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记者有哪些基本素养

近日，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旗下杂志EurekAlert!公布了2017年国际科学记者奖学金获得者名单，除了来自印度的两位记者Tabassum Barnagarwala、Disha Shetty，来自中国的果壳网编辑黄天乐、《凤凰周刊》的曾鼎获得此项殊荣，并将于明年2月前往美国波士顿参加美国科学促进会年会。

目前供职果壳网的科学编辑黄天乐，专注于生物领域的科学报道。黄天乐笑称自己是理科文职体育生，读博士专业课时体会到科学传播的力量和重要性，2013年开始撰写科学报道，在完成近百篇科学新闻采写后全职投入果壳网。中国的科学报道领域生态是怎样的？与国外的差距在哪里？又如何找到适合大众传播的切入点？黄天乐接受了澎湃新闻的专访。

谈到此次获奖，黄天乐坦率表示：“得知获奖心情激动了一小会儿，但当天赶上事情多，所以也顾不上高兴。之后看到完整的获奖者名单和他们的工作，对比下自己，觉得愧不敢当。比如一同获奖的曾鼎，他本来就是我很佩服的一位记者。明年2月的美国科学促进会年会，很期待见一见这些同行，也希望听一些跟科学传播相关的讨论和分享。”

黄天乐说生物学对他的吸引力在于其复杂多样，从不同的生物形态到不同的生物行为，以及到行为背后的机制，有太多不同层面的东西令人好奇。

对于生物的热爱加上自认有颗“文科脑袋”，让黄天乐选择了科学记者这份职业。谈到自己的选择，黄天乐表示：“今后会不会回到学校深造还不确定，但做科学记者是自己现阶段喜欢从事并且希望有所提高的事情。”

从事科学报道写作的四年时间里,黄天乐采访过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巴里·夏普莱斯、计算机科学家周以真、美国能源部长欧内斯特·莫尼兹等近百位在科学界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士。在众多稿件中，黄天乐认为追踪日本干细胞研究者小保方晴子事件是自己从下笔到终稿进步最大的一篇报道。

2014年12月22日，黄天乐在果壳网发表《小保方晴子传：2014年度学术丑闻》，报道31岁日本研究者小保方晴子篡改论文图像，致使《自然》杂志撤稿，导师笹井芳树悬梁自尽。其后，重现小保方论文结果的实验也因失败提前终止，多能干细胞界的所谓“重大突破”，落得子虚乌有的骂名。

在对此学术丑闻事件的追踪中，黄天乐本人产生了疑问：为什么会有人做出这样的事情？

在报道中，黄天乐写道：“我曾代表果壳网科学人采访《自然》总编菲利普·坎贝尔，坎贝尔当时对我回忆说，自己也曾纳闷为什么像著名的物理学家詹·亨德里克·舍恩（Jan Hendrick Schön）这样的人会做出荒唐不堪的学术不端行为。斯坦福大学的一位教授告诉他‘每个领域里都有不可理喻的人，就是完全不合逻辑。’对于小保方晴子，我想这也将是我的答案。作为一个密切关注着科研最新进展和动态的观察者，只愿类似的事件越来越少，真正革命性的科学突破，越来越多。”

由小保方晴子事件，黄天乐本人也开始对科学实验的可重复性问题进行思考。于是，就有了对黄天乐来说印象最深的一次采访经历，今年9月到河北科大采访韩春雨。

2016年5月，河北科技大学韩春雨等人在《自然·生物技术》上发表关于“新一代基因编辑系统”NgAgo的研究结果。论文中引起众多同行、媒体乃至公众关注的成果，被多国研究者反映“无法重复”。

针对这一事件，黄天乐与另一作者“S.西尔维希耶”于2016年8月8日共同发表《韩春雨论文的可重复性问题，要怎么“科学解决”？》，此后，黄天乐又单独陆续发布《“<自然>证实实验可重复”？ 韩春雨：此说法不妥》《韩春雨：打开僵局的关键，仍然拒绝自证清白》《三小组未能重复韩春雨论文结果 <自然·生物技术>称1月公布调查进展》三篇追踪报道。

虽然韩春雨本人调侃“除非别人重复不出来——要是Ago怎么做也做不出来，这说明咱是中国的小保方晴子了”，但到底该如何看待科学实验的可重复性问题呢？

事实上，虽然科学界反思了这么多年“可重复性”的问题，但这么些年中，真的具备可重复性的实验并不多。《韩春雨论文的可重复性问题，要怎么“科学解决”？》一文中列举了数据，显示许多科学家论文也遭遇了实验结果不可重复的情况。比如像蛋白质结晶这种复杂的实验，有时一个小小的灰尘，就可以毁了整个反应。正因为影响研究结果可重复性的条件太多，在受访的科学家中，有90%都承认科学界遭遇了或多或少的“可重复性危机”。

“Ago的故事并不新，但是它作为新基因组编辑工具的潜力是令人很感兴趣的。对Ago这种潜力的关注也许会驱使某些人夸大、炒作他们的观点和数据，作者、审稿人、编辑和读者都是这局面中的一部分。”CRISPR/Cas9系统的先驱之一、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副教授鲁道夫·巴郎古（Rodolphe Barrangou）在接受黄天乐采访时说，“这就是为什么科学是建立在众多文献之上的，需要重复的观察和来自独立研究组的独立报告。”

对众声喧哗的事件保持理性、客观的态度的同时，黄天乐对于韩春雨也有自己的观察视角，“与他分坐茶桌两侧，我仍能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韩春雨的变化。和协和讲座时相比，韩春雨已没有了那会儿的春风得意。他仍剃着利落的短发，神情也依然‘淡定’……在对话中，韩春雨还给我另一个突出的感受：在只要可重复性问题得到解决就能帮助自己平息质疑、帮助科研同行节省大量时间和资源的情况下，他似乎在长期的‘隐遁’中陷入了一个纠缠着极度积极又极度消极的怪圈。”

而在观察与对视中，黄天乐也有所沉淀。在报道中，黄天乐写出了自己的判断：“论文作者的表现是否淡定坚持，并不能作为判断其结果是否真实可行的依据……诚然，或急或徐，或证实或证伪，科学的问题终将会有所结论。NgAgo有用或无用，为什么有用或无用，科学必定会给出事实解释。但在与科学问题相纠缠很多层面，比如资助方尚在投入的经费、重复方还在耗费的资源等等，不了了之的消极放置或有意回避，都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合适态度。我不知道下一次见到韩春雨时，这位年轻的科学家是否已经参与到科学共同体解决问题的流程当中。但对于他、他所属的机构乃至整个中国科研圈，这场风波还远不是一个死局，也不应该被放任成一个死局。”

与科学家、事件和各方人马打交道的过程中，黄天乐逐渐形成了自我对抽象的科学，以及实在的研究者和学术界的见解。这份工作也让黄天乐的生活有了改变，“随时随地都要准备好迎接突发事件然后跟进。”

最让黄天乐敬佩的一位前辈，是《自然》新闻团队亚太地区的通讯记者David Cyranoski，黄天乐认为“一名好的科学记者最重要的，也应该成为基本素养的一点是尽可能保持严谨。现在国内对科研前沿结果的解读，有时还是不太谨慎甚至过度引申，这点我认为是比较不利的。”

如何发现科学线索、培养对科学新闻的敏锐度？黄天乐说自己也还在探索之中，“果壳网的许多同事给过我不同的建议，其中一点是保持对时事的关注度，并且拓宽自己的信息接收来源。只有知道一件事存在，才可能想这件事与科学有什么关系。”

相对于其他新闻报道，科学新闻难免有些生涩和枯燥，如何找到适合大众传播的切入角度来进行科学报道？黄天乐认为，首先要把自己作为大众的一份子，“知道你的受众关注什么，才可能将他们从他们的关注点引导到你的关注点。还要明白，让一篇科学报道同时满足不同人群（比如公众和科研人员）获取信息的需求并不现实，因此面向不同背景的受众应该有不同层次的报道呈现，让人各取所需。在写作时，要充分利用与科研人员沟通的机会弄清拿不准的地方。当然，作为科学记者总会接触到陌生的领域，所以尝试学习其他领域的知识要成为一直持续的过程。”

最后，黄天乐对想向该领域发展的后辈们建议：“下定决心之后，就不断想办法适应新环境、解决新问题，希望他们不断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