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一部轻松的电影，你会比主人公还着急

《天空之眼》剧照

目前国内同档期的影片里，两年前在他国上映的《天空之眼》（Eye in the Sky）的质量是最高的，最有深度的，同时也是最没有娱乐精神的——没有情爱、没有说教、没有激烈的白刃战或是赤身肉搏，本质上不过是将伦理学中的电车难题搬到了非洲肯尼亚：轨道的一端是几名制造自杀式恐怖袭击的基金青年党，另一端是卖干馕的无辜小女孩，拉杆被交到了英美两国军方手里。

至此，影片完成了一次道德直觉与功利主义计算交锋到程序问题的转化，手握拉杆的各方表明各自立场，严格照着程序，放下拉杆，张开天眼，送人升天。

军事情报官员科洛内尔·凯瑟琳·鲍威尔（海伦·米伦饰），奉命领导抓捕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境内的恐怖主义组织。

《天空之眼》在泛娱乐化的电影产业中显得太过严肃了，同样具备商业大片的要素——所有角色无论戏份轻重都选择了知名度较高的演员出演，结构精巧，前后呼应，环环相扣，扣人心弦。但随着情节展开而暴露出的思想内核使得整部影片变得沉重起来，看这种电影完全不符合当下电影院的定位，这种宏大的伦理命题完全背离了休闲娱乐。

不过想要在当前电影产业的大环境里完成一部电影的使命，同样要面临电影中角色所处的困境，是效益优先还是坚守电影的底线？这部电影给出的答案远比它提出的问题更加清晰。

这也是艾伦·里克曼最后一部作品。

相比多数反映战争、反恐以及谍战内容的电影，《天空之眼》没有选择单一视角供观众进行情感带入，而是选择了更加宏观的俯视，从上帝视角看待轨道上的所有人，“天空之眼”既是无人机作战的指代，也是观影视角的提示。

比起上帝视角，选择个人视角容易介入道德直觉判断并抒发情感。在涉及战争伦理、政治利益乃至人性、人权问题的影视作品中，个人视角做不好容易变得“假大空”，但这并不意味着选择上帝视角会降低难度，要周全地考虑政治家、军方上下层、司法、当地平民各方的立场和诉求并且清晰真实地表达出来，需要十足的功力。

《天空之眼》做到了。各方逻辑清晰，没有在角色身上划分黑白，从朴素的个人情感出发、从自身社会角色立场出发，角色所作出的决定既符合逻辑又合情合理。它在维持角色整体上社会身份视角的压倒性胜利的同时，没有忘记展现血肉个体的精神世界，片中大量看似闲笔的段落让角色变得更加立体：给买错了机械娃娃的将军、参军偿还助学贷款的无人机驾驶员……这些人在脱离社会身份所赋予的职责之后也会痛心流泪，战争是残酷的，更残酷的是所有人必须直面它。

值得一提的是，《天空之眼》突破了严肃题材影片中男性角色一统天下的局面，从军方一线到政府高层，从无辜平民到恐怖分子，女性角色占有重要的比例，覆盖全面，没有斗艳，各自出彩——到底是几年前的作品，政治立场没有完全滑向激进右翼。

回到电影的核心问题上来，《天空之眼》的诉求并不是单纯地批判功利主义，或者更加确切地讲，批判那种背离道德的功利主义。严格意义上讲，任何一种“主义”都是一种考量标准的拍训问题，功利主义不完全排斥道德，当代主流的功利主义观点恰恰是坚持内在道德的。

这种功利主义观点坚持平等看待共同体内的每个个体，认为道德正当的行为是功利最大化的前提。正是基于这样的观点，轨道拉杆的掌控者才会在面对卖干馕的小女孩时犹豫不决、心痛不已——在更加宏大的政治利益面前，一个无辜平民女孩的生命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影片内在的道德预设是命题展开讨论的基础。

受牵连的无辜平民女孩

肯尼亚情报人员

但绝大多数人对于功利主义的理解都更倾向于目的性的功利主义，这种功利主义观念并不包含平等待人的内核，平等待人是创造功利最大化后的胜利果实，为了创造这一有价值的事态，在尚未促成这一目的之前，牺牲少数人的利益是合理的、具有正当性的。

远在千里操控无人机打击恐怖分子的英美军政官僚罔顾索马里平民女孩的性命实施军事行动，决策作出符合程序，决策者和实施者尽管受到良心谴责但既没有犯错、又没有罪责。换个角度审视这群灵魂瞬间干燥得像东非干馕的要人，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保护多数人正常生活的英雄。

夺人性命，无论对象是平民还是恐怖分子，是社会赋予部分成员角色权力时所附的原罪，程序的作用正是使个体从这种原罪中脱离出来，当考量的标准和角度发生变化时，对个体的评价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

一个有良知的个体当然不会轻易从内心的痛苦中解脱，痛苦和矛盾是才是人生的底色，而直面人生的，就是勇者。

充当了本片笑料的“英国外交大臣”

作为一部引人深思的影片，《天空之眼》并不轻松，甚至沉重得与春节前的喜庆气氛格格不入，但它是有价值的，有什么东西比生命的价值更加高昂，又有什么会比生命更有分量？满载对生命的思考，《天空之眼》就是应该如此沉甸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