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住进养老院之后

【编者按】

这是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朱玲谈送父母进养老院的第二篇文章。第一篇文章详见澎湃研究所“当我们老了，该如何照顾我们的父母”一文。

【作者按】

2016年3月，我在为老父母签约养护中心的那一刻就深切体会到，老龄化时代亟需匹配长期照料保险制度，以便分散单个家庭及个人承受的财务负担。以前做养老保险研究时就知晓，这一制度在德国被纳入社会保险，在美国则以商业保险的形式出现。2016年11月初我去纽约开会，恰好遇到一位从事高龄慢性病患老人护理的朋友，交谈中了解到有关美国低收入病患老人照料的信息。美国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联合出资，通过医疗援助项目（Medcaid），为低收入病患老人提供了可谓无微不至的照料。据此，我为《茶座》第74辑撰写了一个短篇案例报告。11月下旬，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组织青岛考察，我从一位副市长那里获知，青岛市已在人均两元的筹资水平上，建立了长期照料保险。可以设想，这一有益的尝试将会通过制度推广，惠及全国老龄人口。

一个在财务上可持续的社会照料保险，只能给付“经济型”的照料费用。如果受照料者及其家庭选择“舒适型”甚至“豪华型”，那就需要购买附加照料保险；或是自掏腰包，直接支付超出基本水平的费用。目前，中国的长期照料保险制度虽然还谈不上建立，养老服务市场却已蓬勃发展，而且出现了明显的市场细分，这就给了家庭和个人更多的选择余地。一位西大好友看了《合作与冲突》一文，专门找我来讨论“五零后”的养老问题。经历计划生育政策的“五零后”，不可能像自己的父母那般，进入高龄阶段会有多位子女照顾，因而不得不未雨绸缪。我俩在以下几点达成共识：第一，75岁就考虑进养老院，免得人到高龄连自办入院手续都困难。第二，好朋友结伴而去，方便社交。第三，先去苏杭一带的养老中心，争取获得性价比高于大都市的优质服务。第四，到衰老阶段回北京，住社区养护中心。原因是，她的孩子在京工作，我的亲朋好友也多在北京。第五，现在就开始，为选择机构养老做财务准备。

走出大都市养老，对家庭和个人而言都堪称最经济的选择。然而在以往的三十多年里，机会和人才源源不断地向大都市集中。老人为了追随子女，也不得不奔向大都市。与此同时，还有一些老人选择迁往都市边缘的养老机构。与异地养老相关的人口迁移，已成为常见现象。与此相伴的难题也随之而来，第一是医疗费用不便结报。例如，我母亲六月份的住院费用，是妹妹拿到咸阳办理报销手续的。报销比率大约相当于实际支出的1/3，所得报销款尚不及北京至西安的高铁往返票价。若非妹妹家居西安，我们注定会放弃报销的。第二，都市空巢老人的房产处置，与户籍捆绑的福利安排相冲突。在燕郊这家养护中心的京籍老人当中，有的由儿女代管原住房的出租事务；有的卖掉自己的住房，把户口迁到了亲戚家。倘若把户口迁入河北省地界的养护中心，他们就不能享受北京的老年优惠了。其实，无论他们怎样处置原住房，都既可充实自己的养老财务，又能为北京增加住房供给。市政府只消回应他们的需求，即可收获一石二鸟的成效，又何乐而不为呢？父母的一位邻居听说我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声音马上高起来：“你们能影响国家决策，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反映上去。户口这件事影响老年人的福利，给我们放在原来的社区派出所也行啊！”

当然，机构养老并非高龄老人唯一的选择。何种选择最优，取决于老人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自身的财务和健康条件以及居住偏好。我在《德国高龄老人怎样生活》一文中（《经济学家茶座》第64辑）提到的Bergmann教授，人到百岁仍生活自理。2015年，他依然独自参加社会政治活动，还单独去往以色列，接受亲朋好友为他举办的百岁庆典呢！

父母入住河北燕郊的一家养护中心已有七个多月。此间平静中又频发危机，我们整个扩展家庭不得不相机应对。决策的原则，是财务约束下的家庭福利最大化。

一、创造辅导期

父母脱离家庭接受专业化照料，意味着与熟悉的生活方式告别。我们做子女的也随之做出调整，有意为他们创造了一段辅导期。首先，通过定期探望满足亲情需求。弟弟最初反对送父母去养护中心，但眼见短期内别无选择，还是主动帮助他们适应新环境，每周探望两次甚至三次。在父母把养护中心视为自己的家以后，改为周六下午带着妻女去一次。我则周三或周四前往，以保证父母每周至少有两次探望。弟弟送柑橘，我送衣物或其他生活用品，并分别陪同他们在院子里散步。妹妹回西安检查和调养身体月余，时不时给父母打电话问候。

其次，与护理人员建立联系，及时为父母排忧解难。养护中心为了规避风险，规定半自理区的老人必须由护理员陪伴才能离开住宿楼。父母所在的楼层护理员与老人的比例是1:5左右，最初规定每人每天外出半小时。这对习惯于户外散步的父母而言，不啻是失去自由。我立即给护理部打电话，一是强调：母亲罹患阿尔茨海默症，户外活动过少会加剧情绪狂躁；二是表明，只要天气正常，就让父母户外活动一小时，我愿为护理员的额外工作负担支付附加费用。护理主管请示高管后答复，同意我的请求，护理部将改革原有制度，因而不会加收费用。此后，我与销售员、护理主管、护士站、营养师和父母的护理员都建立了电话及微信联系。没承想，这些联系很快就派上了用场。

5月31日，母亲深夜头晕呕吐。父亲按响床头呼叫器，养护中心的医生和护士迅速到场。医生给母亲测了血压，低压100、高压170。鉴于她平日低血压，就给服用了降压药并辅助吸氧。次日清晨我和妹妹抵达，护士又来测血压，母亲的指标值降到90和130。根据医生建议，我们陪母亲去了200米开外的医院。见过心内科大夫，即送她住院检查。由于母亲几乎一分钟都离不开父亲，住院部同意让他陪住。妹妹带着母亲逐一完成检验项目，我则交费办手续，还与护理主管敲定了后续措施。午前，养护中心两位护理员把饭菜送到病房，并给带来卫生纸和餐巾纸。她俩十分亲切：“姐姐，还需要啥就告诉我们，下午送饭时给你们带过来！”

弟弟接到我的电话于正午赶到，当日留住养护中心，很快为母亲聘用了一位病房护工。下午6点左右，父亲短信报告，母亲血压稳定在80和120。6月2日，我和妹妹再次驱车前往燕郊。弟弟告知，母亲这次血压突然升高是由颈椎病引起的，此外还有心动过速问题；一早见她无大碍，即通知住院部办理出院手续。回到父母的住宿楼层，大厅里聊天的护理员和老人都迎上来问长问短。母亲愣在电梯前什么也答不上来，父亲和我们姊妹仨就连连道谢。进入房间，母亲喜孜孜地东张西望：“可回到自己的地方了！”父亲则赶紧掏出手机上网：“看，看，积攒了多少信息！”我和妹妹到家即收到父亲的微信：“午睡起来后，刘大夫主动带护士来给我换了腿部的药。剧大夫送来你留下的药（住院部为母亲开具的补钾片），小樊（护理员）给你妈洗了澡，又把我们的薄被换成新的，把旧被拿去洗，我真有回到家的感觉。”至此，弟弟对父母的照料方式也就不再持反对意见。

二、关注隐患

母亲出院后，体力逐渐恢复但智力继续下降。进餐时她从不专心，总是边吃边玩拖延吞咽。到护理员回收餐具时，她往往还吃不完。护理员若有空，就给她喂饭。否则，父亲只好快快吃完给她喂。不过，母亲肢体灵活，乐意社交。护理员每天都带她跳健身舞或听别人聊天，到饭点儿就送回来。父亲说，邻居送她回房也是常事，因为她不认门，看见楼道里谁家门开着就进去了。养护中心的医疗团队每天都给父亲换药，先后有四位医生不厌其烦地给他打绑腿。进入7月，他的腿部肿胀已消退，每日除了奋力健走，就是拿着手机或iPad玩儿得不亦乐乎。

父母融入养老社区，我们姊妹仨的日子也重返正轨。妹妹帮我张罗装修了父母原住的套房，于端午节前回西安。暑假她与刚退休的丈夫一起旅游甘肃青海，8月底来京入住已充分通风的装修房。这样，我下楼便可改善伙食。弟弟照常上班，周末携妻女往返燕郊途中常到我们这里歇脚。妹妹的女儿女婿都在京工作，也来聚会并享用陕西面食。从端午节到中秋节，我率课题组完成了甘肃、内蒙和新疆农场调研，还参与了世界银行的全球贫困研究咨询委员会的活动。

9月9日，这般平静的日子再次被打破。父亲来电话说，护理员发现母亲起身和走路总往前栽，医护团队征得他同意，就送母亲去医院就诊。大夫要求做CT检查，母亲却挣扎不已，根本不予配合。为了检查脑部、腰椎和双胯，护理组长小王双手固定母亲的头部和腰胯，协助完成了CT扫描。不想母亲起身就咬了他的手，还手脚并用踢打，幸被小王闪过。我先让妹妹妹夫带了月饼去向小王致意，随后自己去找父母的责任医生交流。在向医护团队表示感谢的同时着重说明：第一，母亲于3月和6月做过两次CT扫描，9月是第三次，以后不再体检。原因在于，从她脑部检查出多少病灶都治不了，这是医学界的共识。她年龄过高容易骨折，腰腿查出毛病也不能治。加之她还有房颤（心率失常），挣扎中出了意外岂不更糟？第二，人到高龄，重要的是安养，大折腾相当于找罪受。如果患大病，不必再治，顺其自然，听天由命。如果得小病，最好也用安宁疗法，优先使用有助于减轻痛苦的药品。第三，父母在护士站留有预嘱，申明病重时不做破坏性抢救，去世后遗体捐献医学研究。还请医护团队在他俩遭遇不测之时，遵从老人以往的意愿。责任医生听得一脸惊愕，但也表示认可。

那以后的两周里，母亲总在凌晨两三点钟起夜，父亲照顾她如厕后就再也难以入睡。我让父亲暂且用安眠药应对：第一，每晚8:30自己服用一片，争取9点入睡。照料母亲起夜后，再小憩一次。第二，每天中餐前给母亲服用一片，以便保证两人都能睡好午觉。国庆节前去探视，父亲还说这一招顶用。可是，节日下午我就接到叔叔转来父亲的微信，一颗心顿时坠入深渊：“老伴失智，是很折磨家人的，我已经86岁，希望得一个能够猝死的病。”赶紧抓起电话拨到父亲住处，得知母亲躁狂升级，闹得父亲昼夜难眠，熬不住了！我表示，马上联系养老中心销售部和护理部，为母亲购买“一对一”护理服务（简称专护）。父亲却不置可否：“等你来了再说！”

放下电话我就给销售员发送微信，请求为母亲安排专护，争取节后办手续，还希望能把父母安排在紧邻的两个房间。对方即刻答应节后安排。接着我又给护理主管发了微信，麻烦她安排护理员关照母亲进餐、如厕和起居，尤其是回应父亲夜里的呼叫器求助。主管也迅速应承做重点护理，并留心换房事宜。我马上把信息传递给父亲，叮嘱他干不了的事情不要勉强，按呼叫器请护理员帮忙便是。他在电话那头为母亲的状态痛哭起来，既舍不得与她分开，又担忧费用因新的安排翻番。

我细细地劝解：第一，您自己若累垮了，母亲这笔专护费用还得出。第二，您若先于母亲而去，她的状况将更糟。第三，两月前卖掉了您二位在咸阳学校的房子（无所有权），得款18万元，加上存款和退休金，差不多能支付3年，那以后我带着弟弟妹妹补差额。此外，又给他讲了些案例，说明照料病人的底线，当为照料者不被病人拖垮。父亲听后终于平静下来，但还未接受专护服务方案，要求再观察一段。

10月3日我去燕郊，护理员提到：“奶奶今早吃鸡蛋噎着了，其实鸡蛋清块儿不大，可她最近经常吃东西不嚼，我把大头菜丝儿都给她挑了出去。”我一听，立即给护理主管和营养师发微信，说明母亲咀嚼功能严重退化，需要跺碎的饭菜，麻烦她们尽快通知厨房。营养师随即回应，从次日起，给母亲的煮鸡蛋改为鸡蛋羹，其他食品全剁碎。于是我就安心地带父母下楼晒太阳，让他俩坐在长椅上，听听购买专护服务的理由。

父亲不同意：“你妈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她，现在不能分开。”我解释道：“我妈的病情恶化速度和状况难以预料，趋势必然是每况愈下。您对自己能力的想象高达两米，可实际能力只有一米，以后照料她还需要您具备更高的能力，怎么办？这个缺口只能请专护员来弥补。”我站在他俩面前连说带比划，引来一位笑嘻嘻的胖大妈：“让我也听听行吗？”她听明白了就热心劝解：“先把房子登记上吧，真要是用不着就退了呗！”父亲有点儿不好意思，同意先预定两间房，等母亲不再认识他的时候就搬迁。

三、把握“局点”

观赏奥运赛事的时候听到“局点”一词，觉得它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把握关键时机的重要性。父母事故频发的时候，即预示照料方式转变的“局点”来临。自10月4日始，母亲每天都出事。先是腰椎间盘膨出以至寸步难移，接着是餐后喷吐，最终还滑倒在卫生间。父亲屡屡按响呼叫器，医护团队每次都到场查看并立即清理房间。这一下，不用我再费口舌，父亲就同意购买专护服务了。医生怀疑母亲脑溢血或脑梗，几次建议做“脑CT”检查，父亲坚定地谢绝：“我女儿不让做”。此间我打电话请教西大好友，因为她亲见自己父母的脑溢血症状。讨论之后，我再次给父亲打电话强调，以后遇到任何情况都按以下原则办事：睡不着就吃安眠药，疼痛则服止疼片，不检查不治疗，争取维持良好的生活质量。

4号午后大雨倾盆，弟弟和妹妹两家搭乘的飞机刚落地首都机场（他们去福州参加我外甥女的婚礼），我就打电话让弟弟去养护中心。妹夫到家换上厚衣服，就与弟弟一起驱车前往，给了父亲莫大的精神支持，还扶着母亲在楼道走了几圈。直到假日结束，他们两家天天有人去燕郊。我再次联系销售部和护理部，说明尽快购买专护服务的决定。10月6日，护士站来电话告知，自当天起为母亲配备专护服务。6~7日两晚，暂且在父母房间为专护员添加一张折叠床。7号早上的电话里父亲报来好消息：第一，头天晚上母亲起夜，护理员给照顾如厕，事后母亲睡得很好。父亲虽然听见但未起身，所以也休息充分。第二，雨天降温，他们都加了衣服。我把信息发到家庭聊天群，妹妹回应道：专护员入住后父亲心情大好，一大早打电话要她代买彩票。我的课题组伙伴得知消息打趣道：“守望彩票，乐在其中”！这下子，我们全家都轻松起来。

10月8号是节后第一个上班日，养护中心销售员午后发来短信：七层有两个相连的房间。我马上回电话表示，立即去给父母搬家。当我和妹妹妹夫抵达时，三层的几位护理员已把所有的零碎物品整理妥当。人多力量大，一会儿就把父母原住的房间清空了。趁着妹妹妹夫安置新房间的当口，我跟闻讯赶来的销售员一起去补交差价。房间调整后，父亲仍为半自理，单住一间房，每月费用5800元。母亲和专护员同住的房间带阳台（两间房经阳台相通），按一对一护理和套间计算，每月费用15700元。打九五折后，两人每月住宿加护理的费用为20425元。与原先的费用（10260元/月）相比，增加了99.1%。

父母搬到七层后，三层的老邻居们让护理员陪同，先后上楼看望。这份友情让父母深受感动，也使他俩更加喜爱养护中心的环境。母亲很快适应了一对一照料模式，父亲也从中享受到“福利溢出”。专护员小马来自黑龙江省七台河矿区，笃信基督。她认为，自己虽因煤矿效益不好到养护中心打工，也是“主”让她来做善事，所以一定要全心全意把老人护理好。小马把我母亲的房间和衣柜整理得井井有条，无论是给老人洗澡、穿衣和喂饭，还是梳头洗脸剪指甲，都是边做边抚慰。晚上照顾母亲起夜如厕，白天陪她参加健身活动或是到户外散步晒太阳。午休时分母亲常常亢奋，有时安眠药也失效，小马便耐心地陪伴。她在照顾母亲进餐或外出时，还顺便关照了父亲。给母亲换洗衣服时，把父亲的也带上。10月下旬，母亲的健康状态明显好转，看到小马就笑逐颜开，一见家人来探望还高兴地拍手。父亲觉得，小马一心向善，承接了他所有的负担，命我给护理部写了一封感谢信。

父母入住养护中心的经历让我体会到，第一，规范的专业化照料服务无疑有益于高龄老人安养；第二，高龄老人需要家庭和社会给予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全面支持；第三，作为高龄老人的家属，我们也需要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相帮助和其他社会成员的支持。养护中心和医院员工的热心服务给了我父母足够的安全感，也温暖了我们的心。在当今中国，我家的案例已非个别，比我家收入低的群体又当如何？高龄病患老人的照料，已成为国家面临的一个社会经济问题。我曾与一位德国同行聊起这一现象，称赞那里的长期照料保险。他说，我们这一代对人口老龄化都还没有做好准备，德国也未完全解决高龄老人的照护难题。当然，这也是社会科学存在的意义，因为研究领域必将随着新问题的出现而扩展。

（2016年10月29日，北京）

（文章经授权转载自《经济学家茶座》总第73辑。原题为：“父母照护中的相机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