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化浪潮中奋力向上的老乡们

顾山村很偏僻、很穷、很落后，那里根本没有瞬息万变的网络世界，没有动辄千万的惊天房价，连个高考状元都不太可能会出现。但那里的人们确实跟城里人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那群朴实的老乡们，拼了命地只想把自己的生活过好，让自己有个“活人的样子”，有尊严、有质量地活着。

2016年10月出版的《老乡》，是一本厚厚的调查报告，记录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彭阳县新集乡顾山村24个独立个体的故事。作者吕延涛现任深圳报业集团社委会委员、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2013年，利用一项干部教育实践活动提供的机会，他在顾山村呆了28天。

这个村子非常普通，跟大西北的其他村子差不多，一样的落后、贫穷，但也一样的简单、淳朴、热情。就像作者在引子里说到的：“各个村子里的人过着差不多的日子，想着差不多的心事。”

他们想的，总结起来就一句话，就是让生活微笑起来。

他们想把公路修到村口，这样孩子上学、年轻人打工或者是亲戚家互相走走，都方便点；他们想让自家娃娃多读点书，上个大学最好，没上成大学，识个字、学个技术也好；他们想养鸡、养牛、养羊，甚至开个“超市”，绞尽脑汁多赚点钱，毕竟有了“票子”，才不会处处遭受白眼……

这些都是掏心窝子的话，村民们对作者完完整整地吐露了一通。这说明，一是村民们确实民风淳朴，二是作者真正赢得了村民们的信任。顾山村村民有他们的梦，每天也在脚踏实地地为自己的梦奋斗。尽管条件很艰难，也要想方设法把日子过好，这是我从这本书中读到的，最动人的地方。

一、娃娃要上学

村里娃娃的上学问题，吕延涛先生用了三篇独立的故事来讲述：一篇是讲全村人的老师张万钧，一篇是讲每天走十几里山路只为上学的张树丽，还有一篇是讲一心想供娃娃念书的张万清。三篇语言极其平实的故事，没有明说，只摆事实，直接将落后乡村教育的三大难题摊在桌面：师资短缺、教学设施落后，以及家长闭塞的教育理念。

我也是在农村生活过的孩子，尽管时间不长，但跟着哥哥姐姐翻山越岭去上学，这样的经历也是有的。那样的路程，城里孩子根本没法想象。我们的祖屋，落在山坳里，那时候最近的上学点，要到一座山外的村子里才有。哥哥姐姐如果要上学，就得翻过那座山，走上一小时路才行。平常问题不大，可一到下雨天，就麻烦了，路上坑坑洼洼，多用了时间还算轻的，路上湿滑，一不留神就容易受伤。隔壁家的姐姐就因此而摔断过腿，躺了两个多月才好，学习也落下了。

学校远，老师也少。村子穷，养不起老师，愿意来的人自然就少，很多时候老师都是一揽子全包，语文、数学、英语，甚至体育，学生见到的老师都是同一个。

就像是文章里面的张万钧，学校就他一个老师，没法开二年级，一直只有学前班和一年级，孩子一到二年级就得去县里的小学。不到十岁的孩子走十多里路去上学，想想就觉得艰难。

除了师资短缺、学校路远的问题，最重要的还是家长对教育的态度问题。“土地承包前后那段时间，各家活儿都多，许多娃娃都不来上学了。”全村人的老师张万钧讲：“娃娃怎么劝都劝不回来，最少的时候，学校只剩下四个学生了。”

在贫困落后的顾山村，读书是件奢侈的事情，虽然好像看着很有用，但始终没有下地干活、外出打工来得直接实际，所以这么多年下来，除非家长本身特别坚持，年轻一代都早早出去打工，但没文化、没技术，到了城市，也不能被城市完全接纳，只能当个过客。张万清算是个特例，由于小时候家里太穷，尽管成绩一直很好，但也只能被迫辍学，错过了读书的机会。这让他终身遗憾，所以他咬紧牙关都要送家里的娃娃去念书，不论男女。他大大小小的娃娃们，至少都读到了高中或大专，比大多数村里的孩子都强了不少。

尽管“读书无用论”带着酸气、横行霸道，但不可否认，读书是贫困孩子改变自己命运，向上突破的唯一路径。这不，顾山村出来的，在城里扎了根的，都是些读完了大学，学了一技之长的娃娃们。

二、女人的盘算

在这部作品中，男人是无疑的主角，他们是信仰的带领者，是家庭的顶梁柱，是种地干活的主力，是外出打工的领头人……但在这样一群领头的男人们背后，顾山村的女人们也依旧闪闪发光。

哈如梅是一位特别让人感动的母亲。她有所有老实庄稼人的优秀品质，但最让我难忘的，还是她对大女儿的照顾。她的大女儿四十多岁了，小时候得了脑膜炎，可家里没钱看病，农村医疗条件又不好，一场凶险的病过后，命是保住了，脑子却不行了，生活不能自理，到哪都得人看着。哈如梅就是看着大女儿的那个人。自大女儿出事之后，她每次下地，都得带着大女儿，生怕她一下不见了。其实她大儿子老早就在城里买了房，让她过去住，可是她偏不，因为“大女子（大女儿）到了城里，啥都不会，出来进去的，谁来管？我不能去！”

对一个“脑子有问题”的女儿，很多条件比顾山村好的农村父母都会“狠下心”，不闻不问甚至直接“扔了”。可哈如梅不，非但不，还事事先想到大女儿，顾好了她再想其他孩子，最后才是自己。我不知道这样的做法是什么的教导，但我相信，是信仰让她善良、平和。

除了善良，顾山村的女人们还有个特点：能干。不论是在村里开了个“超市”的张君兰，还是在古城里开饭馆的姬秀莲，抑或是有自己小“野心”的张桂芳，她们都能用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撑起整个家庭。她们的故事，一开始听着有点可悲，她们没有经历过自由恋爱，都是通过他人介绍结婚，结婚的理由可能也是“前面有人嫁过去，都是自家人有个照应”，整个过程总共花不了一星期。可后来，她们能撑起家庭的能干，让我看到一丝独立女性的影子。书里每一幅图片上的她们，都是咧嘴笑着，好像真的用不着靠男人什么。

三、后路是保险

这样一本两百页的调查报告，用克制情感的叙述方式，承载了一个贫穷落后的回民村的真实相貌：他们的故事深藏在黄土深处，他们比起活跃在各大报纸版面的人物，实在太过渺小。他们中有人成了养鸡大户，有人开了“超市”，有人做了不识字的包工头……这些事在很多城里人看来，都是小打小闹，但在他们自己眼里，那却是一生的成就。

顾山村很偏僻、很穷、很落后，那里根本没有瞬息万变的网络世界，没有动辄千万的惊天房价，连个高考状元都不太可能会出现。但那里的人们确实跟城里人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那群朴实的老乡们，拼了命地只想把自己的生活过好，让自己有个“活人的样子”，有尊严、有质量地活着。

有人说，加速城镇化能帮他们解决这个需求。真的么？事实上，历史告诉我们，城镇化进程本身并不会确保城里人和农村人都能够过得比过去更好。完整且恰当的城镇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农民进城，势必成为城市里收入低、社会地位低的双低人群，他们不仅要承受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的变化，还会遭受来自各方的白眼或者歧视。各方重压之下，他们能否妥善地消化城镇化的各种负面后果？或者说，有没有人帮他们、带领他们、让他们安心度过这样的一段时期？

“给老乡留条后路”，是吕延涛先生在书中最后的主张。他认为：“对于农户们来说，在城里，生活总是充满了变数，看不到扎下去的希望，而顾山，就像是他们的根据地，一贫如洗也好，头破血流也好，回到顾山，觉得日子总还能过下去，有依靠，有底气，有根脉。”

我深以为然。如果把农民通通赶去移民点，或者通通放到城里，“快速实现城镇化”从物理结果上看，自然能够实现，但实则不是那么回事。一个没有后路又被逼急了的人会变得很可怕，一群没有后路又被逼急了的人会变得很恐怖。所有人都看到，高福利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投入很多，其实削减了人们做事的积极性。但他们都没想到，如果没有这些完善的社会福利，社会犯罪率会上升，会需要更多警察，监狱的运作成本更会提高。

考虑到这些成本，给人留条后路，实在是很高明的做法。至少，循序渐进，比“第一波的时候做太过，第二波的补救不及，一开始以为自己掌控了局势，却没想到这结局的走向”这样的意料之外要好。

[本文首发于《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2016年1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