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国之恋

Sophie Ibboston

母亲童年时的照片，我只见过一张：黑白照片中，一个天使般的金发女孩穿着棉布背心裙，坐在花园里的一张野餐毯子上。

照片拍摄于1950年代中期一个炎热的夏日。在英国乡间的花园里，恐怕每年都能拍出成千上百张风格相似的照片。但这张照片并不是在英国拍摄的，而是在斯里兰卡。当时，斯里兰卡已独立近10年时间，也不再使用其作为殖民地的名字“锡兰”，但英国的官员、商人和茶场主们已经在这座印度洋的热带岛屿上安了家，尚未收拾行囊、回到他们亲爱的老不列颠——那陌生的故乡在半个世界之外，灰暗、遍体鳞伤，仍因二战余波深陷萧条。

镜头之外的某处想必坐着我那迷人的外祖母，如今她80多岁了，却仍能以优雅的风姿引人注目。当年她大概只有二十四、五岁，她那富有光泽的完美皮肤和鸦黑色的浓密长发看起来像是好莱坞明星。对她而言，生活就是无穷无尽的欢宴：在芒特拉维尼亚酒店（Mount Lavinia）和加勒菲斯酒店（Galle Face Hotel）参加聚会，在努沃勒埃利耶（Nuwara Eliya）的希尔俱乐部（Hill Club）用下午茶、喝鸡尾酒，或者在康提悠闲漫步，沿着湖畔、穿过植物园。年轻貌美，又是英国人，这样的身份允许她过着梦幻般的生活，而仅仅几年前，这样的生活还是不可企及的。

1932年，我的外祖母出生于英格兰，在五姐妹中排行第四。姐妹们的父亲是一战期间的皇家空军飞行员，当时人们还没有意识到飞行中供氧的重要性，他因肺部严重损伤而饱受折磨，在女儿们年纪尚小时就去世了。女孩子们在教堂唱诗班服务；1939年9月，战争再次打响了，不过她们生活在牛津郡的乡村社区，幸运地免于疏散和分离。外祖母聪明又善于言谈，在当地一家文法学校里过得如鱼得水，但她缺乏来自家庭的金钱支持，上大学总是没有指望。这样，一桩合适的婚事，比如嫁给当地的律师、医生或者牧师，对她而言就相当富有诱惑力了。

然而，生活总是变幻莫测，而且往往不如人意。18岁那年，外祖母感染了肺结核，尽管当时已经发现了抗生素，青霉素却还没有得到广泛使用。于是，她所谓的诊疗方案不过是在疗养院中无休止地住下去，后背上还多了一条一英尺长的切口，方便医生吸取肺部积液。这道伤疤至今仍留在她身上。

只有少数几个亲友可以去医院探望外祖母，她的日子一定漫长又孤独。不过，Jeff的出现给了她些许安慰：他是位工程师，爱打曲棍球，是她的姐夫在牛津MG汽车公司工作时交好的朋友。Jeff名义上是爱尔兰人，不过可能这辈子从未踏足故土；他不久前才来到英国，身上还带着一种活泼调皮的幽默感。

Jeff出生于加尔各答的一个英国军官家庭，当时印度还是大英帝国皇冠上的明珠，因此他能讲出许多精彩的故事——有些故事甚至还可能是真的。故事里充满了托钵僧和王子，大象和老虎，穿纱丽的女主角和在阴影中穿行的男主角。故事的背景呢，则是积雪的喜马拉雅山、土灰色的平原、恒河畔的圣城，当然，还有加尔各答，欢乐之城。对于外祖母这样缠绵床榻、从未有机会旅行的十几岁的姑娘来说，这些故事都有着无法抗拒的魅力，而讲述这些故事的人也同样有无法抗拒的魅力。

外祖母痊愈了，嫁给了Jeff，不久生下了我母亲。不过1950年代的英国荒凉而消沉，Jeff渴望回到印度次大陆。当他得到科伦坡的职位时，他迫不及待地抓住了机会，带着妻子和小女儿乘船上路了。

20世纪大部分时间中，从英国到亚洲的航线都要经过苏伊士运河；然而他们赶在1956年出发，正是苏伊士运河危机发生的年头，冲突不绝。如果换作别的时候，船员和乘客们一定会在埃及下船观光，现在则不可能了；他们终于进入红海开阔的水域时，恐怕都大松了一口气。余下的行程虽然漫长，却也波澜不惊：航船沿着印度西海岸向南行驶，最终驶入一座喧嚣的港口，当年它是斯里兰卡的首都——今日依旧如此。

科伦坡是我外祖母首次踏足亚洲之地，也是我与亚洲的第一次真实碰触。12岁那年，我与父母乘飞机从伦敦直飞抵达，显然与外祖母的船有些许不同，但我至今仍记得那种兴奋、炎热和嘈杂，以及汗水与香料混杂的辛辣气味。我们坐出租车穿过拥堵的交通，抵达肉桂花园区（Cinnamon Gardens），那是我的外祖父母最初安家的地方；走过沿海的城市公园加勒菲斯绿地广场（Galle Face Green）时，一路躲避着空中飞窜的板球；最终，我们驻足饮茶，在代希瓦勒城南的芒特拉维尼亚酒店，它不复旧日辉煌，却依旧优雅。

我二十岁出头时曾去伦敦上议院参加招待会，期间不由得再次被唤起了关于芒特拉维尼亚酒店的记忆。当时，一位名唤Mango太太的老妇人站起身来，她已经鹤发鸡皮、但依然热衷社交；在确保吸引了全场人的注意力后，她开心地讲述起自己在酒店游泳池里裸泳的故事。她把种种细节讲得毫无遗漏，大家都惊呆了。几天后，我把这桩趣事讲给外祖母听，她说自己并不认识Mango太太，但也露出了诡秘的笑容：恐怕Mango太太并不是唯一一个曾在池中裸泳的年轻英国女人吧。

在科伦坡短暂驻留后，外祖父母移居康提，那是斯里兰卡古代诸王的最后一座都城。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逐渐紧张，彼此也很少见面，但康提是湖畔城市，周围又有许多热带种植园和康提高原的山丘，它比科伦坡更富绿意也更洁净，总体而言要舒适得多。当时，《桂河大桥》剧组正在康提拍戏，外祖母有天偶然在王后酒店（Queen’s Hotel）遇见了演员杰克·霍金斯，此后就不恭地将自己的腊肠犬命名为“嚎金斯”。

康提有一个大而活跃的外国人社群，颇不寻常的是，他们融进了僧伽罗上流社会。高尔夫课程和会员制俱乐部或许还属英国男人独有，但英国女人也无法加入其中，因此年轻一代往往选择其他社交场合。

在许许多多英俊博学又富有异国魅力的年轻男士中，有一位格外出众，他名叫Alexander Gordon Wanniarachy。他出身于彻底英国化的僧伽罗贵族家庭，是家里的独子，曾在加勒城的一所天主教男校接受正统教育，不但学习过拉丁语和希腊语，还精通梵语和巴利语。当时，他管理一片广阔的茶园，他的领地位于努沃勒埃利耶的绵延群山间，在康提稍北方向。他开一辆软棚顶跑车，在城市与自己的领地间穿梭来往，让他看起来愈发潇洒。

我从没问过外祖母他们究竟如何相遇，或者何时初吻；或许我永远不会问出口。有些回忆还是留给她自己最好。重要的是，诸神——无论是佛、印度教主神们还是上帝，都已经赐予他们恩惠：在大英帝国分崩离析之际，这两个人恰被命运抛在了一处，在帝国孤远的边陲。

就这样，一个爱情故事开始了，一段婚姻也开始了，这段婚姻持续了50余年，直到2014年初春Gordon去世。

据我所知，我母亲那张安闲坐在阳光下的照片拍摄于Gordon的茶园，就在小别墅的花园中。丰茂的热带植物、艳紫红色的叶子花，花园一定犹如人间天堂。园中一定还种着红色的天竺葵；几十年过去了，每次闻到一点天竺葵的香气，我母亲仍会立刻沉陷回忆之中。

那座花园无疑是外祖母与Gordon的避难所，从那时起，他的身份就成了我们的“外公”。他们俩都饱受不谐婚姻之苦，不久后双双与原配离婚，又因种族不同遭到非议：这些事情总是会惹人嚼舌的。而这片花园位于山脚下无尽的茶树之间，又有朋友陪伴，是他们可以退居的安全之所。我有一张当时的照片：外公与两位英国客人和他信任的若干下属一同坐在别墅外，浑身散发着安静而自信的气息。他心情愉悦，并充分掌控了自己广袤而安静的领地。

19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斯里兰卡发生了一系列变故，正是暴力的前兆。僧伽罗人主持的政府推行了有争议的法案，对身为少数族裔的泰米尔人大为不利。人们发起了激烈的抗议活动，一位极端主义僧侣刺杀了班达拉奈克总理，有人蓄谋政变。斯里兰卡不再是世外桃源了。

外祖母与外公预见到了继续生活在斯里兰卡的风险：风暴将至，他们的生活可能陷入崩溃。带着两个不满五岁的女儿，风险就更高了。外祖母带着孩子们远渡英国；由于斯里兰卡政府试图约束资本外流，不允许携带100英镑以上的财产出境，外公只好尽量把财产打包进茶箱运往英国，然后同样登船开始新生活。产业，父母，心爱的狗儿和朋友们，他都抛在了身后。尽管他的儿女和孙辈（我们并不因血脉关系而彼此区隔）都曾多次回到斯里兰卡，但我觉得外公已经下定决心，再不回转。

十八九岁时，我已经常常外出旅行，并且对印度次大陆格外怀有兴趣。我几次怂恿外公带着外祖母回乡，哪怕一次也好；我知道外祖母很想回去。他会装出认真听从的样子，煞有介事地讨论到底要不要去，但等到真正需要做决定时，他总能找出不回去的理由。

如今，我已经比少年时懂事许多，再加上一点后见之明，我更深地理解了他，并且希望自己没有问过他要不要回乡。他为爱情放弃了一切。当然，他的牺牲出于自愿，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中没有痛苦与挣扎。他的父母失去独子，既痛且怒，又不满于他娶了个离婚的外国女人，从此再也没有跟他说过话。他的国家坠入一场非正义的内战，战争将延续26年，约有10万人死于其中。像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代价是无穷的贫困、污染、腐败和堕落。外公把他熟知并热爱的祖国长存心中，那是让他遇见梦中女子、追求她并赢得她的祖国。只要他远离真实的斯里兰卡，这些记忆就可以真切地留存心中，免受玷污——而在英格兰，他有家人在旁、有珍贵的记忆在心中，生活还远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