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竟的事业：乌蒙山里的支教老师和那些热爱写作的孩子

贵州威宁石门坎曾是块奇迹之地。

1905年，英国传教士柏格理开始在石门坎传教，他在这里建学校和教堂，建游泳池和足球场。到1915年柏格理因伤寒在这里去世时，在石门坎就读的学生达四百多人。他的文教事业没有因他的离世而中断，在其继承者的努力下，他们在西南地区共建立了100多所学校，教授了4000多名学生，其中包括三十多名大学生，两位博士。这是一个奇迹。

近百年后，2003年，一批批支教老师陆续来到石门坎新中学校，他们发现，这里的苗民已经忘记了这块土地曾拥有的辉煌，柏格理教育的那代人都已离开了那里，那些知识分子从历史中消失了，只有宗教保留了下来，有些苗民能模糊记得一个名字“柏牧师”，他为石门坎带来了稍纵即逝的信仰复兴和教育辉煌。

2013年，当来自上海的大学生岑桢，广东的周晓丹和广西的梁俊来到石门坎支教的时候，这里的留守儿童占了三分之一。这些支教老师似乎在继续柏格理未竟的事业，但他们最终也没有完成。

2016年底，岑桢、梁俊和周晓丹夫妇来到北京，为《乌蒙山里的桃花源》一书做活动，书中收入的都是他们在石门坎所教学生的作文。在石门坎的两年里，他们用“古诗唱识”方法来进行语文教育，他们用现代民谣方式为中国传统古诗谱曲，与孩子们吟唱古诗，帮助孩子识字、识情、识意。

今天，他们曾经支教的学校已经完成转型，所有支教老师也已离开，使命结束。他们教过的孩子，留下了许多美丽的诗句。

蒲公英的精灵

飘落的蒲公英种子

每一颗都会生长

风儿呼唤它的时候

它就随风而去

种子飞散在天空

飞到每一个角落

让孤独的角落长出蒲公英

角落就不孤独了

那金闪闪的蒲公英花

在那角落里

得到了尊严

（梁越梅）

夜空

当孩子们熟睡的时候

夜空正忙着呢

星星把美丽的梦带给孩子们

让孩子们睡得更香

流星把每个孩子许的愿望带给孩子们

萤火虫在每一家的院子里飞来飞去

它的屁股后面好像挂着一盏灯

善良的妈妈赶在鸡叫之前起来煮饭

当孩子们熟睡的时候

夜空正忙着呢

（吴荣兴）

支教不能免费甚至倒贴

2012年底，在上海松江大学城华东政法大学念大四的岑桢遇到了周晓丹。一次聚会上，周晓丹在电梯里问岑桢，是否想过在大学毕业后去支教。

“从高二开始，我受到高中语文老师的影响，一直有支教的想法。”岑桢对澎湃新闻记者说。

在遇到岑桢之前，周晓丹在上海的一个公益组织工作。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周晓丹带着一批复旦大学学生前往江油做志愿者，也在那里做短期支教好多年。2011年，周晓丹有个念头，她想组织几个年轻人一起去长期支教，岑桢是她遇到的一位。

岑桢答应了周晓丹，但没跟家里人说。2012年12月，他先以做毕业论文的名义去石门坎实地考察，“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想做教育管理，所以是带着这个想法去了石门坎。”他在重庆转机，并与其他同去的志愿者汇合，其中包括弹吉他的梁俊，他后来成了周晓丹的丈夫。

从上海去石门坎有多远？2013年，岑桢告知家人自己的计划后，就从上海飞到了贵阳，然后坐火车去昭通，接着乘盘山巴士去一个镇，再转一辆巴士才能到石门坎。“最快起码2天。”在石门坎，岑桢成了新中学校的支教老师，也开始了和大学女友的2年异地恋，中间分分合合。

为什么是石门坎的新中学校？岑桢说，当初他们有两个选择，石门坎的新中学校或者广西的一所学校，最终他选择石门坎的一个理由是这里够艰苦。这里荒凉贫瘠，山高雾浓，不适人居。但在这样恶劣生存环境下，却居住着苗族的一个分支——大花苗。而石门坎的大山深处，又有两个大花苗的村寨：新营和中寨。

新中学校创建于2002年。从商的吴彩金女士2001年偶然来到这里，便自己投资，联合当地政府和村民的力量建造了新中学校，“新中”取自两个寨名的首字，寓意“好消息中的新生”。

岑桢和周晓当夫妇都非常感激和佩服这位学校的创建人，岑桢说，持续投入13年，几百万元，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也正因此，这十多年来，学校的支教老师都是有偿服务，工资从最初的几百元到最后的2500元。“在当地，我们的收入不算少。等我完成支教回上海的时候，甚至还有结余。” 岑桢说，“支教要长期维持，不能免费甚至个人倒贴，肯定需要基本保障。但对于那些有稳定工作的人来说，这些收入不算什么。”也正因如此，学校十多年的历史中，支教老师都会在那里有比较长的工作时间，一年、两年，甚至更长。

把《乌蒙山里的桃花源》作为他们的毕业证书

岑桢和周晓丹夫妇最佩服的是学校的前校长卞淑美和冮柏林夫妇，他们从东北来到新中学校一待就是九年。新中学校的创始人只对学校进行投入，并不介入教务。一开始，支教老师也没有什么教学和教育管理经验，学校差点办不下去。直到卞老师夫妇的到来，学校才稳定下来。

2013年，岑桢这一批支教老师来的时候，卞老师夫妇正打算离开，因为12岁的女儿长期与父母分离，得了严重的心理疾病。最后，冮老师留下来过渡了一年。一年后，刚刚踏出大学校门的岑桢接替了冮老师的校长职务，做了所谓的常务校长。他才20岁出头。

岑桢和周晓丹夫妇的这个支教团队有8个人，四男四女，岑桢说自己什么课都教，包括体育。刚到石门坎的第一学期，这些支教老师有热情和责任，但怎么教，其实自己也有点莫名其妙。他们不是专业老师，而这些孩子之前也没有老师，所以他们大胆地用了一些非传统的教授方式，比如“古诗唱识”。

他们唱古诗，结果孩子们很爱这个东西，“在他们看来，古诗就是唱的。 ”梁俊给很多古诗谱曲，谈吉他，让学生唱。岑桢也写一些诗歌，梁俊就拿来配上曲子。梁俊说，他希望孩子活在诗里，也让他们明白，原来诗是这样出来的。“他们有诗性，这是天赋再加上民族特性。岑老师现在在上海教诗歌，他就会发现，诗性不是每个人都有。”梁俊说。

梁俊跟孩子们一起唱诗，也鼓励他们用写作来表达个人情感，“他们都太害羞了。”在梁俊眼中，这些孩子的作文最与众不同的就是真实感，“很少畏惧，他们的表达是自由的，不需要在一些压力下写，也不需要太顾及老师的看法。这是最宝贵的。”

这些三四年级的孩子喜欢写作吗？梁俊说，最后他们是喜欢的，但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梁俊翻开他保存的学生作文本，密密麻麻写满一本又一本，这是很大的写作量，“我们每天都有一节写作课，每天写一页。最开始，他们对写作的畏惧是不会写，不知道怎么写。”在经过了一年的诗歌和现代文阅读之后，这些孩子才开始真的会写了。

“我觉得写作是他们敢于表达的形式，透过这个窗口表达自己。我会把好的文章，用我的语气念出来，这时候他们才发现，写是有意思的。”到了期末的时候，梁俊对孩子们说，要复习迎接期末考试，这个礼拜不用写作文了，“我感觉他们都挺失落的。”

一个学期下来，每个孩子都写满了整整两大本的作文本。梁俊拿出的这些牛皮纸封面作文本都是用学生稿费换来的。2014年春节的时候，梁俊想做个公众号把学生的作文放上去，他收集作品，录入文字，简单排版就放到了网上，“错别字很多，排版很差，但大家都慢慢接纳了。”不久就有一个杂志来约稿，换来的稿费用来买这些作文本。

“其实这个公众号至今也没有太多的阅读量，认识到这些作文价值的读者，我觉得也不会太多。”2015年，梁俊、周晓丹夫妇和岑桢都已经离开石门坎和新中学校，公众号还在继续更新，他们想把这些作文汇集成册出版，作为他们曾经教过的那些学生的毕业证书。

幸运的是，经过众筹，《乌蒙山里的桃花源》在2016年12月底顺利出版。《乌蒙山里的桃花源》一书的编辑苏雪菲说，“有天我发现自己在上班的路上无意识地反复哼唱一首《边草》：‘边草，边草，边草尽来兵老。山南山北雪晴，千里万里月明。明月，明月，胡笳一声愁绝。’唱着唱着，一种安宁的感觉升起，雾霾的阴影、城市生活带来的莫名的压力、人群中涌动的戾气与绝望，渐渐地离开了我的心。”对于这些作文，她觉得“挖到了宝藏”。

希望写作给他们带来积极影响

《乌蒙山里的桃花源》是这些孩子的毕业证书，“他们需要鼓励，需要价值感。我觉得物质没办法给他们更多，他们的自卑和羞涩，需要其他东西去肯定。”梁俊说。

对这些孩子来说，这一本书可能是他们一生中最自豪的事情。他们的写作，以及这本书对这些孩子会有多大的影响，梁俊说，他不知道，“他们的命运我掌握不了，只希望能对他们产生积极的影响。我也知道，有些同学也会觉得，这样一本书又不能变成钱，对他们没有任何实质帮助。但我想，可能会对个别孩子有积极影响。”

梁俊知道有个别孩子在他们离开后还坚持写作，有一个和他保持联系的男生，现在才十六七岁，在江浙打工，“除了在工地打工外，他告诉我们还在写。我觉得写得不错，前几天我还在公众号里更新了他的一篇近作。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对他的影响，我们只是鼓励他去写。”

在这些支教老师的努力下，这所学校的孩子是整个地区普通话最标准的，每年全乡考试大评比，试卷上字迹最工整作文最好的，也是他们的学生。

岑桢的那些学生，有的已经出去打工，也有出去继续学习。“但我相信，他们走出大山的时候，至少是带着不同的眼界出去的，至少对一代人有改变。”岑桢还对那些孩子说，要把老师教给他们的东西再教给他们弟弟妹妹，“我想，等他们长大了，他们知道怎么管教孩子，他们这一代是过渡一代，现在他们知道什么是教育。”

对那些孩子的将来，他们有期待吗？梁俊和岑桢都提到了这些学生的改变。今年夏天，一家知名视频公司去新中学校拍摄，岑桢全程陪同。那天拍摄持续了一整天，但晚上调影像的时候发现曝光不对，想要第二天重拍。第二天重拍，孩子一点怨言都没有，其中一个小孩唱了20遍。“这件事情，让我很开心。”这些当年看到汉人和陌生人会躲的孩子，大方地面对镜头唱歌，对镜头没有陌生感，这对他们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梁俊说，“我相信，我们两年的工作是有改变的。”

把学校还给当地人

2015年夏天，所有支教老师都离开了新中学校，这所由支教老师接力教学13年的民办学校完全纳入到了当地教育体系中。岑桢不认为，他们离开学校是因为和主管部门有什么冲突，最多是理念上有差异。事实上，在他们2013年来到石门坎不久，除了这些支教老师，陆续有公派老师进入新中学校。他们并不对公派老师持排斥态度，相反当时新中学校的师资极其紧缺，最紧张的时候，岑桢和梁俊每周上的课时有40节之多。

说起学校被收编，岑桢还是有些不甘，但为了让正常教学持续下去，他们还是做了妥协，“否则受伤害的是学生，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学校终有一天要还给当地人。”

现在的新中学校是一所标准的公立学校，他们的学生还在那里上学。梁俊从以前的学生那里得知学校的改变，在山头唱诗歌是没有了，也不用每天写作了，老师更注重的是分数。学生有时候也对他们说，即便是写作，老师也会教给他们一些假的东西，这是他们以前最反对的。

梁俊说，“我们不反对应试教育。一定的标准是需要的。我们教写作，最终的指向并不是写作本身，是品格本身。如果写的字迹不清，或很乱，我们一定重写。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孩子的懒惰、急功近利和贪玩，在这方面，我们是严格的，要耐心。我们不是只看结果怎么样。我们也看到一些套话，在我们看来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梁俊和周晓丹现在住在重庆大学城，他们的孩子还不到半岁。每周，梁俊会去教一次吉他课，他说会把以前教孩子的方式，放在自己孩子身上。

回到上海的岑桢跟大学女友结婚，现在在一家幼儿园做男教师。岑桢说，他一度不想教城里的孩子，在他看来，这是两个群体，“现在看来，他们还是有更多相似的地方，我把山里的教学内容带到上海的幼儿园，把教学方法带到城里，我发现城里的孩子接受程度确实更快，他们很喜欢唱古诗的方法。其实孩子都一样，城里孩子甚至更需要这些，因为诗里的内容，对他们来说从来没有见过，但对苗寨孩子来说，这就是他们的生活。”

做了两年的公众号，很多人会在公众号上留言，说这个孩子该干什么，可以做什么。梁俊说，他们说的都对，“可是谁陪同他们？在他们退怯的时候，帮助鼓励安慰他；在他错误的时候，原谅他。这是实际的爱。而且我们对这个民族不太熟悉，太容易害怕退缩，这要付出几倍的努力。”

离开石门坎后，对梁俊来说，这一页也就翻过去了。但梁俊也承认，自己跟那里的情感关系一时半会儿还断不了，仅仅今年他就回去了四五次，“回去，实际上就是贪玩，也不是什么特别事情。”

岑桢说暑假回到村子的时候，村民看到他，就把他拉来，他们说着说着就哭了，“他们说，我们想你们这些老师。真不希望你们走。村民很单纯，他们想我们的原因仅仅是因为我们以前经常会来看他们，会对他们笑。”

“我答应过这些孩子，我会过来发喜糖，还要发证书——就是这本书《乌蒙山里的桃花源》。”岑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