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南方谈话25周年：纪念南方谈话就要强调实干精神

25年前，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就一系列重大问题发表了讲话，也就是日后人们熟知的“南方谈话”。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深刻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经验，明确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了新阶段。

1992年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头版刊登了记者陈锡添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引发海内外巨大反响。由此，对于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讨论和学习，在全国大范围地铺开。

为什么要进行南方谈话？

在小平南方谈话见证人之一吴松营看来，一方面是因为邓小平看到中国当时有一种“左”的思潮，报纸、广播、电视连篇累牍重提阶级斗争，可能会改变中国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使得一部分人对改革开放担心或者反对，中国经济出现了整体下滑。

“这样一种大的背景，促使他要到南方来，尤其到深圳这一块他倡议办经济特区的地方来讲一讲。”吴松营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像邓小平自己到深圳之后所表达的意思一样——“我退下来之后，在重要关头，有话还是要讲的。”

改革开放的重要关头

“中国将向何处去？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和每一个中国人都在思考的问题。”吴松营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真情实录》一书中这样回忆小平第二次南方谈话的背景。

1992年，时任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松营被指定作为邓小平视察深圳的全程记录人。

他认为，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出现一种“左”的思潮，认为主要精力应该放到阶级斗争上，报纸、广播、电视连篇累牍重提阶级斗争；另外一个背景则是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使得一部分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担心或是反对，结果导致中国经济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整体下滑。

吴松营曾经梳理相关资料发现，1984年至198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五年平均增长率在10.8%，而1989年只增长3.9%，1990年也只增长5%，勉强达到中央要求。到1991年，3年间的年国内生产总值徘徊在1.5万亿元至2万亿元之间。

“经济一不好，就业问题、老百姓的生活问题、通货膨胀的问题，会影响整个社会稳定。”吴松营说，“小平同志站在全国、全党的历史高度看这些问题，肯定非常担心。他肯定担心挂念整个党、整个社会主义中国的安危问题。”

而深圳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在当时受到了重挫。

吴松营看到的是，外商撤资，工厂关门，大量打工仔、打工妹都返回老家，整个深圳冷冷清清，酒店入住率不到10%。

时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陈锡添认为，“1992年之前的几年，深圳的改革开放已经基本上停滞了。”

他在2012年接受东方早报采访时谈到，在小平南方谈话之前，姓“社”、姓“资”的争论很激烈，几乎是一个精神枷锁，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头脑。在这种情景下，深圳以前敢为天下先、敢冲敢闯的劲头都消失掉了。

在接到采访小平来深圳考察的采访任务时，陈锡添就意识到，这是对深圳支持的信号，对改革开放支持的信号。

“他有很多话要说”

1992年的1月19日上午，邓小平一行乘火车抵达深圳。刚在房间坐定，他就对陪同人员说，“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想到处去看看。”

吴松营在记录过程中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在1月20日视察深圳国贸大厦时，邓小平打断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的话，兴奋地抬起右手打了一个手势，大声地说：“是的，社会主义就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为老百姓办好事。”然后，老人家就像是“有所准备”那样，一句句、一个个问题地就国内外的重大事情发表意见。

在国贸大厦的视察，原本安排了半个小时时间，但吴松营对澎湃新闻回忆，小平同志差不多讲了整整一个小时的话。

“我们开始并不知道他会讲这么多、这么重要的话，中央办公厅跟广东省委、深圳市委的同志只是说要做好接待、安保工作。”吴松营说，“没想到，后来他到深圳以后，他说坐不住，要马上出去看看。我们就感觉到，他真的是很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关注深圳的发展，他有很多话要说。”

1992年的那次视察，邓小平发表的谈话涉及方方面面，单是吴松营整理的《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的谈话记录》就有一万三千多字。

小平的南方谈话内容，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

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要解放思想、勇于探索，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大胆地试验；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要抓住机会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发展快一点，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

吴松营认为，南方谈话离不开改革开放，离不开把经济建设作为整个党的工作重心，“他的主题就是讲，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一定要把经济作为我们整个党、整个国家工作的中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动摇。”

陈锡添曾经总结，南方谈话内容极其丰富，题材极其广泛，针对性和指导性很强，但他同时认为，其中有一条主线，“就是他在考虑中国怎么跻身世界强国之列，迅速地让中国走向繁荣富强，加速现代化的建设，加快走向繁荣富强的步伐，推动中国前进。”

“改革开放也是为了繁荣富强，人民富裕；抓经济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缩短跟发达国家的距离，也是为了国家富强，他的谈话，万变不离其宗，都围绕着这个主线。”陈锡添说。

“没有南方谈话就不会有深圳的今天”

“南方谈话后，我们在深圳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吴松营说。

让陈锡添印象深刻的一句话是，小平同志斩钉截铁地说，深圳姓“社”不姓“资”。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时候，还有人攻击深圳是‘租界’，新‘租界’，但是深圳还是往前闯，往前冲，就是姓‘社’、姓‘资’的争论一起，深圳的发展就停滞了。”

“你说，深圳姓‘社’不姓‘资’这句话说得多来劲啊！后来不得了了，真正深圳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还是在1992年以后。”陈锡添评价。

深圳对于邓小平而言，是极其特殊的。

1979年，根据邓小平倡议，中央决定在深圳等四个城市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改为经济特区。1984年、1992年，邓小平两次视察深圳，对特区的改革、探索给予支持和保护。

1984年1月，邓小平为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中国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长期关注珠三角发展的深圳市人大代表金心异告诉澎湃新闻，深圳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战略的一个经典案例，也是邓小平理论正确性的证明，证明了如果改革开放，我们国家的经济就会繁荣，我们国家的人民就可以得到好处。1984年的这番题词在任何时候都是证明。

金心异在深圳工作和生活了20年时间，他的结论是：“没有南方谈话就不会有深圳的今天。”

“全中国有两个地方各树了一个邓小平的雕像，其中一个在他的故乡四川广安，是他坐在藤椅上很休闲的一个雕像。另外一个就是在深圳的莲花山上，是一个昂山阔步挥着手的雕像。广安那个雕像更多是展现他生活的一面，而深圳雕像是一个政治符号，深圳民间经常讲邓小平在看着这个城市。这就是邓小平和深圳的关系。”他说。

不仅是对于深圳，在金心异看来，小平的南方谈话可以说把当时人们心头的乌云一下子吹散了，“很多人大喜过望，觉得中国的改革开放还是需要邓公这样一言九鼎的人，才能不至于迷失方向。”

“南方谈话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并在21世纪的头十年获得经济的高速增长，大部分地区迅速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些都由邓小平南方谈话奠定了基础。”

而吴松营指出，南方谈话还向海外释放了重要的信号，那就是中国还会继续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会有新的、大的发展。

一个例证便是，邓小平在深圳视察的简讯一经境外媒体播出，“香港的股票，包括其他像纽约、伦敦这些大股票市场的股票，全部都升得很厉害。”吴松营说，“这就是对于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一种积极反馈。”

深圳与香港

1981年来到深圳工作时，吴松营面临的现实是没水没电没路，自己还要开荒种菜。

三十几年间，深圳从一个边境小镇成长为现代化大都市。这让前美联社驻华记者刘香成感叹，深圳的成功是个“奇迹”。

在今年深圳“两会”期间，深圳市委书记、市长许勤作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时介绍，初步核算，深圳市2016年生产总值超过1.93万亿元，同比增长9%左右。

作为市人大代表的金心异也在深圳“两会”上表示，“这两年，深圳经济增长成绩单十分亮丽，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均保持高增长，科技创新模式和环境在全国一枝独秀，尤其是华为、腾讯等企业业绩骄人，很给深圳长脸。”

回想25年前，深圳的目标是要打造成“社会主义的香港”。

1992年1月20日，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曾向邓小平汇报工作时说道，深圳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把深圳打造成“社会主义的香港”。

邓小平对李灏说，你们要把深圳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香港”，是好事。希望你们带个好头。

吴松营说，25年后，无论是经济总量、发展速度还是生活水平，深圳都已经超过了香港。

在金心异看来，香港在治理方面的成就依然值得深圳借鉴。

金心异告诉澎湃新闻，“城市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而是政府、社会、企业这三者之间共谋的结果，这三者之间不是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而是一种伙伴关系。”

他认为，深圳和广州是目前国内城市治理水平相对较高的，因为政府是以一种相对比较谦卑的心态来跟企业合作，跟社会合作，共同解决社会问题，促进整个城市社会发展。

“未来国内城市竞争力不仅取决于城市管理水平，更取决于城市治理水平。”

金心异的观点是，深圳如果想要进一步奠定城市竞争力优势，应当在上世纪80年代优先于全国其他城市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下，进一步建立一个比较好的城市治理结构。

力挽狂澜

回忆起25年前的南方谈话，金心异说，邓小平是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以南方谈话的方式“力挽狂澜”。

陈锡添则感慨，“他88岁高龄了，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改革开放的潮流滚滚向前，不要停滞，如果停滞了，他的心血白费了，而且也只有他，才能够力挽狂澜，别人不行。”

他分析，同样的话，只能邓小平来讲，要是别人来讲，没用。

“小平同志在长期革命战争和建设的岁月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德高望重，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有着非常崇高的威望，这是其一；其二，他的讲话高瞻远瞩，指导性强，针对性强，又非常正确，正因为如此，他的谈话才能够发挥巨大的威力。”陈锡添说。

25年后，邓小平南方谈话依然值得回味。

吴松营曾表示，自己写作《邓小平南方谈话真情实录》一书的最大意义，就是通过回忆那一段历史，学习小平同志的谈话，唤起人们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敢闯敢干的精神。

他认为，纪念南方谈话很重要一点，是一定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动摇”。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确立了并始终坚持适合中国国情和顺应世界潮流的基本路线，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吴松营说，强调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同时，一定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定要改革开放，“现在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方向。”

他还谈到，深圳正是有一批真正的开拓者、开荒者埋头苦干、脚踏实地，才能打下一个好的基础，纪念南方谈话就要强调实干精神。

“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里面反复地讲，会议太多、讲话太长没有用，一定要做实事。现在也一样，不能够光说拥护，实际上没干实事。”吴松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