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丸山学生的义务：评渡边浩《东亚的王权与思想》

五六年前，在《上海书评》上曾读到过一篇《渡边浩谈日本思想史研究》。其中有句话读来甚为感动，至今仍记忆深刻——“学生的义务之一是反对老师，所以，怎样超越丸山真男先生，是我们这一辈学者的责任。”

渡边浩先生所提到的丸山真男先生（1914-1996），是战后日本思想史研究领域最负盛名的学者，也是中国文化界再熟悉不过的日本思想史家。他重要的著作《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日本的思想》都已经翻译成中文出版，而丸山在思想史研究方法上的深邃思考，令中国思想史研究深受影响，像近几年屡被提及的“执拗的低音”，就源自他的笔下。

丸山是战后日本最重要的思想史研究者，之所以不必加上“之一”，是因为在他之后，无论支持者与反对者都不得不在他的影响下展开日本思想史的研究。作为丸山的学生，渡边浩曾是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又继承了丸山开创的日本政治思想史讲座，在日本的政治学和政治思想史学界中，已被视为丸山之后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因此，渡边浩以“学生的义务”立志超越丸山，令人敬佩，也引人期待。

近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区建英教授翻译的《东亚的王权与思想》，这是第一本翻译为中文的渡边浩教授的著作。该书初版于1997年，甫出版即受到广泛关注，并于最近在日本再次增订出版。按照当年日本《每日新闻》的说法，该书是“以崭新的研究态度，展现了丸山学派的新风格”。所谓“丸山学派”一时难以概括，在此不妨先介绍一下丸山真男的一些观点。

首先，丸山真男的思想史研究中始终存在一个“近代”。所谓“近代”，实际上是西方的“近代”，在他看来，这就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方向，日本自然也是如此。同时，丸山又提倡“顺着看”的历史研究，也就是希望顺着历史发展的脉络，从思维方式的变化来追踪日本“现代意识的成长”，因此他反对从所谓西方式的“普遍性”规则出发回头来清理日本的思想史。从当下“倒着看”，很容易发现丸山研究中的矛盾，作为读者的我们也同样能感受到他思想上的纠结。

渡边浩显然不再相信近代化的必然性，所以不必为了论述日本“近代意识的成长”而“挑选历史场景”，可以放手论述“实存的历史”，某种程度上说，丸山那些令人击节的研究方法也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在“绪言”部分，渡边就从一般日本史中常用的四个词——幕府、朝廷、天皇和藩——入手，说明这并不是江户时代的用语，而是后代关于前代的追述与重构，“虽像忠于历史的写法，但实际上不是忠实的”。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丸山研究的特点之一，也是善于从一般常识中发掘被忽略的、背后的思想。也正是这种曲折而清晰的叙述，让读者体验到智力挑战式的阅读乐趣。

丸山真男在思想研究中提到的“古层”与“执拗的低音”，是中国学界眼中最具有“丸山性”的词汇。他运用地质学、音乐学的比喻，说明在主流思想之外，还有常常被忽视、具有日本固有文化特质的思想始终存在，而这种思想接近于他所强调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但丸山带有时代性的问题意识与叙述目的（也就是他始终不忘的“近代”和日本“近代意识的成长”），决定了他的研究大多数时候还是以思想家、政治家、学问家为中心，梳理思想与思维的发展理路，而脱离社会生活的历史背景。

身处丸山研究延长线上的渡边浩，对思想与社会之间的议题，处理得更为细腻与贯通。在本书“政治体制的思想”部分中，渡边讨论了江户时代的等级、大名前往江户觐见等制度和礼仪，不限于史实的陈述与制度的考证，他还特别细致地描绘出这些政治“表演”所产生的政治气氛，令读者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江户时代身份的尊卑与权威的彰显。在他来看，这些“诉诸感觉和感性的各种象征”，是维持“德川政治体制”的助力。因此渡边认为，虽然一般人们常常认为“国家”、“体制”是一种外在的客体，但实际上人们常常是存在其中的，一旦人们都认为它不存在，它便会“瞬间地消失”。所以在《东亚的王权与思想》中，渡边采用了思想的“广义”意涵，除了“思想家”的政治议论，还包含“关于政治的理论、思想、感情、气氛等”，“不仅限于已概念化的领域，而是包括知性、感情、想象力等所有感觉的状况，即意识状况的全部”。渡边笔下的政治社会就是在这种广义的“思想”中形成的，“在人们各种各样的‘心性’、意识或潜意识以及无意识中存立的”。

如何捕捉这些“心性”、意识、潜意识，甚至无意识？渡边一方面深刻地挖掘作为历史背景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则从“思想回路”探索思维的方式。例如在日本政治思想史中不得不提到的“朱子学”。虽然同样的学术资源为中国、朝鲜、日本三个国家所共享，但渡边从三国思想者“社会存在形态”的比较入手，说明作为生活背景的中国的科举制度、朝鲜的两班制度与日本的等级制度，使得三国的儒学发展，既相似又不同。像中朝两国的儒学与政治制度紧密结合，因此不必强调儒学的“正统神圣性”，这正是日本朱子学者所不得不面对的难题。但是朝鲜“两班”的世袭制，反过来迫使“两班”一再强调他们的纯粹性，因此比中日两国更加彻底地贯彻了朱子学。又比如，一般人们认为儒学思想与近代西方思想是冲突的、矛盾的、对抗的，本书则认为可能正是儒学帮助日本人理解与接受西洋的“近代”。渡边就以儒学中否定对身体伤害为例，说明“儒学所培养的感受性”，使人们接受并关心欧洲的医院、孤儿院等。渡边又以朱子学和阳明学中具有“公”的性质的“理”，叙述西洋的议会制度与共和制度如何引起东亚人的共鸣，并说这是一种微妙的、“由来于中国书籍的儒学式西洋政治理解传统”。

不同于丸山以西方作为日本的比较对象，渡边特别强调“东亚”在他研究中的重要性。这不仅仅是因为由中国产生的儒学进入日本之后，对日本的思想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成为日本思想的古层，更是因为，只有在东亚各国的对比中，才能看到各自思想史的特色。据渡边浩回忆，这源于丸山真男的一个宝贵提示，“要研究日本，首先要学习外国语。当前先学英语、德语、法语、中国语、朝鲜语。如果可能的话，为了研究兰学而学习荷兰语，为研究吉利支丹（天主教）而学习葡萄牙语”。学习外国语的言外之意，大概在于不仅要就日本研究日本，还需要通过相互比较以获得更深刻的理解，就像渡边浩所说：“如果只停留于研究日本，就甚至会连日本的特色也很难理解到位。”这句话对研究中国也有同样的意义。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渡边浩先生的这本书初版于1997年，所收入的论文写作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从历史知识的发掘而论，已不能算作最新的研究。然而这本书中所体现的深邃的思考、精巧的构思与畅达的写作，不仅为读者带来知性挑战的愉悦，为研究者带来方法论上的反思，也同样是为继承与超越丸山真男先生提供了一种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