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曹德旺直戳中国实体经济痛点，汪晖回忆陈映真

曹德旺对比中美建厂成本，戳中中国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的痛点

上周舆论最大焦点，是中国民营企业家代表人物之一、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

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比较了中美两国制造企业成本利弊：税负方面，美国没有增值税，只有40%所得税；能源方面，美国电价是中国一半，天然气只有中国的1/5；劳动力成本，美国蓝领是中国8倍……算起来，在美国生产玻璃会多赚百分之十几，但劳动生产率还是中国高。2016年10月，福耀集团在美国投资6亿美元建的汽车玻璃工厂正式投产。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曹德旺没跑路，真问题要改革》，引述曹德旺本人说法“福耀制造的市场销路65%在中国，我跑出去干什么呢”，指出在美国工厂开通之时，曹德旺在天津的项目也开通了，还在苏州工业园区拿了一块地。因此，把曹德旺在美国投资，理解为一个企业家在对国内国际市场进行比较权衡后，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产业布局，或许更加合适，媒体和舆论应保持理性，慎贴“跑路”标签。

不过，该评论也指出，曹德旺的访谈确实从企业家的角度，触及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些深层矛盾和问题。劳工成本升高，税收负担过重，落后产能过剩，金融和房地产挤压实体经济……“曹德旺提到的每一个问题，都是制约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瓶颈，都是需要通过改革来解决的问题。如果说‘跑路’的标签很容易就能撕掉，那么曹德旺提出来的这些问题，却需要政府和社会的深刻思考和务实解决。”

70岁的曹德旺以“现身说法”激发起舆论对中国制造业流失外海、实体经济趋于“空心化”的关注，背后其实是中国的实体经济如何发展、中国制造如何升级的大问题。央视发表评论，近年来国内资本“脱实向虚”引发全社会关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引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制造业风光不再，被高利润的金融等服务业抢尽了风头。然而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根基，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做强中国制造，有助于挖掘发展潜力，实现动能转换，有效解决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问题。

央视的评论还指出，近几年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渐丧失，低成本制造业的竞争力确实在减小，而企业的运营成本又居高不下，阻碍了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壮大。反观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对手，越南和孟加拉国等依靠更低的劳动力成本的国家，已经在纺织、服装等领域不断侵蚀中国的空间；在高端制造业领域，强调“工业4.0”的德国和日本仍保持着优势，特朗普政府也聚焦于美国的制造业回流，这使得中国的产业升级面临更激烈的竞争。

中国青年报的文章《曹德旺没跑，却戳中了中国实体经济的痛点》也指出，中国企业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运营成本太高，很难赚钱。曹德旺此次在美国买的厂房，占地面积有14.83万平方米，花了1500万美元，而美国政府给了福耀1600万美元补贴，相当于没有花钱。福耀在美国建厂的土地是永久性产权，而在中国，企业花费巨资后得到的只是50年的使用权。仅此一项比较就可看出，中国企业所承受的高成本，不仅仅表现在税收上，而且涉及企业运营的各个层面。

文章认为，中国要振兴实体经济，必须下大力气为企业减轻负担。最近几年，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压力之下，中国政府已经看到了企业负担过重的现实问题，并推出了一些减负举措，但并未收到切实的效果。围绕税费征收，一些部门维护既得利益的心态使改革举步维艰。改革经常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比如曹德旺说到的公路收费问题，它使企业承受了高昂的物流成本，但舆论多年呼吁却毫无效果，交通部门反而允许未还清贷款的高速公路延长收费期。

“曹德旺以一个优秀企业家的切身感受，戳中了中国经济的痛点。如果为企业减税、减负只是‘小打小闹’，没有大手笔的实质性动作，那么即使曹德旺不跑，也会有其他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寻求更合适企业发展的营商环境。”

财经专栏作家叶檀则分析认为：国内人工、物流成本的背后，显示的是制度成本太高导致的效率低下，以及信息筛选成本太高，导致的错误决策。解决这两点，才能留住踏实肯干的企业家，这些有底线、有能力的企业家，是中国经济的基石。

公号“冰川思想库”的《大声说出中国税负高的企业家，为什么会是曹德旺？》一文，则聚焦于曹德旺本人的经历。作者陈季冰发现，作为当代中国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曹德旺从来就不是一个有争议的人。他还一直认为，曹德旺身上充满了一种“悖论”——生就一副典型的南方农民外表的他，却是一个充满了现代意识的人。这使得曹德旺远远超越了他的绝大多数同辈——无论多么光鲜气派的表面都遮掩不住他们那一颗颗满是前现代意识的心灵。

作者分析，曹德旺把工厂建在美国，是为了给自己的企业减轻税负和其他成本，是为了提高利润挣更多钱，但另一方面：自1983年至今，曹德旺累计为中国慈善事业捐款已达到80亿元，被称为名副其实的“中国首善”。并且，曹德旺是以一种现代商业化的手段来从事慈善事业的。例如，他在2011年向西南五省10万困难农户捐款2亿，采用了“捐款问责”的方式。他是把它当一件“生意”来做的——有法律合同，有精确的成本核算和收益目标，有全过程的监督反馈，有对工作绩效的奖励和惩罚……陈季冰评论：“既然赚来的钱大多用来帮助其他中国人，那为什么还要为了企业利润如此与自己的祖国斤斤计较？从这个悖论里，我看到的恰恰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家。”

文章还指出，曹德旺似乎总能够将中国传统伦理与现代商业精神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例如，打高尔夫球是曹德旺最大的爱好，他还是福建省高尔夫球协会会长。在当下的中国，许多人都将打高尔夫作为交际方式，但曹德旺却只打球不理人，从来都是一个人三下五除二打完就走人。另外，处理与政府及政府官员的关系是企业家的头等大事，也是一件复杂微妙的事。但在曹德旺看来却十分简单，“因为我很直，以前得罪过好多官员。我如果犯规，会死得很惨，所以我看见谁都怕，做事很谨慎。我把自己置于全社会监督之下，尊重各种法律法规以及风俗习惯。因此我就不会犯规。我没丢下什么把柄，所以你也没什么好捡的。”

汪晖：两岸三地不同年代的人，如何克服历史记忆的分割？

上周，清华大学教授汪晖接受了凤凰文化的专访，就近期国内外的热点事件和话题发表了评论。

关于龙应台在香港大学演讲“一首歌，一个时代”时，香港浸会大学副校长周伟立提到自己的启蒙歌是《我的祖国》而引发全场合唱，汪晖注意到，从中既能看到20世纪中国的历史记忆凝聚在内地和香港这几代人心里，也可以看到海峡两岸历史记忆的分割，提醒我们由于内战和冷战所造成的两岸分割局面——用陈映真的话说叫“双战构造”——这个“双战构造”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军事构造的结果，也表示在历史记忆上。由此提出的问题是：两岸包括整个中华民族各个不同年代的人，如何克服由于这段历史所造成的分割感？怎么样去重塑我们的历史记忆？

他说：“一方面很多人讲文化传统很重要，是我们民族记忆和文化的一部分。另外一方面，在当代世界里面，怎么能够建立真正我们能够认同的一个中国社会？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怎么能够提出一个能够克服当代社会危机、社会矛盾的东西，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带有政治性的，这个政治性是召唤两岸三地不同地区的人，能够共同认可的这样一种新的政治价值。在今天，这个价值当然不是凭空而来的，是从我们自己的历史传统，也就是从20世纪的政治经验，也包括对它的教训再总结里面才能产生出来的，不能够简单地把这样的历史完全遗忘和一刀两断。”

汪晖和前不久刚刚去世的陈映真有交往，两人也都是研究鲁迅出身。汪晖表示最钦佩陈映真的，就是他敢于坚持自己意见的独立精神。“我认识他的时候是90年代，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对第三世界的看法，在当时都已经不时髦了，恰恰是在这个语境里面，他重新提出所谓的第三世界问题，重新提出中国历史正义的问题。他对中国的位置也有反思、讨论，但是他是把它放在20世纪整个历史框架下去观察的，找到一个属于被压迫民族的，从边缘地区角度思考中国命运的这样一个独特的、在20世纪可以说是很深广的一个思想传统，在包括鲁迅，包括20世纪许多的思想传统里思考这些问题……他的观点可以去讨论，但对于他这个人的勇气，和不为潮流所改变的这样一种内在的能量，我觉得很值得钦佩。这也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

汪晖认为今天的文化，带有很强的“去政治化”特征，所有的问题成为经济问题、知识问题。但事实上生态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社会平等的问题是社会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政治的意思并不只是权力、国家机构、政党，政治是每个人能够投入其中的，你要有这样的能量去发挥出来，去投入改造过程的这么一种政治……虽然‘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很多的命题在今天看来是需要反思的，但是‘五四’文化运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当时他们通过这个文化运动，把语言问题、青年问题、文学问题、劳动问题、性别问题统统变成了一个时代的政治问题。如果只是像过去那样讲政治，就好像只有少数处在一定权威位置的人才是政治的人，事实上每个人通过他们的方式重新界定了政治的议程……所谓重新使得每一个人有一定政治的能量，意味着一种新的青年文化，我认为青年文化的形成是很重要的。”

就在访谈前夜，德国、瑞士、土耳其三个国家同时发生恐袭。汪晖认为西方当代政治危机的核心是政党政治的危机，因为它的政党代表性很弱。支撑现在民主的政治体制确实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和矛盾。他指出，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大选、英国脱欧，都需要对造成这个结果的基本前提加以再思考，而不仅仅是就事论事，而且很大程度上中国和欧美之外其他地区的学者们也要一起来思考，因为这意味着怎么去思考我们的未来。

最后，关于知识分子，汪晖认为所谓的知识分子就是一种追问的状态，是一个带有自主批判的创造力的状态，从那个状态来观察人，而不是从身份的角度来观察人。“我确实觉得中国的知识领域，在很大程度上还在重复着冷战时代的教条，我们知识界包括社会媒体的很多讨论，有时候脱离了真正的焦点，把握不住新的社会矛盾的独特性。我并不是说过去那些问题不存在了，那些问题还存在，可是它在渐渐渐渐地发生着变化，这使得很多社会上以及知识分子模仿过去所形成的姿态看起来很可笑，这就为什么‘公知’和‘公知文化’被那么多人嘲笑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在模仿旧的矛盾下的那种姿态，但这个姿态已经失去它的实质和内涵了，它也许可以换得媒体朋友圈中的欢呼，但是事实上不能把握和推进任何问题。”

赵鼎新：美国选举的危机持续好多年了

腾讯思享会则专访了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赵鼎新，由特朗普当选美国新一任总统，思考美国政治乃至民主制度。

2016年美国大选鲜明地表现出美国社会的“撕裂”状态。在赵鼎新看来，事实上美国选举的危机已经持续好多年了。他第一次感到危机是2000年布什和戈尔的选举。当时宗教和保守人士支持布什，从选举中的投票行为看美国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意识形态的差距在加大。不少人开始担心美国民主这样搞下去会有问题。为什么？赵鼎新说：“民主一定要稳定，一定要在某种程度上是‘假’的。什么意思？竞选双方在核心价值观非常一致，争的是政策层面的事情，甚至就争权夺利，争来争去意见差别也不是太大。”

但是美国民众的这一发展并没有在美国政治上有充分的表现。这是因为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大多数精英都是所谓的建制派，或者说他们的执政行为与他们的选举语言和支持群体的利益联系得并不紧密，而与在华府长期形成的一套精英运作方式关系更大。这在奥巴马上台后表现得最为明显，奥巴马上台时正值美国金融危机，美国人已经很不满了。美国民众对于建制派的不满使得奥巴马这样一个新人很有吸引力。他上台答应“change”，但是他的行为方式却和建制派人士差别不大，八年总统的建树也不大，更加深了美国左右民众的不满。赵鼎新认为，这次特朗普上台是这个趋势的发展。

他在访谈中指出，特朗普能当选的主要原因，在于民众的愤怒比较大。”他们其实也不相信特朗普，特朗普说得乱七八糟，还调戏妇女，但他们根本不在乎。特朗普的胡说八道对一些人听来还很解气。”还有一批人很愤怒，就是共和党内的中产阶级群体，比如医生。在奥巴马时期，有个最大的事情是奥巴马医保。照理说美国搞医保是应该的，那么发达的国家竟然没医保。前几年，美国有很高比例的人是没有医保的。但奥巴马医保出来后，美国考医生的人都变少了，因为不少诊所开始亏本，医生很不满。

赵鼎新还谈到，经济自由主义搞得最好的都是国家力量强的国家。相比较来说，中国是经济自由主义负面后果相对较小的国家之一。经济自由主义是资源配置最好、效率最高的方法，能让有能力的人脱颖而出，能增强国家的创造发明能力，有很多好处。但也有坏处——失业者、弱势群体就不行了，环境被污染，资源会被破坏，还会出现经济危机。其实这些问题是公共无能，只有一个强大国家才能解决。1990年代，中国被全面推向新自由主义经济，这导致中国经济发展上去了，但社会问题一大堆，不过中国政府很强大，不少问题慢慢得到了解决 。

但民主国家压力就小，民主的最大问题是“当官不为民作主”也没关系，在中国这样的威权国家“当官”必须为民作主，否则民众就可能会造反。民主就不需要这个了。当然，民主国家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欧洲大多数国家民主化进程中出现的个人运动迫使欧洲国家搞了比较好的福利政策，这种国家的集体主义精神相对会大一些，而美国因为在历史上缺乏强劲的工人运动所以福利就比较差，所以民主国家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