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越南新娘”到“越南婆”：粤西山村越南女性生存状况调查

目前学界对于中越婚姻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边境地区，对中国其他地区的越南女性研究较少。但在一些边远地区，“越南新娘”也是人数颇众的群体。在我们调研的广东省信宜市，据当地公安局相关民警介绍，目前偷渡至信宜市辖内的越南女性总共有200多位，其中一大部分是在1980、1990年代被拐卖而来。由于来华时间长，她们中的大多数已经适应了当地的环境，但对越南的乡愁难以消泯，对中国的认同也不易形成，同时还面临无法取得户籍的现实困境，并且和广大底层中国农民一样为维持生计养儿育女备尝辛苦。她们中有相当一部分和当地农民一样外出务工，也有一些在长年在粤西农村生活，我们此次走访的对象属于后者。另外，也有一些越南女性从事卖淫、骗婚、吸毒贩毒等违法行为，一旦被公安部门发现就会被遣返越南。

一般而言，“越南新娘”指的是那些原为越南国籍且在越南生活，后被拐卖至他国，成立新家庭的女性。在实际调查中，我们发现当地人对“越南新娘”的理解并不仅限于被贩被拐的越南女性，而是把自愿来华的越南女性也一并算入。并且，“新娘”这一称谓聚焦于“出嫁”的短暂过程，容易让人忽略她们未来的人生。在当地人的口中，这些女性有另一个名字，叫做“越南婆”。

来路纷纷

阿明被拐来华前一直生活在河内，高中毕业之后，她在一家国营的棉球厂工作，同时，她还是一个男孩的单身妈妈。刚被拐卖来到信宜时，她因为脚有点瘸，没法做农活，被几家人嫌弃。最后村里一对老夫妻拿了3500块钱出来，给自己的三十多岁的儿子挑了阿明。2000-3000元一位“新娘”是这些贩卖团伙当年常开的价。有的“新娘”如果卖不到一个好价钱，还会被连续贩卖到不同的地方。这对亲历者的她们来说，是段更为痛苦的回忆。

除了被贩卖团伙集体强制拐卖，也有一些越南女子是被相识的熟人带来的，性质介乎被骗和自愿之间。她们来到中国游玩后，却发现自己很难回家，便在当地嫁人。阿明隔壁村的阿花也是河内人。当时她读完了大学的医学院，还曾在医院实习。“我的朋友她嫁到这里来。回来玩然后就带我来，带我来玩，不认识路（回去），那我就嫁给他了。” 阿花认为，虽然结婚前后的生活差距较大，但这还是一段自然而然自愿缔结的婚姻。

自愿来华的阿年。

另一大部分越南女性则完全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自愿来华的。阿年是2000年自愿来中国的。“那时候生了3个孩子，你说辛苦吗。房子也没有，茅屋也是我的爸爸妈妈帮我做的。”她回忆，当时她在越南的丈夫不管家，包二奶，整个家庭只能靠她卖柴勉强维持。“我见那些人从中国回来也还可以啊，又见有衣服穿啊，有钱搭车，我就说那就带我去咯。”她来到了中国后，认识了现在的中国丈夫，并和他生下了一个儿子。

也有的越南女性因为子女还小，带着孩子来中国谋生活。“那时候（在越南）很穷，没饭吃，很饿”“听说中国很好，就想来看看。当时介绍的人说嫁来广西的，因为我亲戚在广西。” 阿忠带着儿子来到广东，并且重建了家庭。现在中国的丈夫过世了，她就靠回收垃圾维生，儿子长大了就外出珠三角的工厂打工。

对于自愿来华的越南女性来说，来中国是一条改善生活条件的路，也使得她们更有能力去扶持她们的越南家人。她们的中国丈夫也常常因为年纪过大、贫穷，没办法与当地的妻子结婚。这类东南亚外籍配偶婚姻在中国台湾、韩国等地区也普遍存在，台湾学者夏晓鹃总结其为“边缘化男女谋求出路的商品化婚姻”。而被拐卖的越南女性则更多的是贩卖团伙追逐利润的受害者。她们容易留下心理的创伤，与越南家庭取回联系的难度也更大。

是去是留

几乎所有被拐来华的越南女性在早期都有过逃跑的想法或计划。“我也走出来很多次。出来发现那些字啊都不认识，说的话都听不懂。半夜像这样大的雨，蹲在路边，跑上车又被赶下来。也报了几次案，可是不会说话，没办法和公安沟通。后来也走不掉，找不到回越南的路。那时候真是想死。”调查中一位越南女性回忆到当年试图逃跑多次，但是因为语言不通、路程遥远，通通失败了。她说，“在这有孩子之后，就没想过回去了，不舍得。”

语言不通、夫家的监禁、费用，都是逃跑的重重障碍。但对于最终留下来的被拐越南女性来说，孩子一般是她们最终彻底打消逃跑念头的转折点。并且，有了孩子之后，丈夫一方对越南妻子逃跑的戒心也会下降，甚至会主动帮助越南妻子回家探亲。

最终留下来、扎根在中国的越南女性，逐渐由所谓的“越南新娘”变成“越南婆”。“婆”是当地粤语的一种对年纪较大的女性的惯用称呼，带有贬义。当地人用略带贬义的“越南婆”一词来称呼她们，她们也在中国的语境下用“越南婆”来定义自己。

而在公众的视野中，她们的命名面临困境。只有当人们用“越南新娘”这一词语时，她们的来历、生活才能被大众所理解。但她们早已不是当年待嫁的新娘了，也不再是商品婚姻下自我兜售的物品。她们成为中国新乡村生活中平常的一员，养儿育子，面临着和其他中国农村妇女同样可能面临的困境：城市化、贫困、子女辍学、政治腐败。

二十多年过去，这一群体的内部异质性也在扩大。她们有的踩着时代的尾巴通过灰色途径办上了户口，外出珠三角地区打工，融入中国市场化的浪潮；有的留在农村，干些杂活，如建筑工、学校食堂煮饭等，发展机会受限。调查中只有少数越南女性能在中国继续运用原有技能，如美容、美发等。大多数越南女性不识中国字，技能有限，收入水平难以提高。曾经是医生的阿花，由于不认识药的名称，没机会进修，只能放弃医学的技能，靠割木帮补家计。

留在粤西农村生活的越南女性大多家境艰难。

她们的家庭生活也不尽相同。阿明喜欢跟人说：“我老公很爱我的喔。我睡觉，他用手臂做枕头给我。”虽然被贩卖的婚姻以强制、暴力开头，但也未必不会培养出良好的感情。她们在中国生育的下一代情况也不一：有些因贫困被迫辍学，提前外出打工，有些上重点大学，在一线城市找到不错的工作。

作为母亲，她们的越南背景对子女有一定的影响，但也相对有限。子女年幼时，她们普遍会哼唱越南歌曲、零散地教些越南词汇。孩子也会不自觉地习得母亲一些越南特有的生活习惯。如调查中一位越南女性的儿子在小时候养成的是母亲越南式的进餐习惯，使用单独菜碟、蘸香料进食，但初中外出乡镇读书之后，就一直改用回中国的进餐习惯了。她们的子女也很少有会说越南语的。阿花解释说，“教不了(孩子说越南话)的。你讲你的话，可能她们就会几句，像叫你吃饭啊。问题是时间久了，她们就不记了。大家全部都说白话。”随着子女在中国文化环境中社会化，母亲的独特影响也会不断被削弱。

“我们越南”、“你们中国”：乡愁与认同

正在唱越南歌的阿明。

“那些越南歌就是说男孩子女孩子的。我不见到你，就没有太阳了。我不见到你，心就死了。里面的感情，很爱很爱的。”阿明喜欢唱越南歌，她还有个本子里面密密麻麻地记满了越南歌曲的歌词。她22年没有回过越南，和那边的亲人也断了联系。一旦想起几句越南语歌词，她就赶紧记下，怕过了就再也记不住了。

之所以没回越南探亲，主要还是因为钱。因为已经在中国生有子女，夫家一般也不太担心她们会逃跑。对阿明来说，回一趟越南要一两千块，是一笔奢侈的开支。而且年纪变大，身体多毛病，也不太敢出远门。

阿花因思念母亲而落泪。

在采访的11位越南女性中只有两位从未回过越南。这两位都是被拐卖的越南女性，因为贫穷、身体健康问题，没办法筹划回家。因为长期失去联系，被拐的越南女性第一次回家的难度特别大。阿珍当年第一次回家，整条村子的人都跑出来迎接她，“我爸我妈都一见到我就哭了，开心到哭了，很感动。原来大家都以为我是死了的。”一般来说，自愿来华的女性回越南探亲的频率更高，一般每隔两三年就回去一趟。而被拐卖的越南女性在二十多年来大多数只回去过1-3次。

她们回越南探亲一般是跟着相识的越南同乡，从广西边界偷渡回去。越南同乡是她们人际关系中重要的一环。她们在买越南调味品等商品、探亲等事宜上都相当依赖同乡。而同乡的人际网络中，最特殊的一类是人贩子。不少嫁到中国越南女子都是强制拐卖集团中的“主力军”。有的甚至本身就是被拐过来的“越南新娘”。她们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也加入到买卖的链条中，循环恶化人口拐卖问题。调查发现，不少村子的“越南新娘”都是由同一位越南女子拐卖过来的。

被拐卖的越南女性对人贩子的态度也是矛盾的。有的与人贩子不再相识，仍表示十分憎恨。更多的情况是拐卖团伙中的“越南女性人贩子”与她们住得相近，一直都有所往来。一位越南女性表示她曾经收到过人贩子对她参与拐卖的邀请：“拐我的人在横洞村，离这很近的。她也是越南的。平时我会找她买点越南的东西。她之前还叫我一起去拐，我说我不去。听说她最近被抓了，拐了15个越南女孩子，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被放出来。”

也有相当一些情况人贩子就是中国丈夫家的亲戚。有一位越南女性谈到和当时拐她过来的人感情很好：“我说我不会告你，你让我嫁到的这个男人不太好，我就骂你。她对我不知道多好咧，有病就天天打电话，叫我去她那边。”在这些情况下，对人贩子的埋怨大多集中在“你让我嫁的老公不好”，而不是“你把我拐到中国来”。拐卖的色彩被淡化，这也更加类似于中国农村地区常见的、惯有的婚姻后对介绍人的轻微埋怨。长时间的生活，让曾经是受害者的越南女性不得不选择适应当地的生活，淡化拐卖的经历，与周边人形成正常的社会关系。

在与她们的相处过程中，笔者感觉到她们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当地话，在处理人情世故，如招呼客人、与家人讨论祭祀的事宜等，都体现出对当地习俗的充分了解。这与她们来华的时间、中越两国相通的儒家背景不无关系。但在一些生活细节上，她们仍保留了一些与当地农村妇女极为不同的习惯，如涂脚指甲、修眉、抽水烟等等。

但尽管她们看起来已相当适应当地的生活，大部分受访的越南女性仍更倾向于说自己是个“越南人”，并在日常生活的话语中不时会出现“你们中国”、“我们越南”的区分。“我对中国人好，中国人就对我好。很多中国人以为你是从越南过来的，做什么坏事的。但我本来也不想过来，被别人骗过来，也是没有办法。”阿露认为在平时的交往中，不太熟的中国朋友还是会对她的身份有所戒备。

不少学者都对越南女性的社会文化适应问题有所关注。中国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越边境的婚姻，大多数调查都倾向于认为她们国家归属感、参与公共生活和个人族群情感方面较难适应。“认同焦虑”、“制度排斥”，是学者周建新研究中越边境跨国婚姻时，对越南女性处境的总结。他认为，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排斥的制度设计，让她们很难良好地调适，容易产生身份认同的焦虑。缺乏国籍、户籍的“制度排斥”对于这批生活在离边境较远的越南女性来说同样适用。

户籍之困

根据越南法律规定，一旦查出其国公民没有经过任何登记程序来到中国且三个月未归，就自动丧失了越南国籍。而中国法律规定，毗邻国边民婚姻登记需要有效护照、国际旅行证件或出入境通行证件以及本人无配偶证明。这些偷渡过境的越南女性，由于没有正当的入境手续，无法进行婚姻登记，也就很难通过正规渠道取得中国户籍。也有部分越南女性在1990年代时就通过灰色途径“买了个广西户口”，或者由当地村大队帮忙办理。近几年，程序控制愈加严格，“买户口”可能性也越来越小。在调查的11位越南女性中，只有三位是有中国户口的。

户口是人与国家政策牵连的线。没有户口，她们成为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的“三非”人群。具体来说，没有户口，她们无法外出正规的工厂打工，不能享受任何的社会保障，也没法享受参与村里的田地分割。“简单啊，你要吃啊你要穿啊，一来又没有户口，（就）没有身份证，没有身份证就不能去打工，没户口又不能分田地。”与社会保障相比，阿花更在意少了她那份土地的分配，给家庭带来的利益损失。

2016 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其中提到将加强户口登记管理, 全面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这项新政引起了好几户受访家庭的关注，但相比起大量的超生黑户，“越南新娘”这样的群体并不突出，细则中也没有具体提及相应的解决措施。根据从信宜公安部门了解到的信息，目前并未出台能够帮助这一群体合法办理户籍的地方性法规。

由于政策、办理途径等客观的障碍，以及年纪的增长，这些越南女性办理户口的意愿也逐渐不那么强烈了。“老了就不用去什么地方了，年轻人要打工就要（户口），我就不需要了。”阿明说。加上粤西农村民间仍有崇尚土葬的风气，有的越南女性甚至考虑到了没有户口，可以逃过农村推行的火葬。

越南女性的子女通常都能随父亲入户，因而在户口上不受影响。大多数越南女性在访谈中都倾向于把生活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下一代身上。“母亲”的身份既是她们大多数人最终留在中国的理由，也成为她们与中国这片土地最重要的勾连。

“一个人啊，都是命注定的，是不是啊。有谁会想嫁那么远呢？不想的呀。”阿明的这番话不是个例。命定论成为她们，尤其是有不幸拐卖经历的越南女性，对自己过往人生的解释。这是一个正在消失的群体，但她们在乡土中国的遭际与挣扎却不应被社会所遗忘。

（本文根据复旦大学“越南新娘在乡土中国”团队的相关调查撰写而成，陈晓君、马笑扬、谭莉珊、邹翘穗、张紫薇、汤禹成对本文亦有贡献。视频拍摄：谭莉珊、杨秀俊、肇芳雪，剪辑：杨秀俊、林芊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