文会友,寄情山水。虽然一度东游江浙一带,最后还是不得不到县署衙门充当吏胥,这一营生让人相当痛苦,只能嗜烟如命,借酒浇愁。碌碌无为之际,遂在空闲时间握管涂抹,将数十年来的奇闻异说逐一记录下来。
从抄本目前的状况来看,他对此书做过系统的整理。全书的卷首,有该书的目录。书前的《贻笑集初草自叙》曰:“凄凄切切之文,寒寒酸酸之作,颠颠琐琐之志,牢牢骚骚之笔,原不在文章词坛所共论也。未撰之前,不禁自笑;既撰以后,未免贻笑。”而在《〈扫愁帚笔谈丛录〉自叙》中,他还借客人之语,对自己的这部著作做了评价:
或曰:噫嘻!君固雅士,自得风流,世逢才子,必加月旦,凡事尽报应之关节,立言登圣贤之门阈,虽云《扫愁帚笔谈》,不让《聊斋志异》,知君者,其谅之诸……
这是以虚拟的第三者口吻来褒扬自己以及该书。显然,在潘国顺的自我感觉中,此书的价值,较之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亦不遑多让。对此,《〈扫愁帚笔谈丛录〉自叙》接着说:“余闻惭汗,浃背不堪,或之恶谑也,嗣以后而弗索序于士大夫已,故自略述其颠末,而志其梗概云。”话虽然是这么说,但他借虚拟之客人口吻,还是说出了该书在自己心目中的定位。这位自命不凡的作者,显然视此为个人的经世伟业。
《扫愁帚笔谈》涉及的内容颇为丰富
从潘国顺的生平事迹来看,其人酷嗜读书,经过商,教过书,还在衙门里充当胥吏,也算是见多识广。正是因为如此,《扫愁帚笔谈》涉及的内容颇为丰富。
徽州是著名的商贾之乡,但一府六县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与歙县、休宁自明代中叶起徽商就已相当活跃的情形不同,迄至清代前期,黟县的经商风气才日益浓厚。在这种背景下,《扫愁帚笔谈》一书讲述了不少人群流动与水路交通的故事。如《撑篙某》,提及一位南海僧人,因缺乏旅行经验而致财产损失,最后羞愤自尽。而《迁善》一则,则说某人少壮时曾在水路上谋财害命,后经僧人点破,改恶迁善,最后得以善终。上述两则虽然说的都是因果报应的故事,但从中亦可折射出其时水路旅行之不测风险。
当时,徽州地处万山之中,人们外出,除了沿着山间鸟道艰难跋涉之外,主要利用的就是新安江和阊江两条水路。明清以来,水路上设有诸多的关卡,令过往客商苦不堪言。《某卡员》条就记录了厘卡胥吏与徽商的故事:
……一卡员某,鄙贪无似,士商苦之,苛虐于泛宅者,即无所不要。有一客,泊舟报纳,如例抽厘外,另赠员以黑须药。值员正谋此,欲购诸洋,得此,作鸬鹚笑,并挽客饮,意下交之。客辞去,解缆北渡。员如法掺须,天明共视,即凝结成块,濯之亦不散,如庙中所塑木偶,就颐颏以刻雕之状。员大怒,拘客,客舟已不知所之矣。
晚清徽商的船票
“鸬鹚笑”是比喻自鸣得意的一种奸笑,此一形容,反映了徽商对厘卡员弁的切齿痛恨。新安江亦称徽河,徽商曾有《徽河苦》诗曰:“税关厘卡真难当,倚官仗势开笼箱,两块花边买扦手,有钱容易通商量。不买扦手真痴呆,误了东风借不来,别人趁风往前去,我被扣留船难开。船难开,事犹小,赶不上帮真不了,孤舟野岸夜须停,防贼不眠盼天晓。”个中提及厘卡的种种潜规则。1908年1月25日的《申报》上,曾刊登过“徽商來函”,其中述及新安江上有“零货捐”的名目,这是针对商人回乡携带的日用物品之征税。后因徽州同乡群起反对,而改名为杂货捐,但厘卡“留难阻滞”则一仍旧贯。当月初旬,两名徽州信客因被浙江严东关厘卡多方留滞,驶至马目埠,天色已晚,遭盗匪多人登舟抢劫,结果失去洋信千余封,银洋多至六千元左右。因类似的状况反复发生,不少徽州人显然吃够了这样的苦头,故而才会有上文提及的贾客以黑须药报复卡员的做法。
徽州人外出务工经商,与妻儿长久分居,时常演绎出奇特的悲喜离合。如《霹雳打(三则)》,说的是黟县的十都(今宏村一带)某商人妇,因所藏金镯为他人偷换,而遭丈夫猜忌,并愤然自尽。故事颇具戏剧性色彩,偷换金镯者结果被雷电所击身亡,从而让事实真相水落石出,这当然是因果报应的一个例子。关于商人妇的故事,书中还有《妇无情》一则,说的是徽州典当商人的故事——在清代,休宁人以典当经营闻名遐迩,而故事的主人公也是一名“头柜朝奉”。娶亲之初,因妻子舍不得他远离,再三挽留在家,最终导致失业。此后,经济日渐拮据,夫妻反目,朝奉穷困潦倒,一度想投河轻生。后来在外出途中遇一富家子,遂发奋努力,终至重振旗鼓。相形之下,株守家中的妻子却每况愈下,她通过各种途径多方联系,欲求与朝奉破镜重圆却终遭拒绝……这其实是汉代朱买臣马前泼水休妻的清代版,反映的是商业气氛浓厚的徽州社会之一幕悲剧。
自明代以来,随着徽商的崛起,徽州社会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金令司天,钱神卓地”,金钱的力量,使得嫌贫爱富成了社会的风尚。潘国顺在《浇俗》一则中抱怨说:“风俗不古,人情浇漓,天下皆是,惟黟尤甚,特山川之气象然也。”潘氏有个远房亲戚汪某,曾是黟县的乞丐,每年正月间都装扮魁星,为乡里贺喜,人称“魁星汉”。当时,这位乞丐平日睡在人家的门檐之下,弯曲着身子像是一只虾,路人见状都讥讽道:“穷骨头,睡相都不同,踡曲如狗。”后来,此人跟随徽商外出从事盐业暴发横财,不仅甲第云连,婢仆成群,而且子孙科第,渐成簪缨望族。于是,旁人再看他的睡相,都说那是大富大贵的样子——虽然“踡曲如初”,但现在怎么看都像是金元宝……这种对乞丐发迹变泰前后观感的巨大反差,显然与清代徽州商业兴盛所形成的社会氛围密切相关。
黟县乡间的社会生活
潘国顺除了一度外出经商外,绝大部分时间是在黟县当地生活。因此,《扫愁帚笔谈》一书中的主要内容,还是反映了黟县乡间社会生活的诸多侧面。
黟县
与清代的诸多笔记、随笔相似,该书讲述了不少花妖狐魅、神灵鬼怪的故事。如《鬼怜孝》条,说黟县北乡一位在休宁贸易的徽商,听说母亲忽然生病,便日夜兼程赶路回家。途中经过官山义冢,正是夜深人静之时,与她同行的竟是一位上吊而死的女鬼,她见此人是位孝子,不仅不加害于他,而且还一路护送他返归故里。另一则《阴阳眼》,则说黟县有人独具阴阳眼,能白昼看见鬼物。根据此人的说法,鬼物也是欺软怕硬:士庶志得意满时,则鬼亦退避三舍;一旦运衰失志,则鬼物必加欺凌。某日,他经过一处牌坊,“见上有狰狞鬼,手执白杖。有一新婚妇,意于归未满月,亦将过之。鬼跃下,当头击之,妇顶红光,焕然四射,鬼惶骇而奔”。此人怀疑该妇必是贵人,但经查访,却发现其夫家“固贫窭贾人,碌碌无奇节”,颇感奇怪。过了不久,才听说丈夫死去,该妇守节不嫁,并不因贫困而有所改变,遂恍然大悟。听罢这个故事,潘国顺总结说:“予谓节烈贞女,朝廷闻之,则旌表其门闾;皇天嘉之,亦昌佑其子孙;何方鬼物,能不悚然而逃哉?”可见,这些谈狐说鬼虽然看似不经,但却折射出民间社会的伦理道德走向。透过此一情节,作者意欲对世俗民风有所劝诫,反映了徽州民间对妇女节烈的着意褒扬。
《扫愁帚笔谈》中讲述的诸多故事,除了刻镂民情、曲尽世态之外,其主旨还在于扬善隐恶。《屠警》条说,光绪十六年(1890年)十月,当地有位屠夫秉烛杀猪,去毛之后,蜡烛忽然熄灭,等他再找来火烛时,却发现地上躺的是一具裸体女子,杀猪刀正插在她的脖子之上。屠夫遂大惊失色,急忙偷偷买了一副棺材将她埋了。等到第二天,他又像前天一样杀猪,剖开肚子后,却找到一个人的手掌,五个手指清清楚楚,他不敢告诉外人……不过,发生在屠宰场的怪事已被伙计外传,整个市场都传得沸沸扬扬。周围的邻居评论说,这一家屠肆已开了四代,生意蒸蒸日上,屠宰的牲口不计其数,此时的兴旺程度,更要超过往昔,所以冥冥之中现出诸多异兆,警示此人须有所收敛。
从明代开始,徽州的佛教日益昌盛,善男信女对民间杀生颇多忌讳。在一些地方,屠夫死后手上要戴上红手套,据说是因为其人的双手沾染过太多的鲜血,去世后过阎王殿时会被斩掉双手。为此,人们想到了讨巧的办法,戴上红手套,假装他们的双手已被斩断,从而得以全尸入殓。
在徽州,因果报应之说极为盛行。清乾隆时人施源有《黟山竹枝词》:“广安兰若北城隅,佛诞斋筵妇女趋,覃耜懿筐排满路,分明农具绘豳图。”这是说黟县城北有广安寺,每当佛诞斋筵,当地的妇女纷至沓来,特别是那些下层的农妇更是极为踊跃。诗歌状摹了因她们的到来,寺庙门前路面上摆满了长耜深筐。显然,对佛教的信仰,在黟县有着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于是,不法之徒就利用民众的盲目崇拜心理,上下其手,作奸犯科,以达到自己的邪恶目的。《阎王婆》一则指出:
邑北有秀里梵宫,司香火者皆用僧侣。初因住持无赖,地方驱逐,即收自黄山来者,意是高僧,以居之。年余,秽乱始肆,殊无顾忌。
秀里位于黟县县城以北,现在是著名的影视基地。该则随笔讲述了寺庙僧侣淫人妻女之事:当地有某人小妾,系外乡人,曾与和尚私通,她放出风声说,“阎王婆能夜至冥间,偕同阎王判断死者。又能引死者之家人前来,以相慰藉”。此种消息迅速传播,远近皆知。于是,“通邑之妻痛其夫者、母悲其子者、姐悼其妹者,咸来烦引”。届时,由小妾出来预审,凡是长得丑的、干粗活的,其手必粗,该小妾见状就对她们说:“汝性乱,魂魄不清,不能去。”谢绝此类人,让她们回家去。但碰上稍有姿色的,就留在寺内睡觉,“谓同睡酣时,即携而往矣”。半年之内,很多女人都纷至沓来。邑西有某女子,未婚夫去世,她为之守贞。听闻此说,也想前去看望阴间的未婚夫。到了寺庙,小妾见其颇有姿色,年纪又轻,于是留之到了晚上,嘱咐她要裸身而卧,即使是裹脚布也都得脱去,说是在阴间走路,身上不能留有半缕阳世的物品。守贞女子睡下后,上面盖了层黟县特有的纸被。及至凌晨她起身小遗,但见“灯犹闪烁,了了可辨。少顷,见一巨甓内出二人,秃首赤身,登床逼合,氏迫从之”。天亮以后,庙中不让其回家,她只得借口说家中还有二百两银子,欲全部携来,与和尚白头偕老。和尚信以为真,就放她回家去了。女子回家后,“冤愤充塞,投环而死”。后来,经当地绅士举报,府、县下令逮捕僧人,“梏械囚禁,备极刑苦”,受到了严惩。对此,潘国顺说,这是“庚寅年四月间事也”,他曾亲眼目睹。“庚寅”也就是光绪十六年(1890年),而此一故事中的情节,与《儒林外史》讲述的沈琼枝“吃仙丹”之故事颇相类似。
关于佛门的诈伪,《乾禾[干和]尚》条的记载更是触目惊心。潘国顺曾侨寓饶州(今江西省鄱阳县),他听说鄱阳莲湖山“有一坐化僧,乡人装以金,冠以盒,且服以衣,祷之者香烟不绝”。多年之后,他从新安江返归故里,经过歙县小南海,曾见当地的寺庙内有干尸,“皆金饰之,目无神,披黄缁衣,盘膝坐座上”。回到家后,潘国顺与当地的一位名士“抵足夜谈”,后者也谈及他所听到的肉身成佛之不坏金身:
和悦洲亦有一僧,……僧将死,制铁条如许长,强探后庭而入,直贯顶,虽腐烂秽汁,从后窍滴流,表如蝉蜕。众僧饰以金,装以衣,声言僧道行高,白身登天,灵应如响,以惑愚夫妇,藉以为取资计,故遐迩闻之,咸来上香,而弗知僧未成仙,登极乐境,且受此至惨之刑,永无自在,众僧忍乎哉!僧其愚矣,博浮名而罹实苦。千古以来,未闻有以坐肉行尸而不脱凡,可以为真佛者。今之僧,可谓世之称肉身拔升,吾亦几为所惑云。
和悦洲一作“荷叶洲”,在安徽铜陵西南四十里的大通镇夹江口,清咸丰以还因商贾麇集,遂成巨镇。当地以盐务为大宗,客民分为八帮,其中之一就是“新安帮”(亦即徽州帮)。晚清时期,活跃在当地的黟县徽商尤为众多。此处提及,所谓肉身成佛,是和尚杜撰出愚弄民众的把戏,其过程实际上相当残酷。此一做法,颇像当代作家莫言笔下的“檀香刑”。类似的骗局,在传统时代所见颇多。袁枚《续子不语》中就有《凡肉身仙佛俱非真体》一条,其中提及,顺治年间有邢秀才读书村寺中,黄昏出门小步,闻有人哀号云:“我不愿作佛!”邢爬上树窃窥之,见众僧环向一僧合掌作礼,祝其早生西天。旁置一铁条,长三四尺许,邢不解其故。闻郡中喧传,“某日活佛升天,请大众烧香礼拜”。“来者万余人。邢往观之,升天者即口呼‘不愿作佛’之僧也,业已扛上香台,将焚化矣。急告官相验,则僧已死,莲花座上血涔涔滴满,谷道中有铁钉一条,直贯其顶。官拘拿恶僧讯问,云:‘烧此僧以取香火钱财,非用铁钉,则临死头歪,不能端直故也。’乃尽置诸法。而一时烧香许愿者,方大悔走散。”看来,这种肉身成佛不坏金身的背后,有着血淋淋的悲惨现实。
(本文原载2016年12月18日的《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原题为《豆棚瓜架语如丝(上)》,现标题与小标题都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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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石伟杰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徽州,徽商,扫愁帚笔谈,晚清,潘国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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