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人类学教授萧凤霞:踏迹寻中四十年,中国是一个过程

李子归

2017-01-13 15:48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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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大学人类学教授萧凤霞近日应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邀请,进行题为“踏迹寻中:四十年华南田野之旅”的专题演讲。萧凤霞教授围绕新文集Tracing China: A Forty-Year Ethnographic Journey,将从事当代中国研究四十载的田野成果与心得娓娓道来。从华南出发,萧凤霞教授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和团队,追随着变动的对象,一直走向中东和非洲,勾勒出7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城镇、城市中的人,如何寻找有意义的生活,如何参与全球化,如何在飞速变化的社会中寻求希望,又如何为意义的牢笼所困,面临挣扎和沮丧。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系程美宝教授,应邀为该书撰写了精彩书评(发表在中国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纪》),并在讲座后半部分与萧凤霞教授进行了具有启发性的对谈。
萧凤霞教授
“对我来讲,中国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个过程,发生这个过程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我要去研究的地方。”
萧凤霞教授首先简要回顾了自己的学术和田野之路。她出生于香港,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师从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和武雅士(Arthur Wolf)。她介绍道,大学时期正值“火热的七十年代”,自己也是当时反越战、反帝国主义的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者,笑称当时骗了导师施坚雅:“我说要好好做一点严肃的政治人类学研究,可我当时是想去广东农村‘搅革命’”。然而在到处是“四人帮”宣传的广东农村,她看到了贫穷和封闭。80年代改革开放了,她从农村跑到广东的小城镇,去看人民公社的解体、商业的复兴和市镇的新气象。90年代,她随着农民工跑到大城市寻找现代性和城市性,看他们如何参与现代化建设,虽然生活充满希望,但对农民工来说,城市中也存在很多不平等和障碍,使他们的生活面临种种挫折失意。到了21世纪,萧凤霞教授和充满朝气的企业家走出中国,来到了中东、非洲,她期待看到全球化的新秩序,然而全球化过程中的国家空间仍然根深蒂固,这和自由主义者所说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实在是不同的世界。她谈到,四十年来,自己每十年就到一个有趣的地方去做田野研究,和同伴一起走过快速变动的中国社会。从农村到城镇,从城镇到大城市,从中国一直到非洲。“田野的经验给我带来很多思考方法,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结合起来,以‘动’和‘过程’(人的能动性和结构过程),来批判政治局限的分析,从生活中来看田野”。她带着希望和思考去观察,从中提炼到一些新的概念和想法,尽管不一定能够找到答案,她却庆幸这条路可以一直走下去。
“我一直都有最好的同伴,带着消耗不尽的热情与坚持”
她是最早从事华南研究的学者之一,戏称和同伴们被论者从最初的“华南帮”升格为“华南学派”,但对于这种标签:“我们从来不认”。团队从最初的五人帮(包括刘志伟、陈春生、罗一星、科大卫等教授),逐渐壮大,又有新一代的学者陆续加入,“我一直都有最好的同伴,带着消耗不尽的热情与坚持”。他们并不局限于华南一隅,而是步履不停,要探索更大的世界。
萧凤霞与程美宝
萧凤霞教授接着一张张地分享四十年来在田野中拍摄的照片,变动的田野风景,也令她感慨良多。
再造的传统,变动的风景
90年代初期,地方社会又出现了新的景象,所谓“传统的复兴”。她在小榄菊花会,潮连洪圣诞等研究中都有过深入的思考,她自问:“这是怎么一回事?是一度‘冻结’的‘传统’在改革开放后重新出现?还是当地人从被革命打击得支离破碎的片段中,重建起他们认为有意义的传统?”萧凤霞教授的思考倾向于后者,这是一种传统的再造(reinvention of tradition)。民间很欢迎这样的活动,而对地方政府来讲,这也是招商引资的好机会。游神活动打着艺术节的旗号举行,组织者找来戏班的行头,当成是传统服装。六十年一大展的菊花会也成了镇政府吸引投资的舞台。舞龙、戏班、公安、记者、乡镇企业家与干部,这些新旧软硬件杂糅,90年代初,“再造的传统和受限制的商业发展结合在一起,如八仙过海”。
变动的风景也同样发生在大城市中。90年代以后,萧凤霞教授随着农民工来到大城市,看到广州巨大的购物中心,象征着新兴中产阶层的财富。曾经舳舻千里的珠江,变成了为两岸豪宅设计的被消毒(sterilized)的景观。高速公路旁边伫立着祠堂,明代修建的镇海楼正对举办亚运会的场馆,旧区要改造,城市要扩大,变动的风景中出现了许多“格格不入的物件(an object completely out of its place)”。2003年,她开始了城乡交界地区的研究项目,提到广州26%的土地是城中村,“来的人那么多,一个城市没有地方住,以前旁边的村子,现在被高档住宅、办公楼等现代的‘硬件’包围”。农地变成高楼之后,曾经居住在村中的居民依靠集体土地产权与发展商协商多年,换来每人得到若干套单位的经济补偿,转手租出,村民得以不再“耕田”,转而“耕屋”。村民居住的地方变成了珠江新城,他们却仍然保留村中的一些生活习惯,将CBD的道路一封,当街摆开宴席庆祝乔迁。他们认为小区面对的现代化大桥是村中“煞气”的来源,便在小区里竖起一尊将军引弓射箭的雕像,瞄准大桥,抵挡煞气。萧凤霞教授指出,“现代化?城市化?这其中一层层的复杂性,都需要我们了解。”
“我们的世界不只是在华南”
缺乏历史观念的人可能会说,改革开放使广州和全球联系起来,萧凤霞教授的同伴和团队这些年在田野的经验,揭示广州历史上一直和世界有着层层的联系。她举例,肇建于隋朝的南海神庙中,就树有一尊神像,模样一看便知是来自南亚,而本地的老婆婆拜他,并没有觉得有任何不自然。广州的光塔,指示着唐代就存在的和伊斯兰文明的交流。广州和非洲以及中东的往来,更是历史悠久。在21世纪,萧凤霞教授和他的团队便跟着各种线索寻找跨地区的联系,又将追踪中国的脚步迈到了迪拜和非洲国家。“在迪拜,我们看到最‘后现代’的城市建筑,很多物业都是被温州人买了”。迪拜机场也到处是中国的机械师、工程师。在坦桑尼亚,她看到中国人拥有的连片农地,周围建起了电力设施和铁路。另一边,成千上万的非洲人、穆斯林在广州做生意,他们在广州也并不是孤立的社区,附近广告牌的语言就揭示了这种广泛互动。“他们并不是穷人,而是非洲有实力的中产阶级,显示这种全球化并不是低端的全球化(low-end globalization)”。这种互动当然也并不是完全和谐的,非洲人购买中国生产的“非洲土布”和假发,当然可以想见另一些人会失业,当地人也会以“弱者的武器”进行抗议,其中丰富的层次,有待更多的细致研究。萧凤霞教授感慨,“五人帮”一直走到现在,“我们的世界,不只是在华南,希望年轻一代的学者和朋友继续走下去,把我们的梦想继续下去。”
“我们对世界有一点追求”
立足华南的全球史进程背后是萧凤霞教授一直关心的问题:“就是中心和地方的关系”。她提到1995年参与编著的Down to Earth:The Territorial Bond in South China,和2006年的Empire at the margins: Culture, Ethnicity, 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明清时期,地方社会的文化精英可以利用跨地区的资源例如宗族、市镇,将自己变为中央政权主流文化的一部分。中央和地方之间存在这样的空间时,二者可以互补,呈现出高效、互动的过程,如果没有这样的空间,地方无法把自身变为中央的一部分,便会出现紧张。中国的文明是多元一统的,在现代社会,我们还是要考虑这样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和谐,如何尊重地方多年沉淀的历史,让他们更加“舒服”地融入中央,“我研究的是过去的帝国和现在的国家之间的分别,这仍然是我心中想要找到答案的问题。”
萧凤霞教授文集,Siu, Helen F. Tracing China: A Forty Year Ethnographic Journe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马克思的希望,韦伯的忧虑
对谈环节,程美宝教授以书评中提到的两组概念来提炼萧凤霞教授新书的主题,一组是“人的能动性(human agency)”,“结构过程(Structuring)”与“过程(process)”,一组是“国家内卷化”和“细胞化”。萧凤霞教授在许多场合都提到自己Agent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 Accomplices in Rural Revolution (《华南的能动者与牺牲品》)专着中“怀着马克思的希望来到华南,最后带着韦伯的忧虑离开”的一句话。她解释国家内卷化的过程:“国家的语言被内化为个人自身的语言、身份和自然的意识形态。”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决定从管理一切的位置上逐渐退出时,老百姓却不允许,他们将有关国家的一套语言和意识形态内化,因而每个行动,每个决定,都是在重现国家的在场(reproduce the very present of the state)。因此在萧凤霞教授看来,权力关系是辩证的、互动的,而不是简单的压迫与反抗。程美宝教授在书评中指出,萧凤霞教授的这种研究取向,不只应用在中国,而且与1980年代中期欧美政治学中“把国家拉回视野”的反思相呼应,时至今日,无论中西,国家已深深渗透到社会之中。在公共和私人领域里,国家和社会、形式化和非形式的权力与权威都不应看作二元对立的状态。这其中的个人具有能动性,然而又不可避免地背负着历史的包袱或遗产,有意无意地参与结构的过程,创造出层层的新的历史与历史叙述。
立足香港、背靠中国、放眼世界
话题不免谈到香港社会。萧凤霞教授认为“立足香港,背靠中国、放眼世界”三方面存在辩证关系,仅有本土的界定而令其中任何一方的联系断裂,都会使香港不再是香港。香港也处在岭南地区,岭南丰富的文化资源,是缓冲中央和地方的有效机制,因此省港澳文化层层互动,是在文化上背靠中国的方法。岭南的文化资源和历史上与全球的联系,是“立足香港、背靠中国、放眼世界”的基础,唯此,才能产生中心和边缘积极互动的能量。

(本文依2017年1月5日,萧凤霞教授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进行的「踏迹寻中:四十年华南田野之旅」讲座整理,部分内容有所删节。)
参考文献:
程美宝,<当人类学家走进历史——读Helen F. Siu, Tracing China: A Forty-Year Ethnographic Journey>,《二十一世纪》2016年12月号,总第158期。页128-140。
萧凤霞,<反思历史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学刊》2009年10月,第七卷,第二期,页105-137。
责任编辑:彭珊珊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萧凤霞,华南学派,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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