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Logo
下载客户端

登录

  • +1

当我们老了,该如何照顾我们的父母

朱玲/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2017-01-06 08:45
来源:澎湃新闻
澎湃研究所 >
字号

【编者按】

外科医生阿图·葛文德在《最好的告别》中写道:我们没有好的指标来评价养老院在帮助人们生活方面的成功程度。相反,我们有非常精确的健康和安全评价体系。所以,你可以猜想到养老院关注的内容:他是不是瘦了,是不是忘了吃药了,或者是不是摔倒了;而不是他是不是孤独。

从这段话中,你可以看出,阿图·葛文德并不赞成机构养老。但在中国,机构养老正在蓬勃发展。高龄人口特别是病患老人的照料,已成为国家面临的一个社会经济问题。其中最棘手的恐怕是中年人逐渐步入老年,他们除了要照顾孙辈,还要照顾自己更加年迈的父母。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朱玲便是其中一员。作为卫生经济学研究者,养老是她长期关注的课题之一。

澎湃研究所授权转载了朱玲刊发在《经济学家茶座》的两篇文章,两篇文章的分界线是父母入住养老机构前后,朱玲从自己照顾父母的经历中感受到中国家庭养老的现实和难处:找到理想的养老机构、劝老人安心入住养老机构、机构养老的费用等等。本文是第一篇,谈的是朱玲为什么要送父母去养老机构,以及送父母进养老机构的经过。第二篇详见澎湃研究所“父母住进养老院之后”一文。

但凡讨论中国人口的老龄化状况,人们都会关注第一代独生子女将要面临的长辈照料负担。其实,首当其冲遭遇照料难题的,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生人。如何选择能够同时增进照料者和受照料者福利的方案,对双方都是严峻的挑战。对此,我作为“五零后”的一员已深有体会。以下所述,或可视为老龄知识分子家庭相机抉择的一个典型案例。

一.生活互助

我的父母都是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的退休教师。父亲生于1930年,母亲比他年长一岁。我是父母的长女,1951年生人;底下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分别生于1954和1968年。

2001年,父母来北京,与在公司就职的弟弟生活在一起。那年3月中旬的一天,在西安体院工作的妹妹专程来京,与我们齐聚中国照相馆,为父母的金婚纪念日增添了一份意外的惊喜。平日里只要我在京,每个周末都去接父母逛公园,时不时一起去听京剧或看美展。那时父亲腿部的静脉曲张致使皮肤变色,研究所同事推荐了一位中医,每隔十天半月,我都陪他去小庄医院见大夫。2006年,弟媳带着女儿自西安来京与弟弟团聚。母亲初显抑郁和健忘症状,不能适应家庭环境变化,数次哭求父亲搬离。正巧我居住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宿舍楼有位熟人迁往他处,咨询几位朋友后,我赶紧筹足资金将那旧房买下。简单装修后,我带队去青海藏区调研,便求助昔日同窗安排父母住进了烟台一家老年公寓。

两月之后,他俩带着阳光海风留驻的健康肤色回京入住新家,与我开启了“一碗热汤”距离的生活互助模式。每天中午和傍晚我都下楼与他们一同就餐,楼里的邻居都羡慕:“您到这把年纪还能吃上父母做的饭,多幸福啊!”同年,母亲确诊罹患阿尔茨海默症,父亲的腿疾也未见好。住地附近的二三级医院皆在两公里之内,父母几乎每周二都步行去见大夫。每当我出差,他们就代为收取信件刊物,还隔三差五替我浇灌室内植物。平时,我则有意采购他们因价格较高而排斥的蔬果、衣物及其他生活用品。周六或周日,我陪父母先去公园健走,再到弟弟家聚餐。一时间,家人团聚其乐融融。

2001-2011的十年,父母尚属“中龄老人”,我则渐入低龄老人阶段。双方体力和精力良好,各自生活独立又互相帮助,可谓上佳的合作状态。

二.失去平衡

仔细回想,父母在80岁左右的时候,身体功能就已显著下降。例如耳背,电视机音量越开越大,以至于听不见电话铃和门铃;又如,父亲行走愈益吃力,母亲渐次失去瞬间记忆和一些诸如扫地开锁之类的生活技能。为此他们随之减少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譬如不再外出听戏看话剧,也很少去参观美展,只保留了逛公园、去医院和买菜做饭的活动。为了弥补他们弱化了的功能,我选购了助听器、拐杖和手表式定位仪等辅助工具,并请一位小友给安装了无线门铃。

2012年冬,北京雾霾加剧。这对肺部纤维化的母亲和罹患慢性支气管炎的父亲,实属不利。他们有位中学时代的好友姓张,从鞍山移居海口多年,对当地自然环境十分称赞。2013年春,我与张阿姨取得联系。在她全家帮助下,妹妹为父母安排了妥当的住处。鉴于父母不喜接受外人照料,自当年秋末,我们姊妹俩便轮流陪伴他们在海口过冬,弟弟则在春节期间前往探望。那一年,父母的幸福感明显提高。海口气候温润、空气优良、蔬果鲜嫩、海产味美,他们还能时不时与老友同事相互串门,在双方子女的安排下聚餐聊天。到2014年春,父母还不愿回京。

2015年再赴海口,父母的心理和生理健康突发性下滑。第一,失去同龄社交对象。原住在400米开外的同事D老师因糖尿病足部腐烂,导致全身器官衰竭而亡。住在100米之外的张阿姨去世,父亲给他们共同的好友打电话报丧,不想对方竟已逝世一个多月。第二,身体功能江河日下。父亲静脉曲张引发小腿溃疡足部肿胀,施用各种方子不见好转。我请人做了血糖测试,还好指标正常。然而父亲已变得脆弱易怒,经常抱怨用药不对头。我和妹妹只能忍耐并相互约定,照料父母要尽力做到“防感冒、防感染、防跌倒”,对母亲尤其要“防走失”。第三,智力愈益退化。母亲的阿尔茨海默症又添狂躁表现,时不时哭闹一场。

父亲但凡有空,就凑在计算机前看信息或拿着手机用微信。母亲捧起书本,却只能念字而读不懂句子的意思,总是缠着父亲要下楼(我请人更换了门锁,她无法自行外出)。尤其是午休和半夜,反复念叨“文革时被学生戴高帽丢死人”。我让父亲打岔,他还不会,因此常被折磨得睡眠不足。我在陪伴父母之余,集中心神完成了一篇有关国有农场职工养老保险的研究报告,还给牛津出版社审读了一部书稿。妹妹就没有如此幸运了。3月12日,她陪父母搭乘南航班机回京,二老下不了舷梯。南航乘务员调用了升降机和轮椅,才把他俩运出机场。这一旅程不仅使妹妹的精力体力几近崩溃,也坚定了我另寻照料途径的决心。

三.相机抉择

3月伊始,我就连篇累牍地向父亲发送关于机构养老的资料和劝说信。他要么不回答,要么王顾左右而言他。此时我所在的宿舍楼大修,院里堆满建筑材料,楼里施工队来来往往,小区外的街道两旁乃至人行道上都停的是汽车。不少住户为了躲避施工噪音和种种不便,想方设法寻找临时住所。考虑到父亲的老友高伯伯住在西安一家老年福利中心,我就建议他回京见过大夫后,与母亲一起去高伯伯那里住上几个月。父亲立即通过视频抵制,根本不听任何解释,只是高声大气地喊:“先治腿!先治腿!”。见他自机场归来步履蹒跚双手颤抖,我就向他说明自己的判断:他和母亲均不宜再次旅行,只能入住北京及周边养护机构。父亲同意,视腿疾治疗方案而定。

3月15日上午10点,是弟弟约定的就诊时间。我们姊妹仨带上母亲,陪同父亲去望京医院血管外科见大夫。医生根据彩超片子诊断,父亲的腿部未见栓塞,这使我们都松了一口气。他还叮嘱,患者血液回流不畅,导致腿脚水肿和皮肤溃疡,消除症状的办法在于:第一,服用消炎药和利尿剂;第二,涂抹红霉素软膏;第三,覆盖溃疡部位并穿上弹力袜或像士兵那样打绑腿;第四,每日活动腿部一小时,高抬腿休息;第五,绝对不可泡脚。父亲腿脚肿的厉害,弹力袜肯定穿不进去。妹妹和我对望一眼,仅打绑腿一项,我俩就谁也干不了。

此前,我们姊妹仨就已分头考察京城的养老机构。从医院出来,妹妹和我立即开始新一轮走访。我提出的机构选择标准,一是具有可靠的医疗条件,能够提供基本的健康维护服务;二是入住者大多人文素质良好,有助于同龄老人交往;三是交通方便,有利于亲属探视;四是性价比较高,我们的家庭财务能够承受。这样,我们首先排除那些索要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元入住押金的机构。无论其所处区位多么优越,照料理念多么前卫,设施多么先进,预定的目标群体都是高收入者,我家显然不在此列。其次,排除未包含医疗服务的机构。有家距离我住所5公里左右的养老院,环境幽静设施簇新。自理老人入住一室一厅的房子,连吃带住每人每月交费4000元。子女若有北京户口,每人入住押金2万元。如果想退房,押金全退,费用按日结算。可是此处不提供医疗服务,对于半自理和全自理的老人也是如此。养老院周围都是汽车维修店,哪怕是老人罹患小病,也需家属前来陪同自行就医。这样的机构,不过类似老年旅店而已。

此外,我们还不得不放弃需要排队入住的机构。3月19日,施工队将在我居住的宿舍楼入户更换厨房和洗手间水管。若不能将父母安排妥当,他们在室内磕绊的风险无疑陡增。有家社区内的护理院可谓条件理想,但排队已有500号。又联系了一家三环边上的医养结合机构,其床位费相当于社区护理院的一倍,还仅余阴面的房间。根据经济所一位前辈同事的建议,我和妹妹于3月16日驱车前往燕郊一家大型养护中心考察。

那里的自理区已满员,仅半自理区有房。一室一卫的标准间面积36平米,朝阳的大窗户使得室内明亮宜人。两张卧床均可遥控起降并设有护栏,天花板上嵌有滑轨,用于完全失能老人的挪移。电视、呼叫器、网线接口齐全,还有活动餐桌和饮水机。宽敞的卫生间内设有安装智能洁身器的马桶。入住者的营养配餐均送入室内,洗头洗脚洗澡洗外衣洗被单和打扫房间也都由护理员做。每层楼厅附设24小时值班站,就医由护士引领,体检也无需家属操心,轮椅或病床可直接推入大约200米以远的三甲医院。楼下大院设有门诊部、超市、阅览室、健身馆等服务场所,院内面积和平整的散步道远非一般居住小区可比。这家养护中心的收费,低于京城同等条件的机构。从我的住地驾车前往,无堵车情况下单程大约一小时。我和妹妹都觉此地可心,当即为父母填写了入住信息表。3月18日,我们姊妹仨就把父母送入了养护中心。

四.心灵风暴

安排父母入住燕郊的养护中心,并非仅仅出于经济选择,其中充满了多种因素的权衡和家庭社会伦理的冲突:

第一,母亲从来视养老院为畏途,乍一听我和妹妹的建议就大哭起来:“我生了她(朱玲),为她做这做那,她却不要我了!”还是父亲一番劝说,才阻止了母亲继续把我推向道德泥坑。

第二,父亲对养老机构的心理价位底线,就是他和母亲每月各4000元的退休金。他们学校向80岁以上者每人每月发放100元老年补助,逢年过节还给少许礼金。就医疗照料经费而言,他俩每人每月领取60元门诊费,只有大病住院,才可报销部分费用。因此,父亲频频强调量入为出,不愿购买专业照料服务。我只好算了一笔帐,他才更加清楚,这么多年自认为花销不大,完全是因为我支付了所有大项支出。然而,却由此得出相反结论:“那我们更不要去高大上的地方了,让你花那么多钱我们心疼!”我这才深刻理解什么叫“苦口婆心”:“您俩现在的情况,就是每月花个万儿八千的,也不一定能请到称职的保姆,何况我还得管理保姆!”父母在其学校的住房一无个人产权,二是在校内流转也卖不出价去。3月17日,我陪父亲去银行清理他们的账户:活期存款大致足以交纳养护中心的押金,固定存款共计40多万元。我便再劝:“如果养护中心不涨价,您俩每年除了养老金,大约需补10万元。四年后您和妈都过了90岁,我们姊妹仨分摊资金缺口,我担大头,可以吗?”父亲苦笑:“那我的生命也就该走到尽头了!”

第三,脱离家庭带来的孤独感。入住养护中心那天,父母在弟弟跟前哭了一场。我到家就给父亲发短信,请求他和母亲观察邻居的生活状态,安心享受专业照料服务。对此课题组有位同事评论:“总有割舍不了的感情,人生自古伤别离”。父亲也短信回复:“慢慢适应吧。我哭是你们要走了,心里一阵凄凉感”。他认为,那位同事的评论很正确。其实,我曾想过带着父母一起住养老院。可是考虑到自己依然衷情实地调查基础上的经济学研究,还能享受项目团队思想碰撞的快乐,就放弃了这一设想。只要我们姊妹仨都在北京,可以做到隔天有人探望。即便我不能或不想开车了,乘公交往返也不大困难。

次日上午父亲即发来微信:“这里服务相当好,昨天今天已换药两次,很专业。今日到大厅才有微信。王亮(销售员)把小椅子(助推车)升高了,不愧是东北大学毕业的”。七天观察期结束,一位好友陪我去养护中心签约。我们一出电梯,就见几位老人坐在值班台前的沙发上聊天。从居室名签得知,这一楼层年龄最轻的78岁,最年长的95岁。与父母聊天时,恰逢医疗团队查房和大夫率领护士给父亲换药。大夫打的绑腿自然紧实,老父的伤口也不再淌水。父亲介绍,他俩只要走出这座大楼,就有护理员跟随。出门前登记,外出时间不能超过半小时。他和母亲对这里的食宿和服务非常满意,特别喜欢热心帮忙的销售员小王。

护理部给我看了父母的医学观察记录和3月23日的体检结果,以及据此所做的健康评估报告。父亲因腿疾、脑内多发梗死灶、心脏一度房室传导阻滞及右束支阻滞,评级为半自理。母亲则由于双侧侧脑室周围和基底节区多发梗死、老年性脑改变和心房颤动评级为全护理。这样,母亲的住宿和护理价格定为每月6800元,父亲的费用定为每月4000元。由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为养护中心的协议机构,我们经济所人事处和院老干局出具了入住介绍信,养护中心方给予5%的价格优惠。每月应交费用为10800元*0.95=10260元*12=123120元。父亲的医疗押金为3万元,母亲的提高到5万元。餐费另计,每人每月1200元,需办卡充值。食宿和护理的总费用为151920元,平均每人每月6330元。房间开通网络需交费,趸交一年600元。电话安装费为6元,电话费另交。总费用虽不低,但于我而言性价比足够高。

3月27日,我的姨表妹和丈夫一起去养护中心探视。父亲发来微信,称“相谈甚欢”。表妹传送了几张照片,父母的学生从微信上看到他俩开心的笑容,赞道:“夕阳里的灿烂,灿烂中的夕阳”。我的亲友同事察看医生护士为老父换药打绑带的照片,同样竖起大拇指。至此,我也能睡个安稳觉了。

(2016年3月29日,北京)

(本文转载自《经济学家茶座》总第72辑,原题为:“低龄与高龄老人的合作与冲突”)

后记

短文是今年(编注:2016年)3月底对家事的一篇总结,写好后发给了《经济学家茶座》责任编辑詹小洪,昨晚看到了刊物出版的消息。我之所以会连篇累牍地记录这些,一是为了纾解自己的心理压力;二是考虑到,这些文字或许对同龄人有些许参考价值;三是出于自己的专业习惯。

父母入住养护中心后,我和妹妹一起装修了他们原住的套房。今年9月份,妹妹妹夫迁入,我几乎每天去她俩那里享用午餐和晚餐。周末,弟弟一家和妹妹的女儿一家还来聚餐。此间大家或多或少地认可,当下对父母的照料安排带来了整个扩展家庭的福利最大化。昨天妹夫还问我,十年前接到母亲罹患阿尔茨海默症诊断书的时候是怎么想的。答曰:我的心一下子落入深渊!因为做卫生经济学研究时看了不少健康知识读物,知道这是一个无法逆转的病症。越到后期,患者失能越多,承担照料工作的亲属越痛苦绝望,陷入抑郁症的亲属不在少数。我的办法,首先是遵医嘱,让父亲带着母亲定期去附近的煤炭总医院见老年科大夫,特别是敦促母亲按时服药。其次,每周陪伴他俩去公园健走一次,平时让父亲带着母亲购物做饭,以便尽可能保持自理能力。最后,我自己通过银行做长期性投资。

拿到诊断书的时候母亲的意识尚清醒,一看每月的药费2800元左右就不干了:“你让我死!你让我死!”我劝道:“谁也不能决定你的生死,这得顺其自然听从天命。我们需要你,老爸更需要你!这个价钱我付得起。咱们只要每天服药,就可以延缓病情的恶化,十年之后你就奔九十去了,就算完全糊涂了,又有什么关系?你这会儿不吃药,病情很快恶化住医院,非但我可能倾家荡产,弟弟妹妹他们两家也没法儿过好了!”母亲听后安静下来,大致服从父亲的照管。最近一年她的状况如此迅速恶化,事先我也难以想象,但至少还有些心理准备。可见,健康知识的普及对于每一个家庭都至关重要。

进一步讲,既然我家的案例在人口老龄化时代已非个别,比我收入低的还大有人在,高龄人口特别是病患老人的照料,实质上已成为国家面临的一个社会经济问题。这一领域,迫切需要公共政策的介入。今年6月,我与一位德国同行聊起这一现象,称赞那里二十年前设立的长期照料保险。他说,德国至今并未完全解决高龄老人照护难题,我们这一代对人口老龄化都还没有做好准备。当然,这也是社会科学存在的意义,因为研究领域必将随着新问题的出现而扩展。

朱玲 2016年10月23日

(以上文字经授权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官网)

    澎湃新闻报料:021-962866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1
    收藏
    我要举报

            扫码下载澎湃新闻客户端

            沪ICP备14003370号

            沪公网安备31010602000299号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