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醒民：中国劳动力质量不改变，供给侧改革很难成功

主讲人：殷醒民（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主题：如何应对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

时间：2016年12月28日

主办：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市经济学会

【编者按】

中国正走向“人均GDP八千美元”的十字路口，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殷醒民认为，要绕过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中国接下来的经济发展应该以融入工业发达体系为方向。他强调，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仍然在制造业，不能放弃。

殷醒民表示，中国的潜在增长主要看生产要素的供给量和生产要素的配置效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劳动力结构问题，质量效益的背后是劳动力数量与劳动力质量。他指出，在数量上，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转移；在质量上，应提高低素质的劳动力。

另外，他表示，特朗普的上台对中国是利好消息，令中国学会应对新的外部挑战。

以下是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殷醒民发言的摘录：

第一个问题，究竟怎么看全球经济？怎么看中国经济？

在我们讨论不确定性的时候，都在讨论由于美国的特朗普上台以后带来很多的不确定性，但是我觉得特朗普上台对中国是利好的消息。他不断挑战中国，那中国必须学会应对新的挑战。在过去几年里，我们在政策制定的考虑上，可能外部挑战因素考虑得比较少。在中国的成长与发展过程中，现在正好处在十字路口，按照流行的讲法，根据去年的统计指标，已经到了人均GDP八千美元。八千美元是一个门槛，意味着中国前进还是停滞不前？这其实就是摆在政治层面上、专家学者层面上的一个深刻问题，我们主动把发展速度降下来，但还是可以往前进，这是核心问题。

怎么往前推？我的基本观点是，接下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是说融入全球化，有一个新的提法，中国融入工业发达经济体系，这是完全不一样的理念。我们现在八千美元了，很多人就提到人口红利、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我个人认为这两个基本上都是陷阱，都诱导中国的政策层面和学者掉到里面，讨论中国的中等收入陷阱、每年的目标在哪个地方。

但是如果我的目标是现代工业发达经济体，就根本不需要考虑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肯定是一步一步往上走的，所有数据都可以支持。如果这样来判断，我们的空间，至少学者的认识空间就打开了——我不是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跟我没关系，现在就是要达到和现在的美国、德国、日本一样的工业经济体系，按照已有工业经济发达体系的生产方式、经济方式、生活方式、生活保障体系，以全面更高的现代发展体系来作为我们前进的目标。什么俄罗斯、印度、巴西，我们不再讨论，因为我们不在一个层面上。

如果看现在的全球钢铁产量，中国从2001年占世界15%，到现在占世界接近50%，是好消息。但很多人不认为是好消息。两个礼拜以前有一个日本经济学家到我办公室讨论去产能问题，我问他，日本的钢铁产量多少？日本1.2亿吨。你们多少人口？1.2亿人口。日本1.2亿人口，1.2亿吨钢铁，如果按照日本标准，中国应该14亿钢铁，那是不可能的。但这就是现在的问题。

2016年钢铁不是去产能，而是扩产能，需要4500万吨（由国家发改委统计的），但是我们最落后的低端钢增加了一亿吨。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现在钢铁产量和产能不是一个概念，现在真正产量和产能差距很大。我个人基本观点，产能大小是政府没有能力控制的。政府哪可以说去产能？产能大小是不知道的，应该让市场来做。中央政府在2016年7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市场化去产能，而不是行政去产能。这个判断是对的。

还有一个问题，中国制造业产能占世界60%有什么不可以？美国制造就是占世界60%，人口占4%。中国要融入发达国家经济体，背后的概念是中国人均收入达到工业发达国家水平。过去十五年，中国进步非常大，现在中国人均制造业（二产）增加近三千美元。在看别的小的发达国家，比如瑞士，八百万人口，人均制造业增加一万一千美元。而我们要考虑到我们14亿的人口。

我认为，所有的宏观经济讨论还是要回到工业部门、制造部门，制造部门是反映物质生产能力。2000年汽车乘用车占世界乘用车市场1.47%，到2015年底中国占世界30%。我的观点是，我们占世界人口20%，占世界60%的产能是可以的。你看日本，人口占世界不到3%，很多领域占世界20%的比例，这是工业化。工业发达经济体与非工业发达经济体有很大的差别。在过去15年，美国、德国、日本的市场份额总量比较稳定，略有下降，但是总体的份额比例，中国上升得非常快。这个对不对呢？原来是对的，但是现在就把它归为产能过剩。当面对产能过剩的时候，当面对供给量很大的时候，不是去那个东西，你可以讲结构升级。

特朗普上台对中国是利好消息，特朗普基本思想是要发展，不管他采用保护主义也好，要重振美国的制造业也好，他的核心还是要发展。全球经济里可以分成两大类，一个是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美国、欧盟、日本里，美国经济最好。在发展中经济体里，中国经济又是最好。而这两大经济体，再去一分析后发现，它都是贯彻基本思想——投资驱动，不是消费驱动。现在的问题是，按照中央讲是发展中的问题，按照经济学理论，发展中的问题一定突破市场化。

第二，关于增长动力问题。

借用已有的经济学两个理论，第一个是凯恩斯的三架马车。第二个是去年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改革。所谓供给是一产、二产、三产（农业、工业、服务业），但是我们要把背后的东西找出来，背后的东西我认为是劳动力结构问题，决定一产、二产、三产的质量效益是背后的劳动力数量与劳动力质量问题。

我研究了美国里根时候的供给侧结构改革以及到克林顿、小布什。小布什是老布什的儿子，其实人们讲他的政策是里根的儿子，他就是把里根的供给侧的东西用了，用的核心是一点：改变美国劳动力结构。他始终把提升美国劳动力结构中的人力资本放在非常重要的位子。换句话讲，如果我们劳动力结构没有改变，或者劳动力质量没有改变，要进行任何的供给侧结构改革，那是很难成功的。因为你的基本要素没有改变。如果基本要素改变了，你的供给侧结构一定是会改变的。

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从有形物质上讲，还是应该放在制造业，不能放弃制造业。奥巴马提出美国制造业回归。我做了一个分析，我认为美国没有回归，所有数据我做完了，从2008年一直做到2015年。他提出制造业回归、重振美国制造业以后，最大的效果是下降速度放慢了，与此同时，欧盟和日本跌得比较厉害。日本到现在为止没有恢复到2008年以前的制造业产值，德国比2008年增长20%左右，美国比较厉害是50%。尽管是50%的制造业产值上升，但是在总的比例里，由于中国从2008年以来又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制造扩展，所以美国的比例份额还在下降，但是下降速度在放慢。这是为什么今天美国跟欧盟、日本相比，表现比较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制造业是国家之本，不能放弃，放弃制造业意味着你放弃收入。市场经济最大特点是交换经济，有形产品的交换和无形服务的交换。服务受空间的限制，但制造业可以跨越任何的空间限制，它可以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如果从总量上看，把全球服务贸易与全球制造业放在一起，那制造品的贸易比的量大得多。所以我认为第一是稳工业，既然美国这样子人均GDP到五万六千美元的国家，他还要重返制造业，中国应该是什么？没有理由了。

第二，在中国7.5亿劳动力里面，现在还有2.2亿是农村劳动力，这说明了生产要素要重新配置的作用还在。

第三个方面，2016年中央政府提出提高劳动生产能力、提高全要素生产力、提高潜在增长。所谓的潜在增长，能不能增长主要看生产要素的供给量和生产要素的配置效果。如果从中国生产要素供给量看，即可以把农业农村向非农转移，还有2.2亿农村劳动力生产要素空间；其次，7.5亿劳动力里面，5.3亿城镇劳动力里还有质量提升的问题。把农民低素质的劳动力提高到高素质劳动力，这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中国的潜在增长力应该是比较高，因为代际转移，代际转移意味着时间的周期非常长。把重点放在生产要素的质量提升上面，这个才能从根本上取得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成功。

另外，现在的中国已经和过去不一样，同时具备了劳动力和资本要素充裕，两个都很充裕。2015年年底整个国家居民储蓄54.6万亿，占GDP比过半，资本非常充裕。全世界的国家占到40%以上的国家很少，除了两三个是中国石油输出国国家居民储蓄占GDP到40%。2016年9月底60万亿居民储蓄，38万亿企业储蓄。在2017年，我们国家同时面临着劳动力生产要素充裕和资本要素充裕以后，要怎么办？

现在的媒体太悲观了,我觉得未来很好。过去15年的统计下来，美国加息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我的基本判断是美国加息对中国经济有影响，但基本上不大。

（本文根据主办方速记和现场录音整理，未经演讲者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