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好莱坞和自由派忽略了美国，假新闻在损害民主

近日在金球奖颁奖典礼上发表获奖感言时，女演员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卷入了争议。罗杰·科恩在《纽约时报》撰文评论了这一事件，同时作为特朗普的反对者表达了对很多自由派的批评。

斯特里普代表好莱坞抨击了人民的选择，虽然没对候任总统指名道姓，但她特别指出了他的残忍——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对一名残疾记者的嘲弄和模仿清楚地展示了这一点。特朗普大发雷霆，他以几则推文发出了自己的怒吼，把斯特里普称为“好莱坞最被高估的女演员之一”和“希拉里的马屁精”，并荒诞地宣称，他从未嘲弄过那名记者。

斯特里普指出，特朗普的霸凌之举会引得所有人竞相展现内心的狭隘，人们将迎来一个暴力时代。她还做了另一件意义非凡的事，指出“我们需要有原则的媒体来问责权力”。但斯特里普的话是会给特朗普的大量支持者带来冲击，还是会引得他们对身处好莱坞等教条式自由主义核心地带的精英愈发感到愤怒？

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参议员的女儿、保守派评论人士梅根麦·凯恩发推文称，“梅丽尔·斯特里普的这番演讲就是特朗普胜选的原因所在。如果好莱坞的人不能开始认识到个中原因和来龙去脉——你们会让他再度当选。”这是一个被自由派忽略的“美国故事”。

科恩认为，要让美国摆脱这个烂摊子，先要承认纽约和加州并没有比堪萨斯州和密苏里州掌握更多真理。在这个国家那些敬畏上帝、拥护持枪的地方，有大量聪明、诚实的美国人，他们就像哥伦比亚大学的马克·里拉(Mark Lilla)转述伯尼·桑德斯的话时所说的那样，“受够了自由派再说什么该死的卫生间”。里拉在同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章中指出，“对于种族认同、性别认同和性取向的道德恐慌扭曲了自由主义的信息”，而这正是民主党落败的重要原因；他还提到，“一代自由主义者和进步人士颇为自恋，对其自行划定的小圈子之外的状况无知无觉，尤其不了解把绝大多数选票都投给特朗普的白人工人阶层的状况。”

当然，里拉由此广受推崇身份政治的论敌的批评。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凯瑟琳·弗兰克(Katherine Franke)称，他做的是“邪恶的的基础性工作，旨在让白人至上主义受到推崇。不是第一次了”。科恩认为这是一种荒诞的指责，但在我们的时代非常典型。

作者称，特朗普很荒谬，但是，只去谴责他而不去理解他，这样是没有出路的。正如迈克尔·沃尔夫(Michael Wolf)在《新闻周刊》(Newsweek)上所说，一方面，自由主义者看到言论自由遭受攻击，另一方面，特朗普的支持者看到的却是媒体正在压制“真正的言论”。科恩称，自由主义者必须细细思索自己如何忽略了这个国家。

假新闻在损害民主

著名学者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则在Project Syndicate强调谣言对民主的威胁。去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一周前，有人在推特上发帖称，希拉里·克林顿是一个恋童癖团伙的核心成员，还有一位右翼脱口秀节目主持人亚历克斯·琼斯反复指控她参与虐待儿童，还指控她的竞选主席约翰·波德斯塔参与撒旦的邪恶仪式。在一段YouTube视频中（后来被删除），琼斯提到“希拉里·克林顿亲手谋杀、切碎和强奸的所有儿童。”这段视频在大选前四天被上传至网络，并被观看超过40万次。

维基解密发布的电子邮件显示波德斯塔有时会去华盛顿特区一家名叫彗星乒乓的比萨饼餐厅就餐。显然因为这个原因，儿童性团伙的指控就聚焦这座比萨饼餐厅，并采用了#比萨门的主题标签。旨在散播某类信息的机器人程序大肆转发上述指控——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很多民众都在严肃探讨“比萨门”。令人吃惊的是，迈克尔·弗林将军也转发了这则推特，而这位将军很快就将成为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

即使在特朗普胜选后——虽然谎言被《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所拆穿——这则故事仍然继续传播。彗星乒乓餐厅经常接到辱骂、往往还带有威胁意味的骚扰电话。当餐厅经理向华盛顿警方求助时，他被告知谣言是受到宪法保护的言论。

虚假消息——即精心包装、看似来自严肃新闻网站的“主动误导”——对民主制度构成了严重威胁。还有一些不那么荒谬的例子，其中包括以色列国防部长核威胁的虚假报告 ，误导其巴基斯坦同行转发了这份报告，并警告以色列巴基斯坦同样是有核国。

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大选刚刚结束时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承认了谣言对民主自由的威胁。无论假新闻是否导致克林顿在总统大选中落败，它显然可以导致候选人选举失利，并破坏国际关系。谣言也违背了民主体制赖以存在的一个基本前提：即选民可以在完全知情的情况下选择候选人。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应制定任何法律...限制言论或新闻自由……”。到1919年，最高法院对上述条款的解释已经树立了国会只有在构成“明确且现实威胁”的情况下才能对言论进行限制的原则。

琼斯对克林顿的言论无疑涉及诽谤，她可以对他提出民事诉讼；但那种方法注定耗时、昂贵，法院审理很有可能要历时数年才能完成。无论如何，民事诽谤诉讼仅对那些有财力支付判决赔偿的人才有效。在大选期间指责一位美国总统候选人亲手杀害儿童绝非小事，而民事诽谤法没有提供任何充分的补救。辛格问道，在互联网时代里，法律的钟摆再次回归刑事诽谤罪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

2017欧洲左翼的希望在哪？

近日，约翰•劳埃德在《金融时报》发表文章总结了欧洲从左到右的政治处境。

在欧洲，那些当初把欧盟视作资本主义俱乐部的温和左翼人士，如今对这个集团的热情比右翼人士还要高涨，而自由派始终支持欧盟。这两派都被欧盟创始人让欧洲再也不可能爆发战争的目标所鼓动，并都心怀建立一个欧洲联邦国家的梦想。欧盟成员国领导人仍在援引这一目标，不过，这与其说是一个紧迫事项，不如说是一个柏拉图式的理想，经常挂在嘴上，却不付诸实施。较轻程度的金融一体化被认为在经济上是必需的——但在竞选时会葬送获胜希望。

国际主义——左翼、甚至温和派的始终如一的承诺——在过去十年遭受了最严重的打击。欧盟的劳动力必须具有与资本同样大的流动性的规则，加上大量难民对欧洲富裕福利国家造成的压力，成为了极右势力最好的招聘工具。包括工党和德国左派党领导人在内，那些认为继续大规模移民没有问题的人，在选举中尝到了恶果。托尼•布莱尔的工党政府接受了来自东欧的欧盟新成员国的数十万工人，事后看来，这一决定可能要对不满情绪加剧负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尝试坚持国际主义立场的社会主义者看到，国际主义面对军国主义式爱国主义时土崩瓦解了。今天，面对渴望居所、工作岗位和社会支持的贫困移民猛增，国际主义中的幸存部分也崩溃了。

这导致许多评论人士得出结论：自由主义和左翼已完蛋了。作者认为事实并非如此。

左翼正在寻求赢回被民粹主义者占领的阵地。例如，学者约翰•米尔班克(John Milbank)和阿德里安•帕布斯特(Adrian Pabst)在他们合著的近作《美德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Virtue)中主张“更大的经济正义和社会互惠”——这是平等主义政策措施与更广泛的社会团结感的混合体。美国的自由主义者试图回归他们信条中类似的基本原则。

欧盟2017年必须直面以下几个问题：欧元疲软以及欧盟对紧缩的认同这两个相生相伴的问题，以及移民的大量流入。在法国、意大利、瑞典和荷兰，右翼民族主义政党构成着挑战，德国也面临同样的挑战（尽管程度要低得多）；此外，中欧的欧盟成员国坚决拒绝接收难民。上述两个情况都需要欧盟作出政治回应。否则，对移民的敌意和持续的高失业率（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将导致比我们迄今所看到的更严重的社会爆炸。

对大规模移民心存恐惧的国家，必须一方面理解驱使移民背井离乡的绝望，另一方面坚持以这样的方式回应：不是开放边境——大多数人拒绝这么做，而是如牛津大学(Oxford)发展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所说，坚持“这一道德共识，即我们确实有一定责任帮助更贫穷的社会……帮助的方式必须是为（这些社会）带去机会”。

温和左翼和自由派并没有放弃对旨在让自由社会保持自由、有益状态的想法和政策的信仰。作者认为2017年可能是发展这些想法和政策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