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专稿｜七十年前参与“中航”空难客机调查

我再不讲出来就永远没人知道了！

我是1946年中航139号客机空难失事者陶少松夫妇的直系亲属，同时又是1947年到达失事地搜寻的三个亲历者之一。我和我的阿姐陶秀英（96 岁）始终心系四川峨边，有一个叫“团岩”的地方——那里是我父母享年49 岁生命的终止地。

噩耗传来如霹雳

陶少松（1897—1946）字器良，是我父亲，他学贯中西，香港拔粹书院、圣士提范书院及香港大学受业，继复赴美入芝城工学院深造，为中国的铁路、金融建设都做出过重要贡献。

他学成归国，在广州开设进出口业商行。早年加入同盟会，助革命党人，与后任国民政府农工部长的马超俊和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的吴铁城等人过从甚密。倒袁时遭通缉，后逃亡日本约一年。1928 年，他在南京应铁道部长孙科之聘，任铁道部顾问兼翻译，与英人康德黎的季子（时任铁道部专家），一起遍访中国铁路，建树良多，以应战时之需。后被派赴东北，调查“九一八”事变真相等。抗战时期，他任中国银行重庆分行副理，主管人事。

抗战胜利后，东南复员，百废待举，我父亲陶少松奉调沪行，从重庆到上海接任上海中国银行副经理职务。当时我们子女亲戚家佣水陆并行，先期回上海，安置于上海“中行别业”，等候父母到来。收到电报，得知父母于民国三十五年三月十九日即1946年3月19日由重庆同乘中航第139 号飞机来上海。一家人终于可以团聚，共享天伦。

当天我们姐弟相携来到上海龙华机场，仰首蓝天，恭候父母凯旋——岂意久待竟无确息，旋闻该机已在中途失踪，云衢铩羽，噩耗传来，犹如晴天霹雳。从此与父母阴阳两隔，我们痛不欲生。

民航和家属开始到处寻找，多方设法，在重庆朝东朝南朝北方向搜寻，开始只在广西、湖北、安徽境内找踪影，根本没有想到西面，从反方向去考虑。一天天的守候，终无确切的消息。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陪都新运模范区总干事赵祥初受蒙难者的家属章楚先生之托，负责在渝与中航公司接洽寻机的事。行辕曾令饬川、鄂两省五十余县协助寻机，各县长均具结负责办理，但无发现。

虽从各方面来的线索，众说纷纭，但有一点相对集中，是在四川峨边寻获该机。

归纳下来，从时间上看，有一种说法是：于当年夏天，空军总部派人往峨边县寻觅美军失事飞机时发现；另一种说法是：秋天，9 月接获沙坪乡乡民代表葛朝威之报告，始将该机找到。葛朝威之报告又称：此时山顶上尸骨狼藉，且有死者头发及中央银行交通银行账本，与中央日报等残物。而中国航空公司调查则说死者尸骨为鸟兽食尽，均已无存。

中航公司139 号坠机被难乘客家属重庆筹备处派赴失事地点调查的鲜继武，持不同意见，赴团岩山上察看，行抵山脚，突遇大风雨，遂亦折返。

虽然搜寻范围已锁定团岩，但几方调查人员均未亲到坠机现场，情况还是不清楚。当局长时间的推诿扯皮、极不负责任的情状，由此可见一斑。

随着时间推移，我失望的心绪弥漫开来。其他怨愤的家属们邀请史良大律师与民航打起官司。史良代表被难家属善后筹备处与中国航空公司交涉，迫于法律和社会舆论的压力，该公司已同意与家属方面共同派人，再行前往坠机地点实际视察，并收遇难乘客骸骨，负责将死者骸骨运回，择地合葬，则死者可安，生者亦可慰矣。

美钞糊墙露端倪

回想1946年3 月22日披露戴笠空难事件当天，《申报》还报道了中国航空公司第139 号飞机失踪的消息。该机于3月19日上午7时整，加足450加仑汽油自重庆东飞，开始尚循例以无线电与公司联络，到8时整，无线电联络突然中断，遍搜不到，想来已经遇难。该机乘客共30人，包括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陶器良、行政院善救总署振恤厅潘厅长一家六口等。著名建筑师贝聿铭之父、中央银行总裁贝淞荪（祖贻）因临时改乘他机而避开一劫。

1946 年，中国空难频发，堪称中国民航史上最具悲剧色彩的一年。从年初到年尾，空难消息几乎没有断过，计有十二架次蒙难！年初，宋子文差一点遇险，在3月19日之前， 3 月17日的戴笠失事，后有4月8日的叶挺、王若飞蒙难等。139号飞机坠落四川峨边团岩，飞机为美国空军货物运输机C-47型改装，机上两名美国飞行员是中尉亨勒米和纳迪，译员李昌杰，还有对面对座位上的乘客三十多名全部遇难。

空难不断，也导致各种谣言纷起，有些说法迄今仍有信众。然而回归到事实本身，当时业内盘点空难频发原因，归之于四个因素：天气的变化无常、机场设备的不到位、航空人员的过失以及飞机本身的故障。

那么，139号飞机失事又是怎样的情况？从重庆飞往上海，方向是由西至东，为何却反方向飞到西南的川康边境峨边团岩呢？

当时民航公司据气象等诸多情况分析，说：飞机途经三峡巫山时，突然遭到冰雹袭击，摧毁了无线电导航系统，美籍飞行员无法向前飞行，为了安全起见，飞行员凭经验，折返重庆，重庆机场的指挥塔都听到了飞机盘旋的声音，不巧重庆大雾不能降落，凭罗盘改飞成都，岂料罗盘的差错，飞往峨边，撞到了团岩的山上。据此，全国登报悬赏寻找尚锁在云雾山中的飞机，团岩山下乡民流传出的飞机遗留物，引起人们的注意。原来在峨边县有一个汉族货郎担到这里彝区做买卖，看到彝人家中花纸糊在墙上，竟然是大量美金铺成，与外界隔绝的彝人显然不识此物，货郎巧言调得美金，回客栈泡去浆糊晾晒，准备带到成都兑现可发笔横财，不料隔墙有眼，被邻居看出蹊跷，要求分赃，未果，引起纠纷报官裁决。盘问后得知，美钞为从天而降。于是当局为搞清真相，派人打探，发现在团岩

山上有坠落的飞机，与报纸上说的情况吻合。

后据当地人说：彝人从山顶搬下山来的机上行李什物，花了半月时间才运完。并风闻机上有黄金美钞甚多，彝人分配不均，互相斗殴，为汉人所见，上前调解。原在山脚下的一个彝村，就因为此事，现已另迁他处，因为恐怕有人讨追赃物。

找到残骸长跪拜

中航139号空难客机调查团终于启程，我和蒙难家属代表章楚、中国银行总行储蓄部经理董孝逸之子董振炎，先飞到成都，坐汽车到乐山，再坐滑竿到团岩，攀援上到山顶失事地，寻访到亲人的遗骨（难以辨认）和遗物的时候，已经距离事发时间约过去了一年零五个月了。

记得经过2个多小时的跋涉，调查团终于从海拔500米的县城上到海拔2100余米的山前杨河乡。在登山前，我们借住在一户汉族人家，此人是当地的乡长，养了一只硕大的狗熊。住了三天，等待与彝区的彝人商谈进山事宜，结果为出钱才得以放行。乡长派熟悉当地地形且谙彝族语言的汉人，作为我们的领队，当地的保安武装护送我们前往。

1947年8月的一个早晨，许多乡民还在睡梦中，我们一行身着行装、背着背包、带着照相机的人和武装军警一队荷枪实弹从峨边县向毛萍镇走去，穿过小镇，沿着穆家村道继续前行。沿途确实没有固定道路，只见树林一片又一片，但并不茂盛，爬山数小时不见一人。正如所说是无人区。行至中午时分，突然听见铁器敲击声，由远至近，连同回声，在群山回响。领队奔向发声处查问原因，始知系有一族“生彝”，认为飞机残骸的铝合金片是银子，正敲击弄碎准备取走。领队向前喊话，说明我们的来意，对方不仅不接受，反而开枪射击，我们被迫还击，伴随枪声震动，山上下起雨来。我穿着为盟军当翻译官的美式军服，脚蹬皮靴，躲在一块大石旁，突然在我面前树林中有一人奔下山去，并大叫“鸡婆地”，我并不懂彝语，询问身旁的翻译，他说是“活捉”的意思，真把我们吓了一跳。

我们的军警开枪驱赶对方，一阵枪声响过，硝烟慢慢散去。领队用望远镜观察后，才叫我们快上到山顶。上去一看，现场零乱不堪已绝非原貌哉！

终于，日思夜想的父母坐的飞机就在眼前，只见飞机一头撞在团岩半山上，右机翼插在山坡上，左边机翼捅在岩边，机尾倒插在平坡上，印有139字样的机号仍清晰可见，飞机没有焚烧的痕迹，估计是油尽撞山而未焚烧，机身内似被搬动过，估计一年来被人多次掠取财物，已无多少物品留存，只有骨骸遍地，十分凄凉。在这种环境下，就是失事时，可怜的生还者也不能得到应有救助，要被饿、冻和野兽侵袭而亡啊！我亲眼看见一只穿着草绿色羊毛袜的小腿和脚，脚上有金黄色的毛，似是飞行员（美国人）的骸体，但为何只剩一只小腿和脚，时隔一年尚未腐烂，许多疑团，至今不解。

本来我们计划要在现场露宿一宵，有充分时间收拾和清理一些东西，但为防一些彝人纠结人马上山找茬，临时决定停留三小时后撤离，“据鲜继武所得报告，团岩附近共有彝人四万余人（包括大凉山一带），机枪一二百挺，武力雄厚，境内遍种鸦片，中航人员前往时，适值鸦片收割之后，还有办法进去，否则彝人戒备更严，进去危险更大”。

时间太匆促了，我们只能将散落在飞机附近的骨骸，杂物匆匆收拾，据说岩下还有尸骨，已来不及下岩去捡取。说也奇怪，正当我们准备撤离时，在那漫山遍野、纷乱不堪的现场，你不得不相信心灵感应，我脚下突然踢到父亲工作时使用过的刻有“陶器良”字样的小型象牙图章，不远处又拾得母亲平时使用的白底红花赛璐珞制作的半边粉盒，以及家里常用的一个“西”字麻将牌。真是上天有眼，让我获得了父母的珍贵遗物。其他蒙难者的家属大概也找到了一些亲人的遗物，竟扑倒在地拜跪不起。不久，我们一行人随队匆匆撤退下山了。

回忆这段经历，当时有文字记载：“昌即亲历蛮荒，深入川西峨边县团岩之彝区，果见该机残骸，惟以历时过久，遗体腐化零乱衣物无存，无从辨认，只得含泪奉各被难人白骨三箱而归，合葬于上海虹桥公墓，并检获先府君之私章乙枚与先妣之粉盒盖乙片，什袭珍藏，借志永念。”

我们将拾得的骨骸，与其他物品用油布包成八大包，带回上海合葬于虹桥公墓。墓碑设计有尖顶的塔柱，前有放置献花的盆式底座，墓穴平放在草地上，镌刻蒙难者的姓名。中航公司、中国银行和被难家属为遗骸遗物举行了集体安葬仪式。先辈们回到本来属于他们的上海，安息长眠在这里。

据说现在峨边县查得当时民国三十六年八月二日（1947 年8 月2 日）电文。当时任四川省第五行政督察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刘仁庵发电给县长何正明，要求协助并具报为要。

设坛祭奠慰先人

时局动荡，我们失去父母也失去了保障。父母生前派人从水路运来的多个箱子，至上海后我们打开一看已空空如也。我们姐弟四人先失双亲，再丢财物，顿时变得一无所有，只有垂泪面对父亲上飞机前发出的信笺。这是我姐保存的父亲最后的遗墨。娟秀的字迹，记录了老人家当时的预感，信中计有八笔款项作了交代：

秀英：今日飞机仍无消息，闻最近两日天气关系，渝沪机停开两班，或者因此我之行期又须延后两班……我写给汝知，万一不测，俾使接洽……有备无患专此字谕，即问日祺！父少松字 三月十五日

中国银行治丧委员会为家属拟就讣告，写出我作为长子的悲痛万状的心情：“昌等遭此惨变，顿失怙恃，更以灵魂未归，诚百身之莫赎。呜呼痛哉！稚幼无知，于先府君先妣之嘉言懿行未克继述，仅就记忆所及，举其荦荦大者泣陈于长者之前。”

飞机失事蒙难之后，我们在静安寺设坛祭奠先人，当时政府要人孙科、吴铁城、张发奎、马超俊、梁寒操、张嘉璈、宋汉章（中行总经理）和徐维明（时任中国银行重庆银行总经理）、孙祖瑞等，都为父母题写挽联，给予父亲高度评价。

这本由香港亲戚提供的讣告集，本来在大陆有多本，后都自毁遗失，现仅存原件孤本，文中记录了父辈的经历，从中可以看到中国银行在抗战以及更早时期的一段历史。2002年贤婿陈发奎扫描原件，再加上家属留存的照片，出了纪念册，他还对讣告全文做了断句注释。

说完以上这些话，我如释重负，耄耋之年，又复何求？告慰先人，勉励后代，只希望在有生之年心灵得到安慰。期望海内外知情者都来关注，期望当地研究地方志的同志收集更详尽的资料，进一步解密139号空难的真相，寻到当时第一发现的人，当时可有负伤、生还之人？现场还有什么目击者的描述？我们去过后还有什么故事发生？七十年过去了，一切不存在追责，如有信物更为重要。

感谢峨边自治县媒体记者王永春先生、沐川县实验小学王琼老师和峨边县地方志办公室苟长征先生的协助调查。

（口述者曾任中国国际财务有限公司中方董事副总经理, 撰稿者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少儿美术艺委会学术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美术教师。)

文章来源：《世纪》2016年第6期，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世纪》是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上海市文史研究馆联合主办的综合性文史双月刊。本文责编：张鑫。