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波兰尼：把社会问题简化为经济问题，是对自由的降格

“我们现在还穷，等我们有钱了，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我们也可以干各种想干的事了。”

无论是沿街叫卖的小贩，还是学院里的知道分子，许多人都对此论耳熟能详，并将其秉持为一条坚不可催的信念乃至真理。这种信念——或者说，看待世界的方式——可被称为朴素的经济决定论。

之所以用“朴素”二字作定语，乃是因为这一论述太符合大众的日常直觉，以至于多说几句都显得多余。而之所以用“经济决定论”指称，是因为该论述暗示了一种假定，即一切问题都可以被还原成有关钱或资本的问题，广义来说，也就是经济问题。

简言之，在大众看来，首要之事就是“吃饱饭”。“吃饱饭”即所谓经济问题，所以首要之事就是经济问题。

然而，著名社会思想家、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1886-1964）对此似乎颇有异议：符合直觉就意味着正确？难道直觉告诉我们这样，我们就必须照单全收？

他提醒我们，所谓的经济，只不过是社会的某个面向而已。经济问题本身不是什么重大问题，只有当作为整体的社会出现危机时，经济危机才会作为一个副现象呈现在我们面前。如同老年人因缺钙而导致骨质疏松，关键问题并非老年人摄入的钙不足，而是身体整体的衰老导致了吸收钙的能力下降。

波兰尼邀请我们去考察整个社会，而非作为单一面向存在的经济领域，思考如何保持甚至提高吸收钙的能力。这正是新近出版的卡尔·波兰尼文集《新西方论》的核心要旨，即重回社会视角关照共同体命运。

以经济视角看待自由，有何不足？

经济由市场决定，市场有先天的正当性，这种正当性来源于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出于个人意愿的交换。正因为此，市场机制才被天然地假定为具有维护乃至促进自由的功能。人们渴望自由，所以人们坚信市场机制。

以经济视角看待自由，我们只会将自由区分成“吃饱饭的自由”和“吃饱饭以后干点儿什么的自由”。市场机制赋予个体工作，有工作就有收入，有收入就能吃饱饭。同时，市场能制造广阔的物质前景和无限的可能性，能诱惑人们不断去追求财富的积累。由此，个体的自由程度就与身家境况紧密连在一起了。

然而，波兰尼却发问：难道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自由？

自由确实有两种，但它们有着超越经济范畴的更广阔含义。我指的两种自由，所处的并非“吃饱饭”和“吃饱饭后”这样的等级关系，而是某种相互依存的兼容关系。它们是：自我持存、不依赖外界的自由，和不受抑制、将自身向外部延展的自由。

关于自由，波兰尼写道：“自由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能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保持自由之遗产……我说的自由，意思是保障自由的具体制度，公民自由——众多的自由——指遵循个人良知和拥有个人信念的能力：能够辨别是非、坚持己见。”（p.46）

他暗示，自由与解放是人类的根本问题，但它们是社会问题，而非经济问题。正是出于对市场机制的崇拜以及对经济学的迷恋，才导致人们对自由的误解，才使我们降格了自由的意义。

要实现自由与解放，就必须以从社会视角看待它们，即把它们确认为社会要素，而非经济要素。

何谓社会视角？

那么，何谓以社会视角观看？

假设教室里两个小男孩为了一些小事争吵，两人都觉得自己有道理，谁都无法说服谁，于是他们去找老师评理，希望老师能做仲裁。可老师嫌他们麻烦，不予理睬，让他们自行解决。于是他们继续争吵直至互相叫骂，最终打了起来，打得鼻青脸肿。此时老师介入，宣布两人都错，批评他们动用武力、不友好，是坏孩子。

两位小男孩之所以最后用武力而非讲道理的方式解决冲突，并非因为道理讲不通，而是当他们试图通过讲道理来解决问题的时候，没有一个有效的中立者在场维持公平、使讲道理这一方式发挥作用。

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在于两个小男孩所处的环境缺乏维持公平的机制。小男孩所处的环境，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社会”。在这里，正是社会出了问题。

波兰尼提醒我们，战争形成过程就如两小孩打架。“两个小男孩”就如两个国家，“都觉得自己有道理”就是都觉得自己的利益正当；“老师”好比国际调节机制，“老师不负责”就像国际机制失灵；“寻求武力解决问题”就是以战争解决问题。

每个人、每个国家都会捍卫自己，因为谁都觉得自己无比正确，都认为自己掌握着善。然而，诸善之间总有冲突。当冲突不可通过说理获得和解，那么战争就会被启动。但是，和平总被假定为优于战争，和平拥有先天的正当性。

波兰尼对此持反对意见，指出捍卫和平的这一正当性只不过是在捍卫一种幻想。战争如果是错的，错往往不在于两国的动机以及诉求，错在两国所处的环境——即国际社会——缺乏维持和平的机制。

如同经济危机是社会危机的副现象，和平也是社会良序的副现象，与其指责战争的残忍，不如去思考冲突乃至战争是如何形成的。在波兰尼看来，战争是一种国际社会的固有机制，其要么处于休眠状态，要么处于激活状态。

无论是小到班级的校园社会，还是大到全球的国际社会，都存在各种各样的机制。因此，用社会视角观看，就是对于社会运作机制的考察。

理解社会视角有何现实意义？

亚里士多德有言，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但是，这里的“政治”并非当下意义的政治，而需要做一种广义的理解。在古希腊，政治生活指的是生活在共同体中，参与公共事务。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可以被扩展为：人是天生具备社会性的动物。

波兰尼延续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解。

在波兰尼看来，社会就是人类共同体，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方式。社会是一种集合态，社会状态也就是群居或社群状态。没有一个物种或一个生命体可以摆脱这种状态，任何物种都有赖于繁衍这一内在机制来维持延续。繁衍机制只能存在于组织中，组织即社会。

任何事物都有自身不可磨灭的内在属性，这些属性伴随着事物的产生而来。人有诸如身高、体重、肤色等不可磨灭的自然属性，同样道理，社会也有不可磨灭的自然属性。社会的自然属性就是社会学家所言的社会运作机制。

波兰尼警告我们，不要被眼前现象所迷惑，要理解隐藏在社会现象背后的运作机制。无论对于一国之内的经济问题，还是对于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必须站在更高一级的社会层面去审视，即去考察社会中那些最基本的诸如自由、公平和正义等要素，而不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

毕竟，只有当这些要素处于“安全状态”时，社会才能维持良序。如果忽视或误解了这些要素，那么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补充说明】：

《新西方论》的译者将原文中的institution翻译成“制度”，而本文将该词改译成“机制”。

在中文语境下，制度是人为建立的，可建立也可取消；但机制的存在，是先天且内生性的，是一种本体意义上的存在。根据波兰尼的观点，institution更像是先天存在、不可被避免的，所以笔者改用机制一词作译。

在现代社会学里，机制一词的英文对应词应该是mechanism，但在波兰尼时代，mechanism这个词尚未出现在社科领域，直到1990年前后，mechianism才被引入社会学。在这个意义上，波兰尼可谓站在了时代的前沿，他想表达一个当时还未成熟却非常核心的社会学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