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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是如何从中华大地上消失的

郭晔旻
2017-01-23 14:42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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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透露,我国已制定国家公园试点方案,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在报批。据介绍,这个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主要在黑龙江的东宁,吉林延边汪清、珲春一带。对于命运多舛的山林之王——老虎而言,这个国家公园或许可以确保它在神州大地仍有一个立足之地。

长三角亦曾虎灾泛滥

虎是亚洲特有的大型猫科动物,虽然有东北虎、华南虎、孟加拉虎等亚种之分,但仍然是一个物种。虎在中国文化中的存在可谓源远流长。在上古的甲骨文中,“虎”字就是一只造型优美可爱的象形虎。1987年在河南濮阳西水坡一带发掘出土了一对蚌塑龙虎,距今大约6000年,伴于一位祖先遗骨的东西两侧,依照方位,恰与后世盛行的“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相吻合,被誉为“中华第一虎”。

中华第一虎

虎的形象在几千年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占居颇为显著的地位,常常与龙并称,在许多方面起着重大的作用。在《周易·乾卦文》中就有“云从龙,风从虎”的说法。因为龙飞于天,虎行于地,所以虎与龙结合一起成为雄伟强盛的象征和美化权威的典型形态,是人们崇拜并畏惧的对象,在《战国策》中就已经出现了一篇著名的寓言故事——“狐假虎威”。

东北虎

虎曾经遍布中华大地。三国时,孙权爱好田猎,常骑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马鞍”,是以制作更为安全的射虎车猎虎。而西晋时期的宜兴人周处也与山中虎、水下蛟一起,被乡人称为“三横”。至于明代两位苏北籍作家施耐庵、吴承恩各自所著的《水浒传》和《西游记》,均详细描述过打虎的场面,也成为脍炙人口的诗篇。

武松打虎

到了明清时期,在中国人口最稠密的长江三角洲仍然有老虎活动的踪迹。沿海有大量的滩涂,“咸潮一入则膏腴尽为斥卤耳,海澨芦苇沮洳,远者距塘数十里,近者数里或二、三里”。海塘之外有滩涂数十里,芦苇摇曵,茫茫一片,自然环境应当说是相当的原始,十分隐秘,有利于老虎的活动。根据历代方志记载,共有25次老虎在上海地区活动的记载(元代1 次,明代14 次,清代10 次)。其中1437年宝山吴淞附近闹虎灾,老虎成群,竟咬死咬伤65个人,“有时咆哮啸一声,怒音十里秋风狂”,以致“居民号恸死不辜,哭声夜半于穹苍”,最后官府出钱雇猎人围捕老虎,捉到一只“苍身白额”猛虎。顺治十五年(1658年)更夸张,一只老虎冲入金山卫西关,在城里转了一圈之后,“咆哮而去,不知所之”。这只老虎实在威猛异常,前去捕捉的兵勇反倒有四人毙命。同一天金山卫北的查山也发现老虎,怀疑就是这只从金山卫冲出的老虎来到了查山。根据史籍记载,上海地区最后的老虎出现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这只老虎估计是实在在上海滩混不下去,沿苏州河(吴淞江)从青浦往西跑,昼伏夜行,屡次伤人,老百姓群起打虎,一直追到隔壁昆山地界。等到一位胡姓英雄奋力杀虎遭重伤后,接到命令的当地驻军也前来捕虎,结果兵勇来时老虎已死在树林中,最后立功受赏的反而是这些“走马声冲冲”的士兵。从此以后,史料上再也寻不到老虎到此一游的记录了,可能上海地区最后一只土生老虎,已经被“跨省”打死在昆山。

上海市区今仍有一条打虎山路

正是由于对百姓生命的威胁,老虎被历代官府视为一“患”,采用射杀、围捕、布置陷阱、火烧、徒手搏击等方法捕虎。金宣宗时期,开封县境有虎咥人,宣宗“诏亲军百人射杀之,赏射获者银二十两,而以内府药赐伤者”。元朝政府更是颁布了捕虎的规定:“诸有虎豹为害之处,有司严勒官兵及打捕之人,多方捕之。其中不应捕之人,自能设机捕获者,皮肉不须纳官,就以充赏。”

捕虎之利

一方面,老虎被视为害兽遭到捕杀;另一方面,老虎的经济价值又使捕虎成为有利可图的活动。“猎者得之(虎)售于市价最昂,其皮可为坐褥,骨可制药酒,治腰腿痛诸症最效。”

虎皮可能是最早用于交易的虎产品,虎皮花纹独特,幅张面大,皮毛细密而厚实,既漂亮,保暖性能又好,一向是制衣的上等原料,虎皮还可制作成各种地毯和挂饰等用品,犹以其不易猎得更彰显拥有者的尊贵地位。《尔雅·释兽》郭璞注:“汉律:‘捕虎一,购钱三千,其狗半之。”汉朝朝廷用三千钱购老虎一头,可见虎是很贵重的物产。政府出高价来收购老虎是为何呢?极有可能是皇家对虎皮的需求,汉代皇家车马比较注重威仪,“以虎皮为轩”。皇帝的车驾以虎皮做帷幕,以显示皇家威严。到了元明以后,虎皮被视为皮毛中的珍品,元定折纳貂皮旧例,虎皮一张折五十张,金钱豹皮一张折四十张,熊皮一张折一十五张,土豹皮一张折一十张,鹿皮一张折七张。”从折貂皮数量来看,虎皮价值最昂。嘉靖十六年(1537年)修纂的《辽东志》卷三《兵食志·边略·抽分货物》中也记载,“貂皮一张银二分,豹皮一张银一钱,熊虎皮每张银三分”,从中明显可见虎皮与熊皮是价格最高的。清代,东北地区向朝廷进贡虎产品甚至形成定例:“每年随三次鹿差应进:虎皮三张、虎胫骨三副、虎威骨三副。”

虎骨是珍贵的中药材,唐代名医孙思邈撰《备急千金要方》,书中所载对虎骨的利用分为虎头骨、虎骨、虎屎中骨、虎骨酒方等。按照中医的理论,虎骨药性辛,微热,主要的功效包括祛风湿、散风寒、健筋骨,主治关节风痛、风寒湿痹、屈伸不利、四肢麻木、腰脚不遂等等,可谓灵丹妙药。

除此之外,博大精深的中华饮食文化,自然也缺少不了老虎。春秋战国时期,帝王祭祀宗庙,以鱼为祭祀珍品,虎、鹿肉脯则次之。到了汉代,祭祀宗庙已经把腌制的虎肉干,作为上乘美味了。至清代,虎与鹿、熊、野猪等野味皆列为贡品。据《黑图档》载,康、乾二帝东巡的膳食中,都有虎馔,而此时也出现了民间吃虎肉的现象,民国军阀张作霖就对虎颇感兴趣,每逢冬令,要从黑龙江、吉林送来一些虎肉,以飨帅府。当时的名厨赵连壁精烹的虎馔“虎肉烧鲜笋”、“虎肉丸子烧雪里蕻”、“姜丝虎肉炒鲜笋”、“虎肉炖萝卜块”等,为张作霖所喜。

奉系军阀张作霖

步步退缩的领地

人为的捕杀与农业开发,破坏了老虎的栖息地,令老虎在中国的分布区域步步缩小。譬如武松打虎的景阳冈所在地山东聊城,在明代的万历年间(1573-1619年)的《兖州府志》之后,就再也见不到“有虎”的记载了。另一个《水浒传》里著名的老虎出没的地方,李逵怒杀大小一窝四虎的沂州(今山东临沂),至清代康熙十三年(1674年)的《沂州志》之后,对于老虎的记载也消失了。

相对而言,老虎在东北的境遇要好一些。长期以来,东北大片的原始森林还处于未开发状态,人与东北虎基本处于互不干扰状态。虽然战国时期以来,东北开发的广度和深度逐渐加强。至清代初期,西辽河上游地区、松嫩平原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开发,并且己有零星的农业开垦进入今东北北部的原始森林地带。即便如此,老虎仍有广阔的生存空间,东北的渔猎土著民族的零星狩猎对老虎的生存构不成多少威胁。至20世纪初,俄国探险家阿尔谢尼耶夫仍在《在乌苏里莽林中》里记载,赫哲族猎人德尔苏·乌扎拉认为“老虎在大森林里有的是吃的东西,不许它吃人。这只老虎本来赶的是野猪,可是路上看见人,就袭击我们的宿营地……(只有)这样的老虎可以打”。

东北虎的历史分布

清统治者定鼎北京之后,将东北作为“龙兴之地”,实行封禁政策,东北地区的生态环境有了很大的恢复,也为东北虎的繁衍生息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这一时期对东北虎主要的威胁来自满洲皇室的狩猎。清代统治者经常带领大队人马去木兰围场以及东北各地围猎。康熙二十一年,玄烨东巡盛京(今沈阳),“在如此九百余里的距离间,一天也不停止地狩猎”,“打住的虎有六十多头”。但此时的猎虎与其说是显示八旗武士的武勇,倒不如说是彰显皇家的赫赫权势:“缇骑环山、旌旄焰野;狐兔麋鹿散走围中。或皇上亲射,或皇太子射之,亲王大臣近侍非得旨不敢在围中发一矢。”在这种情况下,圣祖皇帝用强弓乃至火枪在9天射杀22只(平均每天近2.5只)也就不足为奇了。到了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康熙回忆自己“自幼至今,凡用鸟枪弓矢获虎135只”。

柳条边

清代后期,清廷终于开禁东北,实行放垦和移民实边政策。以奉天(辽宁)为例,其人口由咸丰元年(1851年)的258万猛增为1908年的1100万。森林地带的垦荒严重影响到东北虎的生存环境,“旧记呼兰多虎……自放荒后人烟渐密,叶陌互连,村屯相望,俱绝迹于呼兰境内矣”。而猎人的捕虎工具也“鸟枪换炮”,由冷兵器时代的弓矢刀棍,变成火器,尤其是各种猎枪的出现,使捕虎的数量和效率显著提高,东北虎面临更多的捕杀。乾隆初年成书的《盛京通志》记载虎在东北“诸山皆有之”,而在民国时期的东北地方志里已多是“昔年有之,今不曾见。”

中东铁路的开通更是给了东北虎几乎致命的一击。1897年,沙俄开始修建横穿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中东铁路穿越东北森林最密集的地带,使铁路两侧的森林均遭到不同程度破坏,残留的原始林仅存于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等偏远山区。不仅俄国的专业猎人和狩猎爱好者纷纷沿着铁路线进入中国东北,四处猎杀东北虎,沙俄驻中国的中东铁路护路军也参与了这场屠杀。老虎的尖牙利爪在俄国人的小口径三线猎枪和军用步枪面前毫无还手之力。30多年里,估计有1500-1800只东北虎先后成为了俄国人的牺牲品。到1933年,虎皮的年销量在30年内从50张下降到5张,意味着东北虎的数量已经骤降90%。

中东铁路

这是东北虎——亚洲最大的猫科动物——最危急的时刻。在中国境内,东北虎已经退至黑龙江、吉林两省的僻远地方苟延残喘,甚至苏联远东境内在20世纪40年代初也仅剩约20只东北虎。好在此后不久,有经验的猎人大批离开远东(成年男人被动员参加了卫国战争)减少了狩猎压力。1947年,苏联也正式宣布禁止猎杀老虎,东北虎才在乌苏里江东岸获得了最后的庇护所。如今,根据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的数据,至2015年,在经历了长期而严格的保护之后,俄罗斯境内的东北虎数量回升到了480–540头,处境已经不那么岌岌可危了。

参考文献:

文榕生:《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分布变迁》,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

曹志红:《老虎与人:中国虎地理分布和历史变迁的人文影响因素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

张剑光:《近代以前上海地区的老虎活动:以方志为中心的考察》,《史林》,20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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