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杨靖：一张报纸的情怀和底气

“《纽约时报》的新闻编辑部是一个奇怪的场所：它是一座巨大的功能性房屋，从四十三大街延伸到四十四大街，占据着《纽约时报》十四层大楼的第三层，内部被一排排灰色的金属桌子、打字机和电话联接起来，几百个人握笔端坐，或者敲击键盘，写作、编辑或阅读着世界最新的恐怖事件。看起来，每五分钟就有一次灾难的报道到达这里——仰光的暴乱，坦桑尼亚的骚动，某国的军事政变或者地震。但所有这一切似乎不会给这个房间里的人留下什么印象。仿佛这么多的坏消息早就渗透了这个地方的气氛，以致这里的任何人都对它产生了免疫力。”——这是盖伊·特立斯在《王国与权力：撼动世界的〈纽约时报〉》一书中对该报最有“权势”的部门——新闻编辑部的刻画。在该编辑部流传最广的是中世纪的一则寓言：一位旅人遇到三位石匠，分别向他们询问：“你在干什么？”第一位回答：“我在砸石头。”第二位回答：“我在做一块奠基石。”第三位则回答：“我在建一座教堂。”特立斯晚年在回忆初进报社的情景时不无动情地说：“然后我就留下来了。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这种情怀。”

作为美国著名作家、记者，“新新闻主义”代表人物，特立斯本人恰好也具有这样的情怀。他曾在《纽约时报》任职十年，并长期为《纽约客》《时尚先生》等杂志撰稿。1963年，特立斯离开《纽约时报》后，第一件事就是回过头去采访曾经的同事，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来描画这一庞大的机构。在本书中，特立斯以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不仅回溯了《纽约时报》的历史，还生动再现了以业主奥克斯、苏兹贝格、德赖富斯和总编范安达、赖斯顿、索尔兹伯里等为首的报人群像（其中不乏花边新闻），以及他们之间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权力斗争，并由此展现出十九世纪末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一流媒体人的才华与情操。

“消息如果不被报道，就没有任何影响。”这是特立斯对新闻媒体重要性的基本看法，尽管在他笔下，“大多数记者都不安分，都是喜欢偷看下流场面的人，吹毛求疵，在各种人身上和各个地方寻找瑕疵。对他们有诱惑力的不是日常生活的健全场面，而是诸如骚乱和抢劫、国家分裂和轮船遭难、银行家流窜到里约和烧死尼姑之类的事情”。对他们而言，“荣耀是他们的追求，壮观是他们的激情，而正规却是他们的敌人……如果没有新闻界的介入，政治家们就知道他们没有必要发表演说了，民权游行者就会推迟他们的游行，危言耸听者也要撤销他们可怕的预言了”。当然，特立斯在书中着力描写的与其说是上述普通记者，毋宁说是由普通记者晋升上来的报社高管，如上世纪初出任时报总编的卡尔·范安达——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报人，而且还是一位学者，一位数学天才。正是他推动了《纽约时报》扩大对极地考察和航天事业的采访，为报纸在空间时代的形象奠定了基础。他也是第一个把爱因斯坦的错误公之于众的编辑——一次在审查一篇关于爱因斯坦的课程报道时，他发现这位物理学家在一个方程式上犯了错误。值得一提的是，范安达还学过象形文字，发表过许多关于重大考古发掘的报道。借助于科学仪器，他推断1910年代出土的一个所谓四千年前埃及墓穴碑铭，其实是一件赝品，这一事实后来被古埃及学家所证实。此外，范安达还驳斥了关于泰坦尼克号不会沉没的断言，并促使他的手下赶赴现场报道这次海难——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抢先发布新闻的范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范安达甚至给自己配备了军事地图，查找战斗线索。他预见了后来的几次重大战役，并提前指派他的记者实地采访——这一时期《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在业界一枝独秀、无与伦比，也为日后时报的卓著声望贡献良多。

相对于平实客观的新闻报道，特立斯在捍卫《纽约时报》监督权方面的描摹刻画可谓不遗余力。以“《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1964）”为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该案的判决堪称美国新闻史上里程碑式的判例，由此确立的“实际恶意”原则事实上导致美国各新闻媒体在批评国家公职人员方面获得几乎不受限制的特权。1960年3月23日，《纽约时报》刊登一则广告，谴责南方几个地区对黑人平权运动的压制，并且指责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警察执法不公。蒙市的公共事务专员沙利文提起诉讼，认为广告侵害了他的名誉权，并要求法院判决《纽约时报》向他赔偿五十万美元。时报不服判决，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布伦南首席大法官认为：“阿拉巴马州宪法在保护言论自由方面存在缺陷，公共官员因公务行为受到批评，其针对批评所提起的诽谤诉讼中，州法院未能保护宪法第一和第十四修正案所要求的言论和表达自由。”因此，“我们判决：本案被告沙利文提供的证据在宪法意义上不足以支持对其有利的判决”——这一判决，不仅适时挽救了《纽约时报》，还推动美国新闻界真正担负起监督政府、评判官员的职能。按照美国宪法，美国联邦政府立法权属于国会，执法权属于行政，司法权属于法院，这三者相互独立。如果政府要管制新闻，执法部门必须有法可依。在两百多年的美国历史上，美国联邦政府和新闻界的冲突持续不断，但始终处于下风，其关键的原因就是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存在。美国的记者被称为无冕之王，原因就在于全美百千种行业中，能得到宪法保护的只有新闻业——这一独特的地位也让记者成为制约和监督美国政府、保障民权的核心和中心力量。

《纽约时报》捍卫监督权还常常体现在抵御政府压力，对有关事件做持续跟进报道，如著名的五角大楼泄密案。1971年，《纽约时报》收到一份有关越南战争历史的美国国防部秘密文件的复印件，其全称为《关于越南问题的美国决策过程》。《纽约时报》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向公众披露这份“五角大楼密件”，轰动全美。这份关于五角大楼文件的报道令时任总统尼克松陷入窘境。于是，尼克松以国家安全为名,要求《纽约时报》停止发布相关新闻, 但《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拒绝妥协，并与美国政府对簿公堂, 最终胜诉。时报所援引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全文是：“国会不得立法：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侵犯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或向政府陈情请愿申冤之权利。”其中，不得立法侵犯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的内容，又被称为“言论自由条款”或“出版自由条款”。立国之初，杰斐逊便宣称报纸代表的就是言论自由。此后，霍姆斯大法官关于“真理只有在思想市场中，才能得到最好的检验”的说法，布兰代斯大法官关于“靠更多言论矫正异议，而非强制他人噤声沉默”的名言，在美国朝野渐成共识。其实究其根源，上述观点皆源自英国哲人约翰·弥尔顿和约翰·密尔的理论。弥尔顿认为，世上本无绝对真理，只有让不同意见争执冲突，彼此互补，部分真理才有发展为完全真理的可能。密尔则提出，一种言论如果有害，就需要更多的言论来校正、稀释、中和。这些思想，在《论出版自由》《论自由》等著作中都有精彩论述。

此外，对普通读者而言，除了时报的掌故轶事，本书的引人入胜之处还在于特立斯抖出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纽约时报》与美国历任总统的关系都不太融洽（许多时候，总统邀请业主或主编共进晚餐不过是别有用心的“作秀”）。从老罗斯福到尼克松，对口无遮拦的《纽约时报》都素无好感；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更明确宣称不支持所谓的“新闻自由”——事实上，美国政府在历史上曾两次借助法律手段正式要求限制新闻报道。1798年的《煽动叛乱法》在亚当斯总统当政时通过，该项法律针对的是反对派报纸，结果在1800年杰斐逊当选总统时宣告失效。1918年的《煽动叛乱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获得通过，以禁止针对美国政府或国会进行“不实的、诽谤性和恶意的报道”——因为“违宪”，这项法律在1921年也被废除。

尽管如此，但时报与政府的冲突却从未消停：一战后期，时报曾刊发社论支持无条件的欧洲和谈，威尔逊总统勃然大怒，扬言要查封报社；克罗克主编反对罗斯福货币增发计划，并鄙视其为人，称之为“狐狸老弟”——照他的说法——罗斯福憎恨《纽约时报》，因为他无法控制这份报纸；丹尼尔主编暗讽杜鲁门在当选总统前曾与好友经营过一家专卖男装的店铺，“而且一度生意兴隆”；奥凯思主编公开谴责越战，并宣称肯尼迪不是传记《信仰在风中飘扬》的唯一作者，总统只能托人寻求私下和解——到1962年，纽约新闻从业人员大罢工，肯尼迪总统乃下令调停，试图借机插手时报事务，遭到时任华盛顿分社社长赖斯顿的强力反击：“美国总统不能审查纽约媒体。《权利法案》第一修正案明确禁止美国国会干涉媒体自由。”他在专栏中同时指出：国民需要知情权；随着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作用日益增强，总统权力前所未有，因此需要一个新闻界。他以时报揭露的杜鲁门反对种族通婚的谈话，以及约翰逊高速开车时饮酒等丑闻为例（有人认为时报报道这类丑闻在全国煽动起不满情绪）对“新闻限制”加以反驳：既要看到批评的危险性，也要看到必要性——这类报道以事实为依据，至少可以使得政治人物在公共场合能“有所收敛”。对此白宫也是无可奈何，其结果往往也是不了了之，如艾森豪威尔总统曾破口大骂：“这个该死的赖斯顿自以为他是何等人物，竟然要教育我如何管理这个国家？”——但骂完之后仍要聆听秘书诵读他的社论；再如1966年，时报攻击尼克松的竞选伙伴斯皮罗·阿格纽，“完全不够格”。尼克松下令撤销这一社论；凯思根本未加理睬，相反又连发两篇社论。不久，时报业主苏兹贝格去世，尼克松率领随从进入以马内利会堂吊唁，以示和解——在强势的《纽约时报》面前，美国总统仿佛成了弱势群体。

《纽约时报》的底气到底从何而来？照它的创始人奥克斯先生的说法：《纽约时报》过去、现在和未来“将仍然为那些创造它的人说话，只为那些创造它的人，没有畏惧或偏爱地说出它认为的真理”。或者像本书作者特立斯接受访谈时所说：“牧师、银行家、政府，以及布什、奥巴马都不讲真话，谁也不会像时报那样探求真相。”没有总统，美国可能照常运行；没有时报，我们可能回到失去监督权的时代。这也应验了美国国父杰斐逊说过的话，如果让他来决定，美国到底应该有总统而没有报纸，还是应该有报纸而没有总统，他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