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陈平原：百年前的今日，蔡元培出长北大内幕

1917年1月3日，国立北京大学贴出告示：“蔡新校长定于本月四日上午十时到校视事，此示。”两天后，蔡元培呈大总统文：“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呈为报明就职日期事。民国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奉令，任命蔡为北京大学校长，此令。等因，奉此，遵于六年一月四日到校就职，理合呈报，伏乞钧鉴。”同样文件，转呈教育总长（见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第一册，24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也就是说，从一百年前的今天——1917年1月4日——起，蔡元培正式以北大校长身份登上历史舞台，开启了这位教育家一生中最为辉煌的北大十年。

蔡元培出长北大后的诸多举措与建树，中外学界多有论述，我自己也曾有《“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蔡元培与老北大》（1998）、《北大传统：另一种阐释——以蔡元培与研究所国学门的关系为中心》（1998）、《蔡元培与老北大的艺术教育》（2004）、《何为“大学”——阅读〈蔡孑民先生言行录〉》（2010）等专业论文，这里暂时按下不表。关注这段历史，或许你会赞同我的判断：“有其位者不一定有其识，有其识者不一定有其位；有其位有其识者，不一定有其时——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才可能有蔡元培出长北大时之挥洒自如。”（《“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蔡元培与老北大》）这里想讨论的是，是谁，以何种方式，将蔡元培送到这个位子上。

谁将蔡元培送上这个位子

以蔡元培的学问与资历，出长北京大学，可说是众望所归。1916年12月28日天津《大公报》称：“说者谓蔡君留法有年，学贯中西，今既得膺斯职，定能为教育界放一异彩，不禁拭目俟之。”1917年1月1日上海《中华新报》曰：“蔡孑民先生于二十二日抵北京，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也。”1917年4月出版的《东方杂志》第十四卷四号，刊《北京大学校之沿革》，其中有：“蔡氏为我国教育大家，海内宗仰久矣，今以曾任教育总长之资望，屈尊而为大学校校长，政府之重视大学，于此亦可概见一斑。”比起“学贯中西”来，或许“曾任教育总长”更有分量；起码在一般人眼中，蔡先生出任北大校长，不是“高就”，而是“屈尊”。但有一点，“众望所归”不一定就能成事，翻开历史一查，怀才不遇是常态；能够“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反而是偶然中的偶然。

具体到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也不是一帆风顺。其中的曲折与幽微，值得认真发掘。先看蔡元培自己是怎么说的，初刊《东方杂志》第31卷1号（1934年1月）的《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有这么一段：

是年，政府任严幼陵君为北京大学校长。两年后，严君辞职，改任马相伯君。不久，马君又辞，改任何锡侯君，不久又辞，乃以工科学长胡次珊君代理。民国五年冬，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促回国，任北大校长。我回来，初到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蔡元培全集》第六卷34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从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国立北京大学”，四年多时间里换了四任校长，状态明显不佳，这才需要紧急征召远在法国的蔡元培。政府有心，本人也必须有意，方才能成就这段佳话。是否接这个烫手山芋，蔡先生不无犹豫，最后还是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心态，于“大风雪中”毅然北上就职。以上粗枝大叶的叙述，乃出自蔡元培自家视野及立场；若对照蔡元培秘书高平叔撰著的《蔡元培年谱长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等，尚可补充若干有趣的细节，且有新的发现。

去国三载，刚步入“知天命”之年的蔡元培，仍在法国西南地区从事著译，并不时前往巴黎，与汪精卫、李石曾等筹组华法教育会。就在这个时候，一封电报打破了蔡先生宁静的生活。1916年9月1日，中国驻法大使馆转来教育总长范源廉8月26日来电：

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深景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回国，以慰瞻望。启行在即，先祈电告。（欧阳哲生等编《范源廉集》337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

半个多月后，蔡元培就给妻子写信，告知“船票已买得，船须十月初二日午后开”（《蔡元培全集》第二卷47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如此快刀斩乱麻，处理归国事宜，可以猜想，蔡先生接电报后，其实没有什么犹豫，内心深处已认可这个征召。

汤尔和起了什么作用

接下来的问题是，发出征召电报的是教育总长，但背后是否有高人指点，不得而知。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列举三位自称举荐有功的人物，分别是张相文（见张星烺《泗阳张沌谷居士年谱》）、沈尹默（见其著《我和北大》）和马叙伦（见其著《我在六十岁以前》）。这三位都与北大有关，且具一定的行政阅历与社会活动能力，但如何直接或通过时任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进言，没有直接的材料。不过，蔡元培曾自述：“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全集》第六卷349页）这段话，间接印证了沈尹默、马叙伦的说法不是空穴来风。

可惜的是，此中关键人物、善于运筹帷幄的汤尔和，未就此事留下只言片语。汤尔和长年写日记，1935年胡适曾向其借阅若干册，希望借此厘清解聘文科学长陈独秀之内幕，可惜这三十多本日记“文革”中丢失了（参见袁一丹《民国学术圈的“里子”》，2015年4月19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但即便汤尔和日记存世，且其中谈及整个运作过程，恐怕也只是细枝末节。因为，当事人范源廉的自述更值得注意：“蔡先生很伟大。他到北大作校长，是我作教育部长时，民五冬天从欧洲请回来的；民国元年我到教育部作次长，却是他邀请的。我和他是肝胆相照的朋友。”（梁容若：《记范静生先生》，《传记文学》第1卷6期，l962年11月；又见《范源廉集》第652页）

我同意高平叔由此而得出的结论：“可见，请蔡回国长北大，无须别人向范推荐。汤、马、沈、张等人，只不过起着直接或间接的提醒作用。许多人想到与谈到，表明了他们所见略同。”（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613—614页）这么说比较通达，各方都能接受。以蔡先生圆润的性格与丰富的阅历，很多人愿意为他说好话。但请记得，真正拿主意的，是时任教育总长、自称与蔡先生“肝胆相照”的范源廉。

范源廉和蔡元培的两次搭档

记得范源廉的提醒，故事还得从1912年蔡元培出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说起。1912年1月19日，教育部印信启用，正式对外办公。五天后，孙中山总统及各总长提出总辞职，俟新选总统袁世凯来宁组建政府后再行交代。如此看守内阁，蔡元培除了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引进人才，草拟学制，主要工作是作为迎接袁世凯来宁的专使北上谈判。因蔡元培坚辞续任，推荐范源廉自代，最初提交给参议院的十二部总长名单，教育总长是范源廉。范获悉后，马上致电总统袁世凯及总理唐绍仪：“作育新民，责任重大，自维才德，万不克胜，敬乞立收成命。蔡孑民先生品学崇优，万众钦服，务祈设法慰留，至为切祷。”（初刊1912年3月16日《民立报》，收入《范源廉集》336页，《蔡元培年谱长编》429页）。于是，3月25日，新任国务总理唐绍仪组织内阁，请蔡元培续任教育总长。

多年后，蔡元培在《自写年谱》（1940）中，追忆这一今人难以想象，但很能体现民国学人胸襟的辞官过程：

当我们将离北京以前，唐君少川商拟一内阁名单，得袁同意，仍以我为教育总长，我力辞之，乃易为范君静生。到南京后，范君闻此消息，忽出京，不知所之。又有人散布谣言，谓以范易蔡，乃因蔡迎袁无效而受惩。以此种种原因，孙先生及唐君等定要我继续任职。我托人询范君以可否屈任次长，渠慨然愿任，我于是仍为教育总长之候补者，提出于参议院而通过。（《蔡元培全集》第十七卷465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这位坚辞总长而愿意就任次长的范源廉（1875—1927），字静生，湖南人，早年就学于长沙时务学堂，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是位杰出的教育家。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年代，范几次出任教育总长，而最愉快的，是与蔡元培搭档的这一次。

据蔡元培追忆，当年教育部部员七十人左右，一半是蔡提出来的，偏向于欧美及日本留学生；一半是范提出来的，侧重教育行政经验。具体操作时，双方互相尊重：“不过他的兴趣偏于普通教育，就在普通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我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就在高等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罢了。”（浙教版《蔡元培全集》第十七卷468页）名记者黄远庸1912年5月24日撰《新政府之人才评》，对各部首长多有批评，唯独教育部之“新旧杂用”大获好评：“蔡鹤卿君富于理想，范源廉君勤于任务，总次长实具调和性质，亦各部所未有。”（《远生遗著》卷二17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年）可惜好景不长，因与总统政见严重不合，蔡元培坚决辞职；1912年7月26日，袁世凯正式任命范源廉为教育总长。范在随后召开的临时教育会议上，郑重声明：“教育宗旨及行政大纲，业由蔡总长宣布或规定，悉当遵行。”如此“萧规曹随”，当年颇获学界及新闻界表扬（参见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476页）。

多年后看，黄远庸的判断是准确的，一个富于理想，一个勤于实务，二者珠联璧合，且能互相欣赏。在梁容若的《记范静生先生》（《传记文学》第1卷6期，1962年11月）中，有大段文字，以范自述的口吻，讲述他与蔡元培合作的经过：

当时蔡先生两次亲自访问我。他说：“现在是国家教育创制的开始，要撇开个人的偏见，党派的立场，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国民党里并不是寻不出一个次长(南京临时政府时代的次长是山西景耀月，也是有名党人，还有融和南北作用)，我现在请先生作次长，也不是屈您做一个普通的事务官。共和党随时可以组阁，您也可以随时出来掌邦教。与其到那时候您有所变更，不如现在我们共同负责。教育是应当立在政潮外边的。我请出一位异党的次长，在国民党里边并不是没有反对的意见；但是我为了公忠体国，使教育部有全国代表性，是不管这种反对意见的。听说你们党里也有其他看法，劝告您不要自低身份，给异党、给老蔡撑腰；可是，这不是为了国民党或我个人撑腰，乃是为国家撑腰。我之敢于向您提出这个请求，是相信您会看重国家的利益超过了党派的利盖和个人的得失以上的。”蔡先生几次地这样说，他的真诚和热情，使我终于接受了他的请求。这个决定曾经使不少更亲近的前辈朋友们责备误会，可是我回想起来是没有什么后悔的。在我们的合作期间，部里的人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讨论很多，却没有久悬不决的事。一经决定，立刻执行。所以期间很短，办的事很多。（又见《范源廉集》652—653页）

这段文字，虽属事后追忆，但有很高的可信度，乃至中间的引语部分，以《邀范源濂任教育部次长的谈话》为题，直接进入了中华书局版《蔡元培全集》第二卷（159—160页）。

蔡、范如此坦诚相见，是基于“教育是应当立在政潮外边的”这一共识。政见不见得一致，但都热心教育，洞悉中国国情，抓住时机，做该做且能做的事；一旦事不可为，当即挂冠而去。看二位的履历，一个共同点：官职忽高忽低，似乎不太在意，始终专注于教育及文化。可见真正的教育家，大都是理想型人格。

三年前蔡元培差点出长北大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愤懑而死；7月12日，范源廉再次就任教育总长，当即表示要“切实实行元年所发表的教育方针”。8月26日，在与新任总统黎元洪充分沟通后，范源廉给民国元年教育总长、自己的老上司蔡元培发去电报，邀其回国执掌北京大学。电报以“国事渐平，教育宜急”开篇，那是因为他知道蔡元培的政治立场及自我流亡的初衷，若不是袁世凯呜呼哀哉，蔡既不可能得到、也不愿意接受这一任命的。

一年半后，具体说是1917年11月30日，范源廉再次辞职。因此，1917年12月17日北大举行创立二十周年纪念会，校长蔡元培致开幕词后，便是“前教育总长”范源廉演说：“今日为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兄弟承蔡校长相邀，来与此会，私心欣幸，更复感慨。……创办大学之动机，既在祛除科举之弊政。……今科举既早废矣，更宜祛除此利禄之心。利禄心去，则专孜孜于学术。诚如是，则当年设立大学之本旨，庶可达到。”（《范前总长源濂之演说词》，见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第三册3203页）对照年初（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更可见蔡范之间，不仅有私人情谊，更包含共同的办学理念。

如此莫逆之交，当范总长大权在手，需要为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物色掌门人时，还用得着旁人再三提醒？别人不知道，作为教育部的老人，范总长说不定知悉一个秘密——此前三年，另一个教育部老人董鸿祎代理总长时，已经动过这个念头了，可惜思虑不周，功败垂成。

1913年6月2日，蔡元培从德国回到上海；同年9月5日，蔡携夫人及子女登“北野丸”号前往法国。中间这三个月，如果不是政治上风云突变，蔡元培很可能就出长北大了。

蔡元培1916年的日记没有留下来，我们无从了解他接获范源廉电报的前前后后；但1913年的日记幸存下来，留下若干蛛丝马迹，指向一个未能实现的秘密计划。6月21日“竹庄来，以大学校长事相商”；而后便是多次“得恂士书”，以及“致恂士函”。这里的“竹庄”是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佛学家、养生家蒋维乔（1873—1958），蔡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邀蒋任教育部秘书长；1912年5月3日袁世凯发布命令，蒋改任教育部参事，接手秘书长的是董鸿袆。董鸿袆（1878－1916），字恂士，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早年曾入同盟会，1913年5月1日起，以次长代理部务。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两位蔡元培的老部下，开始密谋敦请蔡先生执掌当时风雨飘摇的北京大学。

蔡元培日记写得很隐晦，刚出版的《蒋维乔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记录。蒋维乔1913年6月17日“晚往访董君恂士，适观澜亦在彼，谈至十时方回”；6月18日离京，6月21日晨七时到沪，“即刻往访蔡鹤卿先生，长谈一时许”，当晚又赴蔡公之约餐叙。22日晚离沪，24日到京，26日董恂士来谈（第五册158—165页）。日记中没说谈什么，想必是汇报此行最大收获——蔡元培答应出任北大校长。

没想到，教育部上报的计划，最后被总统袁世凯拦住了。7月4日蒋维乔给蔡元培的信，如今收录在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516页：

大学拟请先生主持，实系同人之公意，创议已久。此次弟动身前，屡告恂公，应先探袁氏之意。恂谓可以不必，袁氏决无阻碍，弟方始成行。当时对先生言无阻碍者，即恂之言；而先生慨然允诺，实喜出望外。孰知袁氏以对国民党之感情对先生，竟不允恂之请。恂无奈，则出于辞职。弟至此实不能不尤恂前此虑事之疏，使先生与袁之间多一痕迹。

真是祸福相依，袁世凯的否决，反而成全了蔡元培的气节。因为，仅仅八天后，即1913年7月12日，国民党人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组织革命军，讨伐袁世凯，“二次革命”爆发。再过一周，蔡元培与汪精卫、唐绍仪联名致电袁世凯，劝其辞职。袁当然不会辞职，蔡于是公开发表《袁氏不能辞激成战祸之咎》等多篇文章。想象当初若不是袁世凯心胸褊狭，否决了教育部的请求，那么，在紧接着的“二次革命”中，蔡元培将处在非常尴尬的境地，一边是党派立场，一边是教育使命，真不知道如何取舍。

“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

好在这个窘迫的困境并不真正存在，袁世凯的愚蠢决策，让蔡元培暂时失去了北大的舞台，但保留了心灵的自由。二次革命很快失败，主事的革命党人纷纷流亡国外。蔡元培的情况不太一样，但也决定再次出走。本想赴德，因吴稚晖的建议，改为旅法。走前几天，具体说是7月26日，分别收到董鸿袆和蒋维乔的来信，“言下半年考察费，已属欧洲留学经理朱炎之带去，可函索，由比京使馆转递”（浙教版《蔡元培全集》第十六卷18页）。8月26日，蔡元培致信蒋维乔，称知道他们在部里为他筹措经费“煞费苦心”，担心“此款尚有不成熟处”，决定“与菊公商量，仍以编书度日”（《蔡元培全集》第二卷329页）。这一回的全家赴法，经费筹措不易，除了董、蒋从教育部争取到的考察费，主要由老朋友张元济以替商务印书馆编书的方式预支。

当年12月17日，蔡元培收到蒋维乔来函，知晓新任教育总长汪大燮积极配合袁世凯尊孔教禁邪说，董鸿袆变得“绝无权力”；“先生学费，此后恐不可靠”。四天后，蔡元培致函吴稚晖，商量与汪精卫、李石曾等合作编书刊辞典，目标是“解决同人之经济问题，俾不致徒仰政府之鼻息，而为公费之有无受特别之影响也”（参见《蔡元培年谱长编》535、537—538页）。接下来的日子，蔡元培“半日读书，半日编书”，与吴、汪、李等合作，在法国做了许多教育及文化方面的工作，当然，也时刻关注国内的政治进展。

这就回到《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中所说的，不是每个人都赞成他出任北大校长的。别人的意见可以不管，旅法期间的老朋友，蔡元培希望他们理解自己的选择。刚刚走马上任，1917年1月18日，蔡元培给吴稚晖写了一封信，除了邀请其出任北大学监主任兼教授，更关键的是表白自己：“弟到京后，与【范】静生、【沈】步洲等讨论数次，觉北京大学虽声名狼藉，然改良之策，亦未尝不可一试，故允为担任，业于一月四日到校，九日开学。虽一切维持现状，然改良之计划，亦拟次第着手。”（《复吴敬恒函》，《蔡元培全集》第三卷10—1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两个月后，又给汪精卫去信：“在弟观察，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而在国外所经营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国内之切实。……弟进京后，受各政团招待时，竟老实揭出不涉政界之决心。”（《致汪兆铭函》，《蔡元培全集》第三卷26页）

未见吴、汪复信，但若记得四五年前上海聚会时彼此的高谈阔论，相信他们会心有戚戚焉。吴稚晖1913年8月9日日记称：

近日余与孑民、石曾、精卫等聚谈，皆确然深信：惟一之救国方法，止当致意青年有志力者，从事于最高深之学问，历二三十年沉浸于一学。专门名家之学者出，其一言一动，皆足以起社会之尊信，而后学风始以丕变。（《吴敬恒选集•序跋游记杂文》221页，台北：文星书店，1967年）

要求青年专心学问，最佳方案自然是办好中国的大学。吴稚晖对蔡元培之“讬政治于学术，将恃以彻底救国”抱有极大的敬意，甚至以他一贯的极端语气，将蔡的设想归结为：“苟满街皆走大学生，何政不举？”（《通人与学人》，《吴敬恒选集•序跋游记杂文》50页）

经由好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百年后的今天，我们确实已经是“满街皆走大学生”，但很难说就“何政不举”了。不过，对照阅读蔡元培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与其致吴、汪函，可从另一个侧面帮助我们理解蔡元培那一代学人关于教育的理想与信念。

2017年1月3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点击下方链接，阅读更多陈平原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