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夜半长啸，囚犯经历了什么？

一个人起来去墙角的尿桶小便，惊醒了同号的另外一个人，这人是个教过日本人舞九节鞭的武功师傅，平常最沉默，这夜半梦半醒突然发出一声尖利的长啸。同号和邻近的几个号里的人几乎还在梦里就和上去一块叫啸起来。刹那之间，整个监狱五六百犯人全部投入到这个团体长啸中去。一个警卫向天开了两枪，啸声却更加惨烈，更加阴森，另外几个警卫慌了，向天打了一串又一串子弹，监狱的铁栅栏，玻璃窗都被这啸声震的“嘎嘎”响。……五六百人叫啸得声音龟裂、五脏充血、四肢打挺。叫碎了的声音带一股浓腥的血气，凝结在污浊的夜晚空气中，后来他们肉体被消灭，还滞留在那里。

这次惊天动地的长啸持续了八分钟，所有的囚犯都像梦魇了一般，怎么也叫不醒。当地的驻军也被惊动了，派了五辆大卡车，载着全副武装的人民军队“朝这个发出兽啸的城关监狱赶来”。但是，没人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除了一个九十岁的老人。老人年幼时听长辈说起过监啸。按长辈的说法，深夜里发出长啸的几百个囚犯其实已经灵魂出窍了。虽然肉身还在监狱里，但魂魄早飞走了，那持续的长啸是魂魄从阴界发出的。后来枪毙的囚犯，毙的只是早已经没有了灵魂的肉身。

相比于神秘的监啸，梦游的神秘性要逊色一些了。梦游，许多人都听说乃至亲历过，但集体梦游，则恐怕是罕有所闻了。在严歌苓的另一部小说《陆犯焉识》（作家出版社，2011年）——张艺谋执导影片《归来》的原著——1954年，上海某大学风度翩翩、正值中年的教授陆焉识因言获罪，被判处死刑，投进了重监。每到夜里，狱警的脚步声即意味着死亡。九点钟熄灯前，一听到急匆匆的脚步顺着走廊走进来，重刑犯就会气短、发抖，一身的血都霎时冰凉。一直到脚步走过自己的监号，他们才会稍稍安心下来。如果停在了自己的监号前，那就是大祸临头了，“不喘气了”。在新年将近的一个夜里，梦游发生了：

一个狱友半夜站起身，在监号里绕圈子溜达。不久，另外两个人也起来，以一模一样的水底走路的步子，跟着第一个狱友在两排铺位之间狭长空地上遛弯。再过一会儿，这个梦游人的队伍迅速成长，八个成员加盟进去。他们准确地从铁门的一端走到另一端，在碰壁之前准确地拐弯，谁也不绊在谁的脚镣上。等到打瞌睡的看守听到脚镣的声响，跑到这个监号门口，所有死刑和死缓犯人都走着水底步伐，不急不徐地行进，似乎在进行一种史前的神秘仪式。……梦游队伍自发地解散，就像它被组织起来一样自发。他们一个个回到自己的铺位上，躺下，接着剩余的睡眠睡去。

这样的集体梦游场面一连发生了五天。看守吓坏了，领导也决定调查此事。但狱方想尽了办法：体罚、反省、揭发，也依然找不到狱囚集体梦游的原因。并且犯人全都否认自己在夜里发生过任何异常行为，没有一个犯人反省出结果来，也没有一个自首者和揭发者。

“监狱志”里的一则大事记

这两则关于监啸、梦游的描写，细致生动，神秘之气，跃然纸上。猛一看，很像小说家的艺术虚构。但严歌苓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她笔下的故事、细节大多有真实的历史原型。《第九个寡妇》如此，《陆犯焉识》亦如此。当初，她为了写作《第九个寡妇》，曾多次去故事原型的发生地河南农村搜集材料，《陆犯焉识》也是源于她祖父的经历。读到严歌苓笔下监啸与梦游的细节时，我心生好奇：这是真实的吗？有没有历史原型呢？

她在《陆犯焉识》里自承过“梦游”是“我”从“祖父”的回忆录里读到的——当然这可能只是小说家的笔法罢了。但翻遍严歌苓的访谈，却没有看到她说起监啸这一细节的原型何在。是否真的有“祖父”的回忆录其实并不重要。在《上海监狱志》1951的大事记中，我找到了这样一段记载：

8月25日根据华东公安部指示，上海监狱改名为上海市监狱(以下简称市监狱)。同日（星期六）晚上22时55分，市监狱仁监发生监啸，紧接着忠监、信监、和监也发生监啸。9月1日（星期六）、9月8日（星期六）、9月9日（星期日）晚上，监狱接连发生监啸。后查出监啸带头者为李德芳、肖如天、管振芳、王志文等6名反革命犯，干部及时对全监罪犯进行教育，并依法对李、肖、管三人执行死刑，对王犯等三人加刑。此后监狱里监啸不再发生。（麦林华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40页）

这则大事记非常简略，只有短短两百零一个字，但却值得咀嚼再三，至少可以从中发现三点：首先，监啸是在夜晚发生的，规模较大，且在半个月内发生了四次之多；其次，带头监啸的肇事者后果严重，三人被执行了死刑，另三人被加刑；最后，在狱方高压处理之下，此后监啸不再发生。

在严歌苓的笔下，监啸是带有神秘、恐怖色彩的一种无意识的行为。但按照这则大事记里狱方的处理思路，显然是将其定性为人为的故意闹事。至于这四次监啸是否集体尖叫，是否事后人人否认，是否出现了类似于梦游的状态，已经统统无法追究。究竟是小说家的描写更贴近历史原貌，还是狱方的大事记更为真实？在不谙历史的读者看来，严歌苓写下的可能只是一则轶事，鬼怪奇谈罢了。但我将监啸与梦游这两个细节摆在一起，是因为我注意到了两点：一是地点相同，都发生在监狱里；二是时代背景大致相同，都是1950年代与“镇压反革命”运动密切相关（陆焉识见识的梦游的背景是1954年左右）。

上海“镇反”运动

1951年，上海“镇反”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地痞、流氓、“反革命”、恶霸落网频频，社会风气为之一新。当时，在全国的“镇反”运动中，许多地方都会在某一天突然采取大规模逮捕行动，一抓就是数千人，然后紧锣密鼓地召开公审大会，会后再集中枪决，震慑力十足。

上海“镇反”的最大的一次突击行动，选在了4月27日。这一天午夜时分，超过三万五千人的抓捕队伍，深入全上海的大街小巷，突击搜捕“反革命”分子。经过一夜追捕，当夜就抓捕了八千三百五十九人，随后的八天里又捕获了六百余人。这一天夜里的大逮捕行动中，还当场击毙、击伤各三人，有四人自杀（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当代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45-49页）。

在大逮捕之后的第三天，上海一举枪毙了二百八十五名犯人，以后每隔几天枪毙一批，少则二三十名，多则一两百名。当时由于提篮桥刑场毗邻居民区，只有一墙之隔。刑场用竹栅栏围起，常有市民围观。《陆犯焉识》里有生动的展现：在牢房里，陆焉识常常能听到刑场上的枪声，“自动步枪是一下一下地响，间隔均匀，那是因为当天挨毙的人不太多。步枪毙不过来，他们就会听到轻机枪。‘嘎嘎嘎’的扫射有时会持续到午饭时间。最长的几次，枪声一直响到下午，一场歼灭战似的”。

“4·27”大逮捕之后，上海的提篮桥监狱里一时人满为患，整个1951年，提篮桥监狱新收犯人接近三万五千人。据研究，至1951年底“镇反”运动进入尾声时，上海全年公开枪毙的人犯总数达到了一千八百名以上，公开宣判的则接近万人（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240-242页）。另据熊月之主编的《上海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记载，1951年5月1日至9月15日，仅仅四个半月里，上海就判决“反革命”案犯九千六百十四名，其中判处死刑的有一千九百三十一人。

小说不是历史，但小说显然可以从历史中找到灵感。严歌苓在创作《第九个寡妇》《陆犯焉识》时应该看到了一些与监啸、梦游有关的档案材料，从而激发了灵感。我的这个猜想不仅来自她小说里大量历史场景的逼真还原，还源于她在《陆犯焉识》里记下的一次其来有自的逮捕行动。

《陆犯焉识》里有一个叫刘胡子的人物。在小说里，刘胡子本名刘国栋，是上海一个警察分局的副局长。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他接通了中共地下党的关系，带着警察局的全部卷宗起义。在1954年4月的一天，他接到上级命令，要求他组织人手连夜逮捕“反革命”。经过一夜忙碌，刘胡子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天亮时分，他向领导报告说已经按照指示，抓获了所有的一百四十五个人犯。领导却告知他：漏了一个，应该是一百四十六个。刘胡子看看手上的名单说：没错，是一百四十五个。但领导连声音都没抬，说：第一百四十六个人就是你自己！刹那间，刘胡子被下枪，扒警服，上手铐，最后被判无期徒刑，死在了西北大荒漠。

学者贾植芳的回忆录《我的人生档案》里即记载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1950年代中期，贾植芳因胡风一案入狱。在上海提篮桥监狱里，他碰到了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资格囚犯。这人历史显赫，不仅坐牢时间长，而且还与国共两党有深交。1949年上海解放后，他被新政权留用，在公安局当差。据贾植芳的记述，1951年4月27日大逮捕之夜，上级交给此人一份名单。名单上列有三十五名“反革命”的姓名地址，要求他负责缉拿，天亮以前交差。他通宵奔忙，到天亮时如数交人，领导却说：要你捉三十六名罪犯，怎么只抓来三十五个？此人以为领导事忙，可能记错了，连忙拿出名单给领导看，说：这上面是三十五个，不是三十六个。领导并没有看名单，只是直接了当地对他说：另一个就是你自己，你还不认识自己，要我开出你的名字吗？于是，他当即和其负责捉拿的三十五个罪犯一同入了牢房（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238-240页）。

来自心理学可能的解释

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想：也许，严歌苓笔下的监啸与梦游，不仅不是小说家的艺术虚构，恰恰相反，很可能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

革故鼎新之际，新政权挟雷霆万钧之势，扫荡旧社会遗留下的污泥浊水，一点点风吹草动，都可能成为压倒神经紧张人士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史书上，关于监啸的直接记载并不多——如果有，也只是一些个别狱囚的个别行为——但与监啸类似的营啸却记载颇多。营啸，也称夜惊。我们可以从对营啸的解释中获得灵感。史书上经常有军队“夜惊”的记载，比如《史记·绛侯周勃世家》里就有：“夜，军中惊，内相攻击扰乱，至于太尉帐下。”这种骚乱，常会引发军队的溃败。为什么会发生营啸？心理学上的解释是因为环境高度封闭，人员高度集中，纪律又严苛无比，所以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情绪失控，形成灾难性的连锁反应。

发生监啸、梦游的监狱，环境也与发生营啸的军营类似。当时“镇反”运动中，各地监狱瞬间拥进了大批囚徒，当时上海提篮桥监狱里因为囚室拥挤、环境恶劣、口粮缺乏，犯人死亡率也直线上升，1950年，提篮桥囚犯死亡人数达到四百六十三人，创下提篮桥监狱历史纪录，此后为了解决囚室拥挤问题，还遣送了大批囚犯去陕西、安徽等地服刑（《提篮里的囚徒》）。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时局不稳，恐怖弥漫，一群生死不能自持、朝不保夕的囚犯挤在一个狭小昏暗的牢狱里，枪声不时于闻，这种精神压力后来者很难感同身受。用《第九个寡妇》里孙怀清的儿子孙少勇——一名军医的推论，监啸是人在极度恐惧极度紧张的情况下，潜意识爆发的一次宣泄。这种嘶啸不受人的生理支配，也不受理性控制，属于臆病或神经症现象。集体梦游亦是如此。

囚犯经历的监啸、梦游，在某种程度上类似弗洛伊德所描述的创伤性神经官能症。卡芙·卡洛斯对创伤作的一段描述极富洞见：“一般而言，创伤被定义为对意料之外的或过分的暴力事件的反应，这些事件在发生的时候并不完全为人所理解，后来则作为重复的回神、噩梦，以及其他反复出现的现象重新出现。超乎心理痛苦的创伤经验,意味着某种矛盾：即使目击暴力事件，也可能完全无法理解该事件，理解的到来可能缓于目击。因此，反复出现的创伤事件——虽未成为意识的一部分，却一而再地闯进视觉之中——意味着在所能看见或所能知道的东西以外，创伤者和事件之间还有着更为广泛的关系，而且，创伤事件的反复出现与作为视觉重复核心的延缓性和不可理解性是分不开的。”（转引自潘毅：《开创一种抗争的次文体：工厂里一位女工的尖叫、梦魇和叛离》，载《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五期）

德国存在主义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的“边缘情境”理论，也可以为严歌苓笔下的监啸与梦游提供一种解释。所谓“边缘情境”，意指一个人因某种严重的变故，个体与他人、社会之间的对话关系出现断裂，不得不重新认识自我、观照生活、反思生存的意义。边缘情境有一个鲜明特征，就是死神的闯入。在目睹他人死亡，或者预期自己的死亡之际，个体不得不开始怀疑原来所谓的“正常生活”，原来的种种一切。在《第九个寡妇》《陆犯焉识》里，主人公被抓进了监狱，大家提心吊胆，在边缘情境中不断经受折磨、精神压力不断累积，最终爆发了监啸和梦游。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将孙华清、陆焉识们的监啸和梦游视为他们在边缘情境下的一种反抗。

余波

正史上罕有与监啸及梦游有关的记载，但我相信此类传说一定在监狱里隐秘流传。严歌苓笔下的监啸、梦游之所以特别，在于它是集体性的，规模较大，而一些网络传闻里提到的监啸、梦游，则大多是个体行为。1951年上海提篮桥监狱里的那四次集体监啸，有没有更多内情，我暂时还没能找到更丰富的资料。但我却意外找到了一个饶有趣味的小故事可供揣摩。1955年，上海有一个报人沈立行，因“反革命”罪被判刑，长期被关押在提篮桥监狱。他出狱后，曾出版了一本回忆录《我的铁窗生涯》。在他的回忆中，他就曾听到囚犯传说，监犯内有监啸，也有鬼怪，他还碰到过一次人为的监啸。

在一天深夜，离沈立行的监牢五六间的牢房内，突然传来一声尖叫，声震屋宇，牵动楼面。“我从梦中吓醒，大部分犯人也都睁开睡眼，相对无言，不久就七嘴八舌，热闹非常，但无人响应跟着啸叫。”后来经过调查，狱方找出了监啸者，认为他是故意肇事。因为这次监啸，监啸者的命运改变了：在医生检查他无精神病后，由死缓改成了报准执行。“当他被拖出去而知道要死时，就一下子从‘英雄’变成了狗熊，脸色刷白，人也矮了半截！”（《我的铁窗生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115-119页）

另外，顺便提一句，以我所知，位于上海外滩的上海档案馆里保存了上万份“镇反”决定书（判决书），在那一卷卷墨迹不清的胶卷档案里，有心者也许可以发现更多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