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热度退烧了，中国电影导演们回归初心

“25年一晃而过，我自己回想第一届开这个会的时候，还是个资历尚浅的年轻人，畏畏缩缩跟在大部队后面。一晃我成了在主席台上招呼讲话的人了，我自己都觉得怎么那么不可思议。”这是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主席李少红在刚刚落幕的第十四届海峡两岸暨香港电影导演研讨会上发的感慨。

研讨会两年举办一届，大陆、香港、台湾轮流主办。由于举办第一届的时候香港还没回归，当时给会议取名为“海峡两岸暨香港”，这个提法保留至今。李少红说，这个“暨”字特别有历史感。

1月9日到11日，第十四届研讨会在大理正式拉开帷幕。由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主席李少红、香港导演协会会长刘伟强、台湾导演协会会长王童“带队”的两岸三地近两百位导演汇聚一堂，畅谈各自对电影创作、电影艺术的认识与经验，以及对电影产业、电影市场的认识和展望。

《踏血寻梅》、《一念无明》、《八月》、《皮绳上的魂》等过去一年备受褒奖的影片也在会议期间进行放映交流。

说是“研讨会”，其实没那么正式，导演们畅所欲言，有人哽咽着掏心窝子，有人直面领导吐槽，还有的导演直接叫板吵架。香港导演协会会长刘伟强在跟人争执香港电影教育问题时，说到激动处甚至直接跨过桌子往台上冲。

在导演协会主席李少红看来，25年的会议探讨了中国电影25年经历的各种重要议题，从电影最不景气的一年800万票房的情况下如何团结电影人、鼓舞士气，到打破壁垒合拍合作；从前两年资本介入带来电影市场的井喷，到今年电影市场的萎靡。

会议上，最为热议的主题是资本热度回落后导演们都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回归初心和重塑职业尊严感的必然性，“之前老在说资本，今年在这几乎没人说资本了，大家都很自然地谈创作。”

推动两岸三地电影交流，见证华语电影发展历史

作为第一届就在场的“老人”，李少红对这个跨越了25年的研讨会感情颇深。

她还记得，最初政治壁垒森严，吴思远为了促成三地导演交流，从统战部到国台办跑断了腿。

1992年1月10日-15日，第一届“海峡两岸暨香港导演研讨会”在香港举行，这不仅是42年来海峡两岸电影艺术家的大规模聚会，也是作为中国电影整体部分的大陆、香港、台湾三地的电影导演第一次参加的正式聚会。

三方都派出了强大的代表阵容——大陆代表团团长吴贻弓，副团长谢铁骊、谢晋，团员有谢飞、滕文骥、黄健中、黄建新等；台湾代表团团长为李行，团员有白景瑞、丁善玺、申江、林清介、庄岳、李佑宁等；东道主香港代表团出席的有吴思远、陈欣健、徐克、成龙、张彻、曾志伟、王家卫等。

第一次研讨，在李少红的记忆里，大家既为了来之不易的相聚“抱头痛哭”，转而又为了不同的政治观点争得面红耳赤。之后确立了“轮值”的制度，每两年一次，三地轮流主办。

李少红说，回顾历年研讨的主题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几乎可以梳理中国电影一路走来所有重要的大事件和转变过程。

第一届，三地代表就“海峡两岸和香港电影的回顾、主流和展望”、“制作形式”、“异乡拍摄的苦与乐”以及“海外发行”等专题进行了交流研讨。那个时候，恰逢电视大规模普及、优质节目频出，中国电影行业步入了低谷。

首届研讨会后，导演们陆续推出大量佳作，比如两岸合作的《霸王别姬》不仅在戛纳赢得荣誉，更在全球华语文化圈造成巨大影响。

2001年的第六届研讨会围绕电影现行政策法规、盗版问题、如何繁荣电影市场、如何运用高科技手段创作影视作品、加强三地电影的合拍及未来两岸三地的电影发展等内容展开了讨论。张艺谋的《英雄》成为国产大片的滥觞之作，开启了国产电影的大片时代。

2011年第十一届研讨会上，两岸三地导演讨论的主题也与市场全面“接轨”，电影创作、院线建设、植入广告、商业环境中的艺术表达等多层面的探讨被摆上台面。

到了第十三届研讨会，三地电影导演会再次联合发表呼吁书，内容涵盖注重华语电影文化内涵、推进电影分级制的建立、加强行业自律、增强艺术电影与经典电影的传播、扶植青年导演成长、重视华语影人团结等。

这一年，中国电影年度总票房达到440亿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50多部国产电影票房破亿，《捉妖记》、《煎饼侠》、《夏洛特烦恼》、《寻龙诀》等国产电影票房突破10亿，《心迷宫》、《路边野餐》、《长江图》等青年导演作品也展露出抢眼的锋芒。

同时，曾经泾渭分明的三地电影也在二十多年的交流中逐渐合作得越发亲密无间。

“过去主旋律电影不可能让港台演员来演，现在刘伟强可以来执导《建军伟业》，徐克也拍《智取威虎山》大获成功，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李少红在接受采访时说，曾经的合拍，是弱势的大陆电影需要引进香港的资金来扶持本土的电影人，市场好了以后，吸引港台地区的导演“北上”，他们成了内地资本的“雇佣者”，到今天，已经很难界定一部电影究竟是属于哪里的。“两岸三地合拍片已成为两岸三地电影共同的创作主流，这也应和了全球化时代的必然趋势。”

不讨论市场，从迷茫回归初心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巡视员周建东受局长张宏森的委托，来到了研讨会现场。

来自总局的官方数据统计显示，中国全年总计生产电影772部，票房则达到457亿元人民币，“电影市场发展呈现出稳中有增的趋势”。 而这个数字距离年初信心满满的2016年突破600亿元大关实在相去甚远。

但在导演们的发言中，普遍能感受到乐观和积极的情绪。不少导演表示，前几年资本热度太高，创作难免被资本裹挟。而如今热潮消退，反而感受到了一种自由和轻松。

25年来参加过每一届研讨会的导演黄建新，如今算得上是中国电影最金牌的监制。黄建新以翔实的数据和专业的视角在会上为同行们分析了2016年中国大陆电影市场的放映场次、上映片量及平均票价。他认为，虽然表面上2016年中国电影票房的增长速度低于放映场次的增长，但这其实是把2015年的虚假繁荣、产业泡沫挤掉之后的真实市场反应，整个电影产业的发展态势肯定是积极、有利的。

李少红坦言，过去几年接触到的导演的心态其实没有那么好，“关起门来面对自己人的时候，他们很迷茫，要不要拥抱资本？要不要跟着时代走？尤其是中生代的这一批导演，他们是最纠结的。”

在李少红的观察里，青年导演们更清楚自己要什么。《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的导演张琦毫不避讳地谈商业诉求；《家在水草丰茂》的导演李睿珺直言不需要大投资，拍自己喜欢的小成本，通过电影节也能回本；倒是年纪大一些的导演，一路从最困难走到最繁荣的时候，从过去讲求艺术价值到票房论成败，比较无所适从。

但今年的研讨会上，各位中生代导演们也不再纠结。王小帅希望一面坚持自己的文艺片道路一面做监制扶植青年导演拍商业片；张扬尝试过商业片，但在拍摄《冈仁波齐》后完全认清了自己，如今一身藏族打扮觉得拍自己想拍的东西才最过瘾；陆川说自己在过去几年里“很受伤”，但《我们诞生在中国》让他找回了内心的宁静和做电影最初的快乐。

“今年的议题是‘回归初心’，媒体原来老爱用‘迷失’二字来说现在的电影创作，现在应该是‘回归’，做导演应该坚定自己的内心。”正在筹备新片《八佰》的导演管虎，在接受采访时也感受到了这种显著的变化，“去年都在说市场，也说一些自己的茫然，今年大家好像都不说自己茫然了，慢慢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也更加坚定了。”

自2011年的《人山人海》之后久未见作品的蔡尚君，即将推出新片《冰之下》，虽然眼下影片还有些审查意见等着他修改。蔡尚君的感受是，“资本迅猛本身没问题，电影是奢侈的表达，它需要钱，需要很多人一起，你不能独自完成。它同时需要观众的交流，形成一个闭环。现在热度退了之后，很多东西就水落石出了。这个时候最重要的还是得明白自己，知道自己想拍什么。前两年市场的诱惑的确比较大，现在冷静下来后，大家都知道做好电影是最重要的。”

同时，蔡尚君认为，各类电影都有自己的功能，所以无需太过挑剔或惋惜，“全世界最好的电影节得奖的片子，它的观众也可能是小众的，所以不要一味用统一标准去划分。有的人负责做普及推广的事，有的人负责往深处走，各有分工。现在票房的好坏都是一时的，若干年后回看，都只是个过程。”

尽管从与会名单来看，最忙碌、最受资本青睐的导演们大多没能到场，李少红却认为，“个别精英化的导演并非能代表普罗大众的导演。这次参加研讨会的导演，反而能代表当前导演群体的普遍性，体现他们普遍的姿态和职业面貌。”

新老导演为电影产业发展建言献策

研讨会上，导演管虎“吐槽”了好几次一些近来让他气愤的言论，“居然有人在公开场合宣称电影感不重要，观众爱看就行。有些外行拍电影也赚钱了，洋洋得意地说‘电影是唯一不需要童子功的’，觉得只要有资源谁都可以做导演。”这些言论让管虎反思，导演这个职业的荣誉感亟待重塑。

“现在很多人不尊重这个行业和专业，很多人轻视和怠慢它，是因为觉得这个事太容易了。你看现在来开会的这些导演们，说到拍电影都苦哈哈的，很多时候他们都得不到尊重，人家觉得你导演就是一个来干活的！越来越少的人真的去想电影本体的尊严和导演自身到底是干什么的。” 管虎认为，电影导演是内容的生产者，电影导演本身的个性及专业修为也是通过创作以及作品去体现的，“这个行业需要内容，导演创作的主动性和对导演专业的尊重，需要大家一起来推动。”

研讨会期间，《踏血寻梅》、《一念无明》、《八月》等去年在金像、金马电影节展露头角的青年导演执导的电影在每天会后的夜晚进行放映。青年导演们的加入，无疑为研讨会注入了最新鲜的话题。

李少红说，原本她以为现在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过去的大制片厂时代，对于“协会”这样的组织应该是不屑一顾的，没想到忻钰坤、李睿珺、张大磊等青年导演都主动要求入会，并在得到会员资格承认后，表现得非常欣喜。

青年导演们在大会上的发言也十分踊跃，除了自己的作品和从艺经历，也谈到了内心的一些困惑和当下的困难。

香港青年导演翁子光的作品《踏血寻梅》因为一些暴力血腥和情欲的镜头而无法在内地公映，他就一直在思考关于内地推进电影分级制的问题。翁子光说，自己在内地也看过一些电影，有些内地的惊悚片同样不适合未成年人观看，对于电影的审查和分级能保护未成年人，同时也能使电影创作获得更大的空间，因为电影的内容和形式不一定适合所有人，有些尺度可能会刺激成年人去思考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但未成年人就可能很难理解。

《心迷宫》导演忻钰坤最感慨的则是拍摄时往往找不到特别专业的技术执行团队。“我们请来的韩国武术指导，他们的证件都是韩国武术协会发的，这种制度中国没有。尤其我们培养出来的新人，可能为了资本的诱惑就此丢掉自己的手艺。”忻钰坤特别赞同冯小刚导演提到的电影需要“蓝翔技校”的专业人员，他建议把中国电影行业的各个协会体系逐渐建立起来，逐步实现专业化、规范化。

《同桌的你》导演郭帆说自己近期想拍个科幻片，在筹备过程中发现，在电影拍摄的各个环节都有缺失，就跑去国外学习。郭帆发现，新西兰维塔公司把200多个艺术家聚集到一起，公司把外部的商业压力一肩扛，以解放艺术家们，让他们能彻底投入创作。他觉得这样很好，希望国内也能有类似的创作环境。

获得去年金马奖最佳新导演的黄进和《一念无明》只获得了政府200万港币的支持，而出色的剧本打动了曾志伟、余文乐等明星零片酬出演。同样，《踏血寻梅》的拍摄一度陷入停滞，而看中剧本的郭富城，为了这部电影一等就是三年。

相比之下，中国大陆的青年导演们就很难有这样的好运，管虎甚至有些气愤，“现在拍电影，明星的档期比创作还重要。”

李少红说，很羡慕香港明星可以这样帮助青年导演成长，在大陆，导演协会也试图拉拢一些人气明星来支持青年导演的电影，“可以不拿片酬，但之后参与票房分成。但是一直也推行不起来。”李少红感叹，“当然也不完全怪演员，他们也身不由己，中国的演员太商业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