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改变只为让历史文化资源走出大院

今年2月，三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走红，豆瓣评分高达9.4分，超过了系列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到了12月，电影版《我在故宫修文物》也上了院线公映。《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热播一改大众对于纪录片的刻板印象，同时也再次将故宫推到公众面前。

12月26日，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在人大明德论坛发表演讲，讲述了《我在故宫修文物》背后的故事，并展示了故宫治理在近几年取得的成就。

单霁翔介绍，2012年以来故宫经历了一系列变化：网上售票开始流行；曾经用来控制人流的栏杆被拆除，转由安保人员来进行人流控制和检查；曾经深埋在仓库里的诸多文物被修复并且被搬上展厅；故宫表情包、故宫手机壳、故宫App等一系列故宫文化产品出现。单霁翔说这一切改变都是为了让历史文化资源真正走入人们的生活。

单霁翔自称是故宫的“守门人”，他说他的使命不仅仅是看管文物，还要让故宫文物的影响力走出大院，深入到每个人的心里。“我们过去经常提及一系列数字：这个博物馆有多少馆藏、每天接待多少游客，但这不是真正衡量一个博物馆的标准。如果你有大量馆藏，但是绝大部分人都看不到的话，这个博物馆就是不合格的。我们真正期待的不是数字，而是这个博物馆能够活起来，能够真正融入人们的生活。”单霁翔说。

今年7月，NEXT IDEA与故宫博物院宣布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开展长期合作。合作首年，故宫博物院开放了一系列经典IP，在年轻人中征集“表情设计”和“游戏创意”。一系列故宫表情应运而生。单霁翔认为这些表情首先是使故宫的形象更加年轻化了。“我们希望让年轻人更加理解故宫。“单霁翔说。

过去故宫博物院门前的广场没有一个椅子，没有一把凳子。游客在广场前大多只能席地而坐，或者坐在故宫门前的56棵树的树坑边缘。“他们其实也并不一定都是要进故宫的。很多人都是很早就过来看了升旗，在天安门广场。到故宫前面饿了渴了就休息一下。有60%的人会进故宫博物院，另外30%的人可能就直接去王府井买东西或者去别的地方了。“单霁翔说，“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有爱心。”故宫博物院于是将树坑填平，在每颗树的周围都设置了树凳。“树凳一圈就能坐12个人，我们有56棵树，就有600个位置。”

单霁翔说树凳建好后有人跟他提议：院长我们正好56个民族，然后56棵树，一棵树起一个名儿多好。“我说千万不能这样，要是死一棵咋整啊。我们做事情一定要做实事，不要做这些虚事。我们就是想人们能有尊严地坐在那里休息。”

古建筑修复一直是故宫工作的重心。2002年故宫维修方案制定，计划在18年内，也就是在2020年之前完成对故宫所有文物的修复。

这一整体保护修缮工程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一方面，现在的古建筑材料供应市场上已经难以购得所需优质传统材料，更加上实施政府采购，按照一般标准控制经费，更难以保证故宫古建筑修缮所需传统材料的质量；另一方面，在传统技艺传承方面存在危机，一些施工技能只有那些有着长期实践经验的传统工匠才能掌握，但是这些身怀绝技的传统工匠目前已经难以寻觅。”故宫方面介绍。

传统工匠是修缮工程的主力。《我在故宫修文物》中就再现了这些文物修复者“择一事，终一生”的“工匠精神”。这里头的需要的坚守以及细致的工作态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以乾隆花园的修缮为例。这个紫禁城东北部的长方形院落长160米、宽38米，对整个院落的修缮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当时的修缮工程计划为七年。每道工序都要进行详细的记录，并且写出修缮报告。每件文物都要根据原材料、原记录进行修缮。

很多匠人对文物修复材料的选择有着惊人的“偏执”，他们力图还原文物本身的样子。而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参观者可能都看不出他们修缮的成果。

倦勤斋是乾隆花园的一部分，是乾隆让位后的住所。其室内嵌竹丝挂檐，镶玉透绣扇，建筑级别很高，因此修复起来难度也很高。倦勤斋内最令人瞩目的是室内顶棚及西墙、北墙上满绘的图画，修缮时工匠们发现它背面裱的那层壁画是一种植物做的。估计是当年采自于安徽的山里。为了壁画原状，故宫修复人员特地去安徽山里找这种植物并研究可以用其制作纸浆的技艺。上百次的试验后，这些匠人最终找到了壁画的修缮方法。

单霁翔说：“其实今天我们根本就看不到他们修缮的成果，因为都被画掩盖了。但是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就是为了二百年以后，三百年以后，我们的后人再修倦勤斋的时候，能够知道当年是用什么样的工艺、什么样的技术、什么样的材料。这就是今天我们工匠精神必须秉持的，为未来保护今天的历史、今天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