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衣飞扬满壁风动，敦煌石窟与丝路文物成都展出

1900年，王道士的一把芨芨草，捅开了一个沉睡近千年的藏经洞，西方探险家开始进入中国西部的未知小镇，她的名字叫“敦煌”，自西汉设敦煌郡，此地就成为了中原文化和西方文明的汇合之处。十六国时敦煌开始摩崖建窟，唐代达到顶峰，但宋代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敦煌开始衰落，元以后停止开窟，逐渐冷落荒废。直至明嘉靖七年（1528年）封闭嘉峪关，敦煌成为边塞游牧之地。

12月27日起，成都博物馆举行“丝路之魂——敦煌艺术大展”，来自敦煌、甘肃麦积山、新疆龟兹和高昌石窟的艺术珍品，以及南、北、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70余家文博机构的200多件文物汇聚一堂，其中包括“敦煌石窟临摹壁画和雕塑展”、“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文物特展”、“张大千与敦煌”等8个主题，是国内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敦煌文化艺术大展。

复原技术，让洞窟走出敦煌

对于敦煌文物和艺术，最直观的体现是洞窟，但因为文物保护的因素，即使去了敦煌，对公众开放的洞窟也极其有限，而复制洞窟则穿越时间和空间，将敦煌艺术的精华呈现在大众面前。在此之前，敦煌复制洞窟在北京中国美术馆、杭州浙江博物馆、上海喜马拉雅美术馆、美国洛杉矶盖蒂中心等处的敦煌大展曾有展出，均带给观众身临其境之感。

此次展览选取包括西魏第285窟、盛唐第45窟、中唐第25窟、晚唐第17窟（藏经洞）、榆林窟西夏第29窟和元代第3窟等各个历史时期的8个洞窟，系统地展示了敦煌佛教艺术的发展史。除了“藏经洞”之外，其他7个石窟几乎不对外开放。

其中，位于莫高窟南端拥有“涅槃像”的中唐第158窟蔚为壮观，这个吐蕃统治时期所凿的洞窟，由塑像、壁画和石窟建筑三者构成，复原洞窟按4/5比例复制，洞外黄泥斑驳，进入洞窟一尊长约13.6米面容端庄的涅槃卧佛为洞窟主体，涅槃像的左侧面（南壁）立像为过去世迦叶佛；其右侧（北壁）的倚坐佛像为未来世弥勒佛；它们与主尊涅槃像共同组成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窟顶划分出九个方位代表九方净土，绘有佛、赴会菩萨及普贤、文殊变。

莫高窟第158窟(复制)

洞窟四壁绘有菩萨、罗汉、梵释天人、弟子、散花飞天等佛教故事，根佛经记载，释迦牟尼佛80年间教化众生，化缘已尽，于中天竺拘尸那城中跋提河畔娑罗双树间，一日一夜说《大般涅槃经》毕，“即于是夜，右胁而卧，汨然大寂”。涅槃像头侧壁上的弟子举哀图，着重刻画了迦叶奔丧、阿难聆听两个情节，人物神态生动传神。上排的菩萨是“大觉有情”者，以超然出世的感情对待佛的涅槃，其沉静、虔诚的表情与弟子形成对比。涅槃像足侧壁上则以各国王子为代表，除由侍女挽扶着的头戴冕旒、身穿衮服的汉族帝王外，并有吐蕃、突厥、回鹘等各族以及南亚、中亚等国的王子。复制画师精心绘制而成的各种服饰，肤色和人物形象，反映出唐朝民族关系的密切和国际交往的广泛。

除复原洞窟外，此次展览还展出了70幅敦煌壁画临摹复制品，这些临摹选取了敦煌从南北朝到元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工艺美术画师们从矿物颜料制作开始，以叠染法的颜色铺排，以线条并重法和反描勾色线施以重彩法，尽显“匠人精神”。

莫高窟第205窟壁画复原临摹

对于敦煌壁画临摹，张大千是不得不提的人物，此次大展以“张大千与敦煌”专题展示了1941至1943年间，张大千两次进入敦煌，且后一次驻地两年零七个月，共临摹了270多幅壁画，并写作了关于敦煌壁画研究论文。可以说，张大千艺术的成熟也始于敦煌，而后他的仕女画呈现唐人之法。

张大千说：“开始来的时候，我也有些眼花缭乱，看了那样多名人古迹，到这里就看不懂了，那时才知道山外有山，楼外有楼，哪里能找到这样悠久众多的名人古迹？”尽管张大千在他自撰的《临木无敦煌壁画展览目次》一文中也叙述了在第20号窟临摹时剥掉外层壁画 “剥落处，见内层隐约尚有画，因破败壁，遂复旧观，画虽已残损，而敷彩行笔，精英未失，因知为盛唐名手也。东壁左，宋画残缺处，内层有唐咸通七年题字，犹是第二层，兼可得知，自咸通至宋，已两次重修。”被诟病为对敦煌的破坏，但也正是因为张大千，促成了当时“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而后敦煌壁画临摹工作一直有序进行，至今壁画临摹和美术创作从过去的现状临摹，到现状临摹与整理临摹相结合，到复原临摹的探索。但就对于亟待保护的敦煌壁画而言，目前临摹的进度只占了极小部分。

除敦煌外，成都博物馆三楼的坡地展厅，展示了丝绸之路沿线甘肃麦积山石新疆龟兹石窟与高昌石窟的艺术精品。

说法图-柏孜克里克石窟第26窟

龟兹供养人-克孜尔尕哈石窟第14窟

麦积山 第44窟西魏泥塑一佛二菩萨组像

十六国、北朝时期石窟建筑形制及彩塑

丝绸之路上的“天府之国”

从考古发现和历史记载来看，四川从远古时期就开始与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以及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发生着密切的文化交流。在成都博物馆B1层的“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文物特展”亦为另一亮点。成都博物馆馆长、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王毅表示：“成都在汉代时就位列五都。直到唐代，成都一直凭借蜀锦成为公认的世界织锦之都。成都生产的丝绸和蜀锦，源源不断通过北方丝绸之路进入西域以及世界各地。”

根据《四川日报》报道，现馆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敦煌遗书”中，有一卷文书明确提到“西川织成锦”“彭山绫”。而2012年，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了4部织机，经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库专家王君平考证，这些织机具有提花功能。而此次参展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品 “黄色龙纹绮”，可以看到双层联珠纹和腾飞的对龙，织造相当繁复。更让人惊叹的是，这件唐代蜀锦留有“双流”生产的珍贵信息。近几十年，新疆在印有“双流县”的龙纹绮之外，还发现了钤有“益州都督之印”的衣物。文献记载，唐代窦师纶独创“陵阳公样”蜀锦，风靡世界。王毅说，这些文物和文献，证明两千多年前的四川人，将丝绸、蜀锦经成都、茂县、松潘、甘肃至新疆，再沿丝绸之路交易到国外。到了唐代，蜀锦还极可能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使节。

除了驰名的“蜀锦”外，一些原产于四川的文物（包括漆器、青铜器、玉璧等）也印证了当年四川在丝绸之路中的重要地位。

其中故宫博物院藏的东汉“建武二十一年”的鎏金铜斛，在成都生产，出土于北方丝绸之路上。见证了四川与丝路的关系。另一件西周中期的青铜燹公盨，虽然其貌不扬，但其内底所铸98字铭文，记述了“大禹治水”与“为政以德”等内容，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关于大禹治水及德治的文献记录。

季羡林曾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从公元4世纪到14世纪，中国古人花了一千多年开凿出南北长1680米的敦煌石窟群，而这1680米衍生至今，早已经不单是佛教艺术瑰宝，更是历史发展和文化交流的见证。沿着丝绸之路的足迹，近年来敦煌艺术研究院把敦煌艺术品带到了世界各地，敦煌文化也从“庙宇神坛”走近“寻常百姓”。

2016年5月，在美国盖蒂中心的敦煌大展首次在北美充分探索敦煌佛教石窟的艺术、周遭环境与保护工作，也彰显了与盖蒂中心与敦煌研究院之间共同为敦煌保护所做的努力。而即日起到2017年1月15日，上海朱屺瞻艺术馆举行的“敦煌壁画艺术精品公益巡展” 通过展出一批经由现代数字技术复制的敦煌石窟艺术经典作品，真实地再现敦煌艺术的神韵。将敦煌艺术和中古时代的繁华带到百姓的家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